為什麼天龍人要住在「中國地圖」裡?台北有條被遺忘的「中正路」

為什麼天龍人要住在「中國地圖」裡?台北有條被遺忘的「中正路」
Photo Credit:關鍵評論網 林奕甫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北市路名有大量的中國元素,一直被認為是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後的「心懷故土」之舉。但出現這些路名的初衷,或許並非完全是為了緬懷失去的中國江山。

文:羅元祺|圖表設計、資料分析:林奕甫

南京東路、長安西路、杭州南路、重慶北路,若你住在台北,有注意到每天通勤走了幾趟「大江南北」嗎?台北市有非常多的道路以中國地名來稱呼,但是大稻埕最知名的「迪化」街、行天宮旁的「松江」路,卻不存在今日的中國地圖上。

說到台北市知名度最高的馬路,大概就是被動力火車唱到人人都會走九遍的「忠孝東路」,但你知道忠孝東路以前根本不在地圖上嗎?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忠孝西路長度只有忠孝東路的十分之一左右呢?

台北市道路的名稱與演變,就是一部台北的城市發展史,不但能看見台北都市計劃的痕跡,還能一窺屬於這座城市的老故事。

破除日本統治觀念,台北市路名大變革

台北市路名有大量的中國元素,一直被認為是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後的「心懷故土」之舉。即便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結果」是如此,但出現這些路名的初衷,或許並非完全是為了緬懷失去的中國江山。

1945年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公署)作為台灣最高的行政機構,下令「破除日本統治觀念」,其中一招就是該年11月17日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以下簡稱《改正辦法》),把具有濃厚日本色彩的「町」改成路街。

在《改正辦法》的條文中,有四項命名原則:

  1. 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如中華路、信義路、和平路等是。
  2. 宣傳三民主義者︰如三民路、民權路、民族路、民生路等是。
  3. 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如中山路、中正路等是。
  4. 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

所以在1946年就把很多街道恢復成清代的名稱,例如東門街(今中山南路)、撫臺街(今延平南路),並依照當時城市地標或方位來命名街道,並未使用中國地名。

1946年台北市街道改正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6年6月28日,頁818│Photo Credit: 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公有領域

以台灣地理或當時台灣人的習慣來看,中國地名其實非常陌生,為何後來會出現大量這類名稱的道路呢?

這一切,要從一位上海來的建築師談起,他叫做鄭定邦。

道路命名「中國化」,鄭定邦的上海經驗

鄭定邦在1946年被調派為公署民政處的代理技正,被賦予重新命名台北市道路的重責大任,但命名方式這麼多,為何他會想到用中國地名呢?這就必須談到他最熟悉的上海。

上海是近代中國重要的都市之一,因為1842年中國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的五口通商,上海就是其中之一,此後英、法、美三國在上海劃定租界,租界內事務中國逐漸無權過問,由列強自行作主。

1862年,英美租界決定在隔年合併,但雙方對於租界內的道路命名意見不合,最後由英國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訂定《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南北向街道用中國省名、東西向則是中國的城市名稱,但順序與實際地理位置無關。

來自上海的鄭定邦,就依照這套方式,在1947年完成台北市街道的更名。目前我們所見的重慶南北路、昆明路、金華街等,都是在此時更名。除此之外,還有強調品德教育的宣導式名詞,例如信義路、大同路、博愛路等。所以道路更改為中國地名的時間點,其實還沒到國民政府全面來台的1949年。

1947年台北市街道改正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7年1月15日,頁160│Photo Credit: 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公有領域

不過,既然已恢復成清代路名「去日本化」,為何公署又要請鄭定邦把道路「改名」為中國地名?有一種說法是因228事件,國民政府認為台灣人缺乏「祖國意識」,所以才把中國地圖以道路的方式嵌入台北市。

不過比對相關法令的公告時間,1945年11月17公署公告《改正辦法》,1946年6月26日鄭定邦被命為民政處代理技正,1947年1月15至17日陸續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公布「台北市新舊路名對照表」,這些時間點都在1947年228事件爆發之前。

雖然在目前公開的官方檔案中,尚不知為何公署要求鄭定邦把路名「中國化」,但可以確定的是與228事件無直接關係。

台北市道路,宛若一張中國地圖

若比對上海的道路名稱,可發現台北市的中國地名道路相當有規律,就是依照實際的地理方位命名,而地圖的中心點,就坐落在當時的公署。

公署即是今日的行政院,位在忠孝東路與中山北路口,以此為中心將台北市分成四大象限,中國地名道路幾乎吻合該地名在中國地圖上的實際方位。例如「寧夏」路、「太原」路這些西北地區的地名,就位在公署西北方的大同區;「長春」路、「吉林」路這些東北地名,就位在中山區;「桂林」路、「西藏」路等地名,也很實際在台北市西南隅的萬華區。

這兩條以公署為中心點的軸線,隱約與當時中國的隴海鐵路平漢鐵路相對應,這些道路地名的分布,原則上也符合兩條鐵路實際分割的四塊區域。(下圖為示意圖,非台北市中國地名道路全貌,完整統計可參考這裡。)

台北中國比較-3

不過有少數幾個不存在於現今中國地圖上的路名,例如「迪化」街就是現在新疆的烏魯木齊,「庫倫」街則是已獨立的外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舊稱,「歸綏」街是改名前的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合江」街、「松江」路比較特別,是過去東北省份的名稱,以前中國東北有九省,並非現今的三省。

中國路名擠在西區,台北的天空原來沒這麼大

若仔細看看中國地名的道路地圖,可發現非常集中在台北市西區,其他地方的分布並不多,而且還有「西路小、東路大」的怪現象。

這點是鄭定邦在進行都市規劃時沒有留心的問題,當時台北市的東部邊界大抵就在今日建國南、北路,若以這個距離換算,公署所在的位置確實是中心點。

日本在1932年所規劃的「台北市區計畫街路並公園圖」,可看見幾條主要紅色幹道已出現在圖中,早已將東區納入都市計畫的視野之中。因此鄭定邦在規劃道路時,並沒有參考日本1932年所做的都市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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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臺北市區計畫街路並公園圖│Photo Credit: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