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燈塔船》導讀:跨性別與跨世代的創傷療癒

《黑水燈塔船》導讀:跨性別與跨世代的創傷療癒
Photo Credit: Colm Tóib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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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燈塔船》背景設定在同性戀除罪的九○年代初期,作者勇敢碰觸愛滋病議題,從個人、家庭到政治面去勾勒他心目中的當代愛爾蘭社會,也因此這本書在托賓歷年作品中有著最強烈卻最自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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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麗玲(台大外文系教授)

托賓完成於1999年的小說《黑水燈塔船》,雖以一位年僅27歲、罹患愛滋病三年、疾病已屆末期的狄克倫為核心人物,但小說更細寫由於男同志的罹病而牽扯出一家人祖、母、女三個世代之間二十年懸而未決的情結與衝突。小說採取第三代女兒海倫、也就是男同志狄克倫唯一的姊姊、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讀者透過她的見聞與回憶得知她與母親、母親與外婆有著世代傳承喪失男性親人的創傷,以及這三位女性即將面臨家中另一位男性親人、即狄克倫的病體將要逝去、正要發生的創痛,故小說除了直接呈現同志族群於九〇年代初愛爾蘭的處境外,更明顯是想藉機將傳統的母親與家庭角色做「酷兒」(queer)式的翻轉與「歪讀」(queering)。

愛爾蘭於一九九三年將同性戀除罪,《黑水燈塔船》剛好也將故事背景設定在同年(小說以賴瑞及其他男女同志受到當時愛爾蘭人權女總統瑪麗.羅賓森在總統府的接見、吸引大批媒體關注愛爾蘭即將更動法律,來暗示此重要事件),除了反映九〇年代承襲八〇年代愛滋病流行高峰的實況外,應該更是呼應並傳達愛爾蘭社會對即將緩步追上此股政治正確脈動的同志族群的新觀感。小說裡的同志主人翁平常獨自生活在都柏林,並與居住在歐洲其他大都市如布魯賽爾的同志朋友交好,所以,小說呈現的同志新景象是以(大)都會為中心的,也就是說,托賓這本小說與其他美國、歐洲同性質的LGBTQ(指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酷兒/性身份疑惑者)小說擁有相似的物質條件觀。

不過,有趣的是,托賓讓都會的新同志族群與愛爾蘭在這本小說以燈塔船為表象的海邊偏鄉背景產生衝撞,因為當主人翁狄克倫病重在都柏林入院治療時,他透過也是同志的密友保羅接洽大他三歲、平時疏於聯絡、也住在都柏林、擔任一所綜合中學校長的姊姊海倫,並表達他的遺願,希望能回到外婆臨黑水鎮、位在庫許鎮海邊的老屋,並與在另一城鎮(威克斯佛)獨居的母親重聚,還希望由姊姊海倫向她們宣布狄克倫患有愛滋病的消息。於是,小說便是藉由狄克倫與看顧他的兩位友人保羅與賴瑞之間並無血緣關係但卻情濃於血的友情,來對照狄克倫與海倫兩姊弟他們與原生家庭家人的隔閡。

例如,小說令人動容地描寫著保羅嫻熟地處理狄克倫因嘔吐、在床上腹瀉而需要更換衣褲、床單的需求,他獨攬此看護、甚至清潔的工作,連狄克倫的母親與姊姊也只能作壁上觀,目視保羅無微不至地照護狄克倫無助的病體。另外,保羅在與海倫分享他發覺自己同志身份認同的心路歷程時,提到他的同婚伴侶馮斯華曾說過欲領養狄克倫為他們的義子,在他們布魯賽爾的住家常準備一套睡衣提供狄克倫療癒情傷時過夜用,這些情節都是托賓利用同志族群建立另類的「家」與家人,藉之挑戰異性戀家庭結構的手法,職是,《黑水燈塔船》在此主題上的鋪陳與LGBTQ文學寫作的要旨若合符節。

雖然小說故事發生的年代為愛爾蘭剛通過同志除罪的一九九三年,但愛爾蘭人對同志接受的程度其實還非常有限,小說裡清楚地傳達即便在法律修改過的此時,愛爾蘭人風聞同志議題時,比聽到愛爾蘭共和軍(IRA)一向惡名昭彰的恐怖活動還令人畏懼的情形,這是當眾人坐在日暮時、逐漸暗去的客廳裡,賴瑞對著海倫及外婆陳述,他雖然想趁著社會觀感有所改善之際,意圖向母親出櫃,但無論如何話仍是說不出口,此時,他母親解讀兒子支支吾吾的狀態是他想加入愛爾蘭共和軍而不敢承認,賴瑞感慨的說「如果我真的加入愛爾蘭共和軍,至少我們還會有話可說,那會比較正常」,托賓此舉其實正式將恐同的議題與愛爾蘭恐怖主義劃上(令人錯愕但也無奈的)等號,也同時鋪陳同志=犯罪=他者這一連串等號背後所透露出的愛爾蘭國內政治與道德二層面複雜的問題性。

除了同志議題外,《黑水燈塔船》還鎖定愛爾蘭社會裡另一顯著的「他者」——女性。與其說《黑水燈塔船》是一部典型的LGBTQ小說,倒不如說它也是一部重省(愛爾蘭)「母親」角色的小說。小說利用海倫受弟弟之託,不得不與母親、外婆重聚,而逐漸披露貫穿在三代母女間一直無法言喻的創痛,面對創傷,海倫慣性反應就是沈默與噤聲,但由於弟弟與其同志友人另類替代家人的新連結,顛覆了性別與異性戀家庭結構的刻板印象而得到釋放。

原來,二十年前海倫母親莉莉需在都柏林看顧罹癌入院的丈夫,將不知情的兒女海倫與狄克倫安置在海邊外婆家達三、四月之久,但莉莉的丈夫終告不治,當莉莉再與兩個子女相聚已是在丈夫的喪禮中,海倫無法接受父親過世的事實,更心驚於母親在喪禮中「莊嚴而遙遠」、及「高傲」的姿態,從此與母親形同陌路,早早離開後來也被母親迅速賣掉的老家,獨自到都柏林求學及就業,就連與修夫結婚、生了兩個兒子,都與母親再無聯絡,獨居在另一城鎮、但本身也是職業婦女(她擔任威克斯佛電腦有限公司的執行長)的母親當然也從未見過女婿及外孫。

小說藉由照顧生病丈夫、但仍無從挽回丈夫性命的母親莉莉二十年後的告白,揭露在愛爾蘭文化裡女性普遍需承受的性別包袱。莉莉與其母親都是早年就喪夫的寡婦,莉莉最後終於對海倫坦承,當她從都柏林回到一家人位在安尼斯科息的舊居時,因她無力保住丈夫性命而感到內疚、且因自己成為失敗的配偶而感到羞恥,這番糾結、更毋寧是創傷,當然是當時只有十一歲的海倫無法感同身受的,莉莉可以說是從那個時候就壓抑、拒絕承認她喪偶悲傷的真正原因,其實與社會對於女性做為配偶及母親多所期待、而她因不稱職而犯了這個社會的大不諱息息相關,而海倫也自絕於了解母親沈默的真相,兀自陷溺於失去父親的沈痛之中,多年來只知道以避免見到彼此、也就是以更多的沈默及空白,做為母女倆封存創傷的唯一憑藉。

非常具有基進意義的是,《黑水燈塔船》安排讓狄克倫的男性友人釋放海倫母女三代的噤聲,讓她們有機會坦承過去對彼此的不諒解,這是托賓具有關鍵性的性別翻轉策略——父權社會習於讓女性消音,但在這部小說裡,男性反而促使讓順應社會期待、被動的女性角色得以發聲,所以,溫柔照顧著狄克倫宛若其母的保羅,其實積極扮演著催生解開海倫與莉莉禁錮情結的助產士的角色。母親的角色在十九世紀末即開啟深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Celtic/Irish Literary Revival)裡經常被視為受苦的、被殖民的愛爾蘭的象徵,但在托賓這本小說裡,由性取向酷異的男同志族群取代長期獨佔象徵愛爾蘭的母性天職,不啻是托賓頗具當代性(相對於崇古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願景。

托賓在《黑水燈塔船》裡以近似海明威風格的散文體,即去蕪存菁(spare)、不濫情聳動、但鏗鏘有力的文采,勾勒出在他心目中(如果仍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新愛爾蘭「國」家的形象,那就是擁有跨性別與跨世代的、能被如(曾一度屹立的)「黑水燈塔船」所發射燈光洞穿秘密與創傷之後的療癒,才是愛爾蘭國「家」之所在。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黑水燈塔船》,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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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姆.托賓(COLM TÓIBÍN)
譯者:李淑珺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愛爾蘭,罹患愛滋病的男子狄克倫將不久於人世。他終於打破沈默、決定將病情告訴自己的姊姊海倫,並表示希望從都柏林回到外婆在家鄉黑水鎮的房子靜養。二十年來,海倫與她的母親莉莉、外婆朵拉,家族中的三個女人早因為種種心結避不見面,如今狄克倫返鄉養病,才重新聚首。狄克倫的兩個同志好友保羅和賴利,也一起來到濱海的房子裡,加入這群女人之中,共同照料病痛中的狄克倫。這一段回家的時光,窗外的海水依然堅硬孤獨,但當他們不再沈默,才逐漸化解了彼此間的冷漠和恩怨。

本書是托賓第四部長篇小說,贏來廣泛的國際聲譽。他卓越而靈巧的文風已確立,閱讀它就像一覽無遺愛爾蘭的家庭生活。背景設定在同性戀除罪的九〇年代初期,作者勇敢碰觸愛滋病議題,從個人、家庭到政治面去勾勒他心目中的當代愛爾蘭社會,也因此《黑水燈塔船》在托賓歷年作品中有著最強烈卻最自在的感受。這是一部情感豐沛的小說,在安靜而哀傷的輓歌式故事中,傳達出「家」的複雜關係與愛的本質。縱使韶光易逝,人生無常,家就是家。

黑水燈塔船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