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鞭刑」反映社會集體召喚暴力的傾向

文：嚴象胥

近日因酒駕肇事的案件，再度掀起大眾對於加重刑罰的呼籲，啟用鞭刑的聲音，再次浮現於台灣社會。鞭刑這種全球目前只剩新加坡與部分回教國家還持續執行的身體性刑罰，是台灣出現重大刑事、社會案件，大眾警覺社會正陷入某種「失序狀態」時，就會想起的關鍵詞。

各網路平台上的留言，反映了多數民眾對鞭刑之於懲治罪犯與重建秩序的期待。這種對於身體性刑罰的「熱烈盼望」，點出人們對於屢次發生刑事案件的社會環境，已是高度的不滿、不安。然而，破壞秩序的酒駕、性侵犯固然可惡，惟人們對鞭刑的聲聲呼喚，反映出社會集體召喚暴力的傾向，亦值得我們注意。

誠如藝人吳宗憲對鞭刑「或許不文明，但很有效」的看法，此種身體性刑罰的暴力，確實與人類社會文明化進程，弔詭共存。正如社會學者埃利亞斯指出，近代歐洲世界，逐步收束社會各處對人或物的暴行，建構起一套相近的行為舉止、心裡判斷和感官準則。其雖是用以排斥甚至禁止暴力，但暴力仍然存在。

在西方國家「文明化的進程」中，暴力被放入另一被許可的場域，如騎士制度或是逐漸發展形成的運動競技，人們可於此些場域揮灑自己的暴力、侵略性。又像史家彼得・ 蓋伊描寫，維多利亞時代的布爾喬亞階層，也是生活在一個普遍體認人性的暴力、侵略性，也試著將其控制在官方許可與己身良知認同的界線內。

同樣的，近代明清社會的常民，也是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經驗的感官世界。明清之際的各類史書、小說、圖像創造一個用繪畫與傳抄各類暴力的空間。從文字、圖像到實然的生活世界，暴力皆是宣流於其中。顯然，不同地域的社會裏頭，都存在一個「允許暴力的空間」，隨著文明發展的進程，人類揮使暴力的方式、目標與場域，也隨之限縮和變換。

暴力與人類社會的共存，與文明秩序的建制和維持，緊密關聯。如另位社會學者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的看法，兩者的聯結，是一種悖論性的存在：人群因恐懼暴力而嘗試建構秩序，而秩序又引發新的恐懼和暴力。

前者的關聯較容易理解，是涉及了國家如何收束常民社會的暴力，從而建構起僅屬於公權力能執行，具有一定範圍、程度歸限的暴力。其象徵通常就是法律條文為各種罪責設計的刑度。後者的關聯，即牽涉「秩序」的內涵及運作原則。究其實，「秩序」不僅意味著被常民放棄的暴力，更是通過排除異質性存在以建立同一的規格。於是，人們為了消解暴力的威脅，希冀國家統治者建立一定程度的秩序、規範。然而，往往在排除異質、建置看似安全、舒適的同一性時，卻又必須仰賴官方擴充限度的暴力，為其實踐的工具。秩序的「計劃」和「運作」，將人類帶入暴力的無限擴張中。

作為統治者仰賴的工具，暴力帶給人們的恐懼，是建築在將肉體物化，且讓觀看者獲得安全感的基礎上。這分成兩個層次。首先，通過各種物理方式對肉體的擊打，暴力物化了人類的身體，使之從「人」消解為「僅僅是」一軀叫喊、受苦和恐懼的集合體。先物化再破壞的方式，在身體上留下暴力的痕跡，銘刻了恐懼的多重記憶。觀眾則透過這種恐懼感，讓自己的心情產生雙重波動。

如傳統時代公開處刑的場景，場下群眾在觀賞身體性刑罰所展露的暴力，一方面是感受過程透露的恐懼，另方面則是在享受自己的安全感。這雙重的感覺，在觀者與受刑者之間建築了一道無可跨越的鴻溝，區隔我者與他者。就像鞭刑所展顯的，是以暴力懲罰和阻絕犯罪者。更甚者，在部分回教國家裡，公開施刑的做法，更是將受刑者置放於「社會刑罰」的場域。將犯人與刑罰的過程推出監獄藩籬，在眾目睽睽下毀壞犯人的肉體，藉此建立邪惡與安全的界線。統治者賦予的暴力與恐懼，即隔離了受刑者與觀看者，重整了瀕於危亂的社會秩序。[1]

人們對於社會秩序的呼求，是否隱隱然造成更深層亦或是赤裸的暴力？這個問題意在提醒我們，暴力恐怕無法完全被抹去，它僅是被限制在特定場域中，轉化為被規制的形式，留存於那個「允許暴力的空間」。這個空間界線的建立，實則映顯了文明化進程的成果。

對於人類社會的穩定、規則與同一性的要求固然重要；然而，為重建安全有序的社會，我們是否在這個良善要求的前提下，通過對暴力的召喚，逾越、破壞了原本建構起的文明界線？這個問題，或許是近日再三呼求設置鞭刑的社會大眾，應該多加思考的。

我悲觀地認為，當越來越多人開始將社會秩序與暴力性刑罰放置在天秤上秤量時，文明的界線或許已經開始崩解。而「允許暴力的空間」場域得若擴張，能否迎來安全無虞的「秩序」？從暴力與文明秩序競爭的長遠歷史來看，我也沒辦法如此樂觀。

註解

[1 ]關於暴力、秩序建構、恐懼與觀者的論點，本文是參考渥夫剛．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著、邱慈貞譯，《暴力十二章》（臺北：玉山社，2006）。

本文經台灣教授協會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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