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大爆炸》:1970年代歐洲民粹主義興起背景

《民粹大爆炸》:1970年代歐洲民粹主義興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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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〇年代經濟衰退之後的歐洲,新自由主義觀點取代了高度受到社會民主和凱因斯經濟學影響的觀點。加上主要政黨未能處理好歐盟內的移民和來自北非和中東國家的難民問題,以致讓民粹派有機可乘。

文:約翰・朱迪斯(John B. Judis)

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

十九世紀晚期,當人民黨(People’s Party)在美國出現,歐洲則是受到馬克思(Karl Marx)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興起了社會民主黨。在接下來的七十年裡,歐洲雖然有許許多多各種左派、中間和右派政黨,但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才有了類似美國民粹主義的政黨。這類政黨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興盛,歐洲人也才借用美國人使用的民粹派(populist)來稱呼這些政黨,在法國和德國分別被稱為populiste和populist。

如同最初的美國人民黨,歐洲的政黨也在選民競技場裡打鬥,為「人民」對抗「建制派」和「菁英」。法國的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代表「市井小民」和「被社會遺忘的人們」對抗「種姓制度」。芬蘭的芬黨(Finns Party)想要「建立在人民共識上的民主,而非出於菁英和官僚的民主」。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代表gente對抗casta,也就是代表人民對抗建制派。意大利的格里羅(Beppe Grillo)斥責他所稱的「三類破壞者」,也就是記者、實業家和政治人物。威爾德斯(Geert Wilder)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代表「一般家庭」(Henk and Ingrid)對抗「政治菁英」。

最早的歐洲民粹政黨出現在右翼,控訴菁英過度偏向共產主義者、社會福利接受者或移民。結果在歐洲,中間/左翼政治人物和學者開始以輕蔑的意味使用populist民粹派這個詞。政治學者穆德(Cas Mudde)寫道:「在公共辯論裡,民粹主義這個詞常被用於輕蔑地指涉以下的政治形態——使用/結合煽動、魅力領導或圍坐(酒館)對話。「某知名智庫對歐洲民粹政黨以煽動人心政客大揭密」(Exposing the Demagogues)為題所做的研究指出:在過去十年,左翼民粹政黨興起於西班牙、希臘和意大利,將矛頭對準自己國家裡的建制派或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

美國民粹派和歐洲民粹派的重要差別,在於美國民粹政黨和運動來得快去得也快,而一些歐洲民粹政黨則存活了數十年。這主要是因為歐洲為多黨體系,以及許多國家採比例代表制,以致得票率不超過七%的小黨也得以立足。

(即便總統大選採多數決的法國,因下列選舉採比例制,所以民族陣線不僅能在地方選舉獲勝,甚至還能獲得歐洲議會席次。)

一九七〇和一九八〇年代的歐洲政黨缺乏目的和計畫,但基於和美國政治運動的某些相同原因,它們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動了起來。在一九七〇年代經濟衰退之後的歐洲,新自由主義觀點取代了高度受到社會民主和凱因斯經濟學影響的觀點。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勞工黨、基督教民主黨、保守黨和自由黨擁抱此一觀點,但卻未能因此帶來繁榮。加上主要政黨未能處理好歐盟內的移民和來自北非和中東國家的難民問題,以致讓民粹派有機可乘。

繁華落盡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三十年裡,民粹政治在歐洲大致上並不存在。在這些年裡,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勞工黨以相對平等的方式,與基督教民主黨、托利黨/保守黨(Tories)、戴高樂黨(Gaullists)和其他中間和中間偏右政黨分享權力。在法國和意大利,即便是共產黨也能擔任次要的角色。政黨和它們在企業、勞工和中產階級的支持者,非常想要避免一九二〇年代的崩潰,所以攜手擴張社會福利計畫。這些國家建立全民健保、慷慨的失業救濟和家庭津貼,以及免費念大學。如同新政自由主義即便在美國共和黨執政時期仍然具有主導地位,儘管在改革導向的社會民主黨和凱因斯經濟占據主流位置的情況下,中間和中間偏右政黨仍較常取得政權。

經濟繁榮是讓這種社會民主取向維持下去的主要原因。西歐受益於經濟學者德隆(Brad DeLong)所稱的「正向循環」:

貿易擴張驅動成長,成長驅動擴張中的社會保險計畫和實質薪資水準。擴張的社會保險和實質薪資促進社會和諧,而即便在產出快速增加之時,社會和諧仍能讓通貨膨脹維持低檔。快速增長的產出導致高投資,因而進一步促進成長,並創造進一步擴張國際貿易的前提條件。

在此一時期裡,失業率極低。西德一九七〇年的的失業率僅〇.六%,英國和法國則分別是二.二%和二.五%。在法國,此一時期被稱為三十年的輝煌歲月。

但歐洲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開始出現衰退。以英國為例,主要的因素是激進的勞工運動導致企業利潤下滑,以及諸如紡織和鋼鐵等關鍵戰後產業出現全球性的產能過剩。然而,西歐廢除資本管制,美國放棄固定匯率和幣值高估的美元(讓歐洲產品具價格優勢),讓西歐經濟放緩雪上加霜。一九七三年起能源價格大幅上漲,也讓依賴石油的歐洲受到嚴重打擊、成長減緩和失業增加。

將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三年間與一九七三至一九九五年間加以比較,法國的年均成長率從五.一%下降到二.七%,德國和瑞典則分別從六.〇%和四.一%下跌到二.七%和一.五%。在一九六〇年代,西歐的年均失業率低至一.六%,但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上揚到超過七%。以意大利為例,一九七一年的失業率為三.二%,然而到了一九七九年,十四至二十九歲群體的失業率上升到一七.二%。

隨著經濟放緩,政府收入隨之下跌,而社會福利支出快速增加。在一九七六年,出現赤字飆升和不能償付國際收支,英國和意大利都曾求助國際貨幣基金提供貸款。在整個西歐,各國政府在面對通貨膨脹壓力時,都嘗試限制薪資增長,但必須面對來自強有力工會的激烈反對。在意大利,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間一連串的罷工和學生示威,迫使政府在薪水和社會福利上讓步。在英國,一九七四年初的礦工罷工,導致保守黨政府宣布一週工作三天以節省能源。在經濟景氣好的時候,薪資上揚能被較高的生產力所抵銷;但在停滯性通膨期間,薪資上揚只會導致物價上揚的壓力,並可能導致貿易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