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勝利閉幕」後一個月,揭示中國社會的未來五年

十九大「勝利閉幕」後一個月,揭示中國社會的未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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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太多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把城中村的人趕走根本不會有用,問題不出在人身上,那是制度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十九大的「調結構」基調下,也會成為未來五年中國政府真正hard-core的任務了。

文:Emmy, Ingrid and friends

五年後再回頭看,我們可能會發現,十九大「勝利閉幕」後的這一個月,簡直像一個濃縮的預言,揭示著未來五年中國社會的運程。

趕在美國總統特朗普造訪北京前的週末,北京十萬火急與韓國「恢復關係」。此前一年,在北韓核武威脅下,南韓前總統朴槿惠同意讓美國薩德反導系統入韓。中韓關係降至冰點,出讓薩德用地的樂天集團退出中國。日相安倍隨後在眾議院大選獲得壓倒性勝利,國家正常化迫在眉睫(讓日本擁有軍隊),北京不但恢復中韓關係,更否認曾經有過任何對韓制裁,從此一個薩德各自表述。此舉出於對美日韓軍事同盟的恐懼,繼任韓國總統文在寅隨即宣布反對美日韓同盟,推動平衡外交。

金融市場在十九大召開前已經氣氛詭譎,國開行金融債、五年期十年期國債在兩個月內多次出現單日暴跌,尤其是人民銀行聯手銀監、證監、保監會、外匯管理局,共同宣布取消「剛性兌付」。以後銀行理財產品破產就是破產,沒有銀行會出面擔保一定賠錢。市場預估,這是把28兆人民幣銀行理財產品放在火上烤,恐怕再也擔保不住不發生金融危機。

國際外交、金融系統風險,是十九大政府還可能努力控制住的局面,然而這一切都敵不過11月18日一場大火揭露出來的結構性問題。北京城南邊一個叫做西紅門的「城中村」失火,19人喪命,其中有8名孩童。誰也沒想到,這場大火掀起了現任總書記任內,前所未有的滔天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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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清退後留下空無一人的商家

上週六我從北京返滬,高鐵上,鄰座的男人氣急敗壞的直打電話,表示清退行動把他們儲貨的倉庫拆了,他的貨品找不到發貨倉,到處尋求調度。我之所以聽到他的電話,是因為我的BOSE抗噪耳機丟在旅館,上火車前我就發現了,打電話請旅館把耳機順豐快遞到我家,旅館很快給了我快遞單號。品質最優的順豐向來能在第二天傍晚送到,一個工作日實現到貨;但是這一次,兩個半工作日才送到我家,今天早上才拿到耳機。這件事情透露出,北京城現在絕對是全面陷入快遞調度問題了。

十五分鐘把人全家趕出家門,斷水斷電禁止燒煤供暖,像對待垃圾一樣活生生把整個家庭轟出住處,太多令人髮指的視頻四處流傳,看了就要掉淚。五年前首都綜合治理辦公室做過統計,北京城光是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四個區,就有超過70萬城中村人口,最少10萬人在這次清退行動中流落街頭,被轟出住所的真實人數很可能在30萬人左右(其中一個城中村宣布清退了2,300人,乘以總計230個城中村,這個算法會接近50萬人)。

一場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以「清退低端人口」為名的官方掃蕩,顯示出太多問題,那是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中國社會可能要面對的結構性處境。首先暴露的是官員的行政經驗問題。這場「低端人口清退行動」的執行者是現任北京市黨委書記蔡奇,他在昨天發表聲明,表示清退沒錯,只是過於急躁。

蔡奇的任命,本來就過於急躁,是中共官場人人咋舌的「三級跳」,此前他僅有在福建、浙江的地方執政經驗,緊緊跟隨核心領導人。中共基層黨員要成為中央大員,需要一定的晉級流程,從普通黨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階一階晉升。蔡奇直接跳過候補中委、中委,直接從黨員跳級晉入中央政治局,這是「三級跳」。

之前最有名的「三級跳」,是鄧小平拔擢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然而朱鎔基是從候補中委入常,也具備長期的中央歷練。蔡奇進京前,僅在福建、浙江有過行政資歷,這非常說明問題。中共官員在地方執行政策力度之大,以杭州的G20峰會、廈門的金磚四國峰會就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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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一對被政府清退趕出家門的情侶

2016年我正好在杭州,G20前半年就已經清退外地人口,連上門清潔阿姨都找不到。峰會一個月前餐廳幾乎全數關閉,菜市場無菜可買,連西湖邊上的遊客都是公安人員假扮。廈門峰會更令人驚恐,許多旅館二樓窗戶貼上「勿靠近窗戶,否則格殺勿論」紙條,這類照片在網路四處流傳。這次清退力度之駭人,直接是地方官員做派搬進京城。

我在北京居住過六年,歷經APEC、大閱兵等多次全城戒嚴事件,從來沒有嚴厲到這般田地,京官做事不能傷筋動骨,這還是大家的底限。北京從2014年開始遷徙「低端人口」,拉出2,300萬人口紅線。然而四年下來,大致是「以價制量」,提高生活費用、改造棚戶、取締外來人口產業,如露天市集、摩的等,讓人慢慢選擇自己搬走。

然而這次大火之後,清退行動突然升高成「暴力清場」,顯然有高層震怒壓力。蔡奇做為中間官員,不曉得不能讓大老闆壓力直沖基層,不曉得北京不是杭州、衢州、福建三明,行政歷練還是地方官員思維。北京平均生活成本很大部分由低階勞動力承受,便宜的餐廳、快遞、垃圾處理工都仰賴城中村人口,接下來整個生活成本和勞動力結構都需要時間復原,已經傷筋動骨。

為了建立一個絕對效忠於核心領導人的政治隊伍,中共官員系統在這五年經歷了以打貪為名的清洗。先不說天津李鴻忠之類,靠率先投誠上位的特例;事實上,貪腐網絡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官員並不是因為貪腐才能坐上一把手位置,他是因為坐上了一把手位置,才能貪腐。

比較接近真相的事實是,能搶進貪腐網絡的官員是比較能幹的,他是因為上位了才有機會貪腐,這是結構性問題。官員系統被清洗過一遍,換上來的官員先不說能不能幹,就是熟悉行政事務,也得三五年資歷。大換血的後果已經逐漸浮現,它可能某種程度上清洗掉了整體官員相當厚度的行政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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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清退現場的小孩

再者,城中村碰觸到的是中共「土地二元制」問題。由於共產主義對私有產權的法律定位相當特殊,土地分為城市土地和農村土地兩種,城市土地屬於國有(在中國買房子,你其實只擁有房屋70年的使用權,因為地是國家的),農村土地則屬於村民集體所有,除了國家可以收購之外,任何人不可以買賣農村用地,相當於國家壟斷了對農地的買賣權。

北京會有那麼多城中村,其實就是那些沒有被國家收購的農地,村民無權交易這塊地,當然就是拿來經營小產業小生意,所以會有那麼多快遞倉庫。農用地的問題非常之大,例如我在杭州租住的房子,後來才知道是「小產權房」,就是在農地上蓋的、法律邊緣的房子(一整棟樓只有一張使用權證),合不合法多年來妾身未明。更好笑的是,我的採訪主任住在隔一條餘杭塘河的對面,竟然住的是「農民房」,連使用權證都沒有。我們住的房子就跟一般大廈沒有差別,但是如果政府要收回,那你是沒有一句話可說。

城中村的問題不僅只在北京,廣州、珠海、重慶、西安都非常多,而且都是像北京一樣,屬於低階勞動力大本營(生產力其實非常驚人)。尤其東北、華北省分的經濟成長率落後(遼寧去年甚至為負),對周邊省分的外來打工族而言,城中村具有相當大的經濟誘因。到北京的城中村工作,居住成本低廉,收入比家鄉高、工作機會比家鄉多。而你在城市裡有一塊不能出售的農用地,自然會衍生出廠房、租售的經濟(它不能賣地,也不能蓋房子賣,那只能做工廠哇),那怎麼能不生成這種底層經濟帶呢。

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是補齊中國過去長期無發展的空白;然而隨著經濟降速成中度發展,想要順利過渡,除了尋找新經濟動力之外,這類結構性問題也必須獲得解決。就例如金融的全國性監理至今沒有體系(溫州小貸、地方融資平台、各類型非法集資等,太多亂象出自於此,那怎麼能不金融風暴),土地所有權的荒謬性至今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根本很難想像),國企大面積佔用金融資源的問題沒人敢碰(甚至還要國企做大做強),自由貿易區現在還做不做呢?

太多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把城中村的人趕走根本不會有用,問題不出在人身上,那是制度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十九大的「調結構」基調下,也會成為未來五年中國政府真正hard-core的任務了。

本文經Emmy, Ingrid and friends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朱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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