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勝利閉幕」後一個月發生的事,揭示中國社會未來五年的預言

十九大「勝利閉幕」後一個月發生的事,揭示中國社會未來五年的預言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多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把城中村的人趕走根本不會有用,問題不出在人身上,那是制度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十九大的「調結構」基調下,也會成為未來五年中國政府真正hard-core的任務了。

文:Emmy, Ingrid and friends

五年後再回頭看,我們可能會發現,十九大「勝利閉幕」後的這一個月,簡直像一個濃縮的預言,揭示著未來五年中國社會的運程。

趕在美國總統川普造訪北京前的週末,北京十萬火急與韓國「恢復關係」。此前一年,在北韓核武威脅下,南韓前總統朴槿惠同意讓美國薩德反導系統入韓。中韓關係降至冰點,出讓薩德用地的樂天集團退出中國。日相安倍隨後在眾議院大選獲得壓倒性勝利,國家正常化迫在眉睫(讓日本擁有軍隊),北京不但恢復中韓關係,更否認曾經有過任何對韓制裁,從此一個薩德各自表述。此舉出於對美日韓軍事同盟的恐懼,繼任韓國總統文在寅隨即宣布反對美日韓同盟,推動平衡外交。

金融市場在十九大召開前已經氣氛詭譎,國開行金融債、五年期十年期國債在兩個月內多次出現單日暴跌,尤其是人民銀行聯手銀監、證監、保監會、外匯管理局,共同宣布取消「剛性兌付」。以後銀行理財產品破產就是破產,沒有銀行會出面擔保一定賠錢。市場預估,這是把28兆人民幣銀行理財產品放在火上烤,恐怕再也擔保不住不發生金融危機。

國際外交、金融系統風險,是十九大政府還可能努力控制住的局面,然而這一切都敵不過11月18日一場大火揭露出來的結構性問題。北京城南邊一個叫做西紅門的「城中村」失火,19人喪命,其中有8名孩童。誰也沒想到,這場大火掀起了現任總書記任內,前所未有的滔天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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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清退後留下空無一人的商家

上週六我從北京返滬,高鐵上,鄰座的男人氣急敗壞的直打電話,表示清退行動把他們儲貨的倉庫拆了,他的貨品找不到發貨倉,到處尋求調度。我之所以聽到他的電話,是因為我的BOSE抗噪耳機丟在旅館,上火車前我就發現了,打電話請旅館把耳機順豐快遞到我家,旅館很快給了我快遞單號。品質最優的順豐向來能在第二天傍晚送到,一個工作日實現到貨;但是這一次,兩個半工作日才送到我家,今天早上才拿到耳機。這件事情透露出,北京城現在絕對是全面陷入快遞調度問題了。

十五分鐘把人全家趕出家門,斷水斷電禁止燒煤供暖,像對待垃圾一樣活生生把整個家庭轟出住處,太多令人髮指的視頻四處流傳,看了就要掉淚。五年前首都綜合治理辦公室做過統計,北京城光是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四個區,就有超過70萬城中村人口,最少10萬人在這次清退行動中流落街頭,被轟出住所的真實人數很可能在30萬人左右(其中一個城中村宣布清退了2,300人,乘以總計230個城中村,這個算法會接近50萬人)。

一場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以「清退低端人口」為名的官方掃蕩,顯示出太多問題,那是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中國社會可能要面對的結構性處境。首先暴露的是官員的行政經驗問題。這場「低端人口清退行動」的執行者是現任北京市黨委書記蔡奇,他在昨天發表聲明,表示清退沒錯,只是過於急躁。

蔡奇的任命,本來就過於急躁,是中共官場人人咋舌的「三級跳」,此前他僅有在福建、浙江的地方執政經驗,緊緊跟隨核心領導人。中共基層黨員要成為中央大員,需要一定的晉級流程,從普通黨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階一階晉升。蔡奇直接跳過候補中委、中委,直接從黨員跳級晉入中央政治局,這是「三級跳」。

之前最有名的「三級跳」,是鄧小平拔擢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然而朱鎔基是從候補中委入常,也具備長期的中央歷練。蔡奇進京前,僅在福建、浙江有過行政資歷,這非常說明問題。中共官員在地方執行政策力度之大,以杭州的G20峰會、廈門的金磚四國峰會就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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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一對被政府清退趕出家門的情侶

2016年我正好在杭州,G20前半年就已經清退外地人口,連上門清潔阿姨都找不到。峰會一個月前餐廳幾乎全數關閉,菜市場無菜可買,連西湖邊上的遊客都是公安人員假扮。廈門峰會更令人驚恐,許多旅館二樓窗戶貼上「勿靠近窗戶,否則格殺勿論」紙條,這類照片在網路四處流傳。這次清退力度之駭人,直接是地方官員做派搬進京城。

我在北京居住過六年,歷經APEC、大閱兵等多次全城戒嚴事件,從來沒有嚴厲到這般田地,京官做事不能傷筋動骨,這還是大家的底限。北京從2014年開始遷徙「低端人口」,拉出2,300萬人口紅線。然而四年下來,大致是「以價制量」,提高生活費用、改造棚戶、取締外來人口產業,如露天市集、摩的等,讓人慢慢選擇自己搬走。

然而這次大火之後,清退行動突然升高成「暴力清場」,顯然有高層震怒壓力。蔡奇做為中間官員,不曉得不能讓大老闆壓力直沖基層,不曉得北京不是杭州、衢州、福建三明,行政歷練還是地方官員思維。北京平均生活成本很大部分由低階勞動力承受,便宜的餐廳、快遞、垃圾處理工都仰賴城中村人口,接下來整個生活成本和勞動力結構都需要時間復原,已經傷筋動骨。

為了建立一個絕對效忠於核心領導人的政治隊伍,中共官員系統在這五年經歷了以打貪為名的清洗。先不說天津李鴻忠之類,靠率先投誠上位的特例;事實上,貪腐網絡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官員並不是因為貪腐才能坐上一把手位置,他是因為坐上了一把手位置,才能貪腐。

比較接近真相的事實是,能搶進貪腐網絡的官員是比較能幹的,他是因為上位了才有機會貪腐,這是結構性問題。官員系統被清洗過一遍,換上來的官員先不說能不能幹,就是熟悉行政事務,也得三五年資歷。大換血的後果已經逐漸浮現,它可能某種程度上清洗掉了整體官員相當厚度的行政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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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北京大清退現場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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