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結構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一）：無處不在的權力

作者︰豬文

傳統的無政府主義

1872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亦即第一國際，投票決議將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巴枯寧（Mikhail Bakunin）逐出協會。巴枯寧與馬克思（Karl Marx）正式決裂。

對於革命是一回怎樣的事，巴枯寧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有根本分歧。就馬克思而言，革命的當前目標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體。唯有在工人成功奪取國家的權力之後，才需要處理新建立起來的權力。

但對巴枯寧來說，國家以至權力本身，正正是最核心的問題。問題不在於是由誰專政，不在於究竟是由資產階級，抑或無產階級掌握權力，而是關乎「權力集中在某些人身上」這件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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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的核心想法，便是要拒絕一切代表，不能讓權力掌握在他人手上。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每當你放棄自己的權力，讓其他人代表自己的時候，便意味着他人有權為你作決定。而這些決定必然會造成壓迫，因為這些決定最終只會有利於決策者。國家便是這種壓迫的典型︰一小撮掌握權力者決定了群眾的生活。

所以，對無政府主義來說，解放不在於讓某群體專政或者充公一切生產資料（這是馬克思的想法），而是每個人奪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權力，為自己發聲，代表自己，建立所有人在政治權力上沒有差異的社會（篇幅所限，無法多解釋傳統無政府主義的理想社會圖像）。

簡言之，按傳統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解，權力都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壓迫；相對地，革命則應該由下而上、自發地推翻一切權力的活動，而不是由任何「代表」——工會也好、共產黨也好——「帶領」工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1]

權力

「權力無處不在，不是因為它包攬一切，而是因為它隨處洐生。」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如是說。

後結構主義雖然承繼了無政府主義拒絕一切代表的核心想法，但他們對權力，以至於革命的理解都大為不同。其中最關鍵的是，後結構主義已不再用上述這種上下截然二分的圖像去理解權力與個體之間的關係。

無論在傳統無政府主義者，抑或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眼中，社會都像一棵大樹，有枝葉，也有一個可辨析的根本結構。這個根本結構是權力核心，也是一切對個體的壓迫、社會問題的源頭。馬克思說這棵大樹的根便是社會的政經結構、人們的生產模式；巴枯寧則說那是國家體制。若然你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何以會出現壓迫，他總會說是因為社會的政經結構，資本家壟斷了社會的生產資料；若你問一個傳統無政府主義者的話，他則會說是因為那個宣稱代表着你、掌握着權力的團體。

但對後結構主義來說，社會並不是一個由根本結構繁洐出來的整體，而是各種雜多、殊別的行為、關係、事件所交織而成的集合。權力就在這些殊別與雜多的東西當中產生︰權力不再是這些東西的「根」，或者存在於這些東西之「上」。

Image: Various Network Dispositions, courtesy of Keller Easterling.

那麼，為甚麼壓迫會出現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呢？並不是因為在我們對面有一個龐大的終極大魔頭（資本主義或者國家），把手伸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是因為我們生活每一個部分、每一個舉動、與他人建立的每一種特殊的關係，本來就會洐生出權力。在這個細節當中，本來就有可能造成壓迫。^[2]權力不在個體之「上」或「外」，權力就在個體的生活當中。

傅柯在《性史》中總結出權力的幾個特點︰第一，權力在數之不盡的「點」裡出現；第二，權力關係並不是眾多關係之外的一種獨立關係，沒有一種叫「壓迫—被壓迫」的關係，只有「父—子」、「男朋友—女朋友」、「老師—學生」等等這些殊別的關係當中洐生出來的壓迫；第三，沒有一種對立，如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巴枯寧所說的「統治者—被統治者」，能夠作為一切權力關係的根源。^[3]

因此，傅柯說他作為一個哲學家，不能提供關於權力的理論，他只有權力的分析。因為權力根本就沒有所謂跨越時空的本質，所以不可能有在所有時空都有效的理論可解釋權力。巴枯寧以為研究國家就是研究權力本身，但其實根本無所謂權力本身。要研究權力，我們只能回到那些殊別的行為、關係與事件，例如回到研究監獄的設計、精神病院的運作等等。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殊別的東西都不是「無故從石頭中突然爆出來」的東西，它們都是歷史的產物。因此，我們要研究權力，即是要研究這些殊別的東西究竟從何而來——它們的歷史。這種研究的方法，其實也就是承襲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系譜學（gene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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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譜學

系譜學是一種歷史研究，它不問某個對象是甚麼，而是某個對象「如何走出來」。例如尼采自己的道德系譜學，便不如分析哲學家般抽空歷史脈絡去探討「道德（的本質）是甚麼」，卻梳理道德觀念與系統於社會上的具體演變，追溯「（現存的）道德從何而來」。但不是所有歷史研究都是系譜學研究，系譜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在追溯事物從何而來時，並不先驗地預設歷史有能夠解釋一切的普遍框架。按後結構主義者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用語，它不是一種把所有殊別事物安置在一個「大故事」（grand narrative）之中去解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