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至19世紀中葉間，「中國」一詞的作用是什麼？

前言

「中國」的概念向來複雜多變，撇除現在的主權國家，在秦漢統一前古藉中「中國」的意義以諸夏領域為主，例如在《詩經·大雅·民勞·蕩·桑柔》中，「中國」之義多指京師。^[1]由大清入關至覆亡的268年歷史來說，「中國」一詞的概念主要有領土地域概念之外，亦涉及管治哲學與及世界觀的改變。

就地理來說，清初「中國」的外延和內涵是隨著其版圖和邊疆地區的管轄而不斷改變，故此清初幾位皇帝對「中國」的概念也不盡相同，伸廷出來的華／胡化看法和程度也相應不同。^[2]在康乾盛世時期，「中國」概念主要在雍正和乾隆論華夷和辨正統的論述中定位。而在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條約的衝擊，大清傳統華夷觀逐步走向近代世界觀，「天朝——外夷」逐步由「中國——外國」取代並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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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中國」在19世紀中葉清朝的作用是什麼，筆者嘗試以國內和國外來分析。

國內方面，由於大清對「中國」的概念由疆域至論正統至世界觀而不斷改變，因此不同皇帝對「中國」的概念也有所不同，但主調仍然以清初的多民族共同體和19世紀中葉以後的國家觀念為中心。在此點上，筆者會以大清皇帝一些與「中國」有關的重要論述來解讀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從而重構「中國」在19世紀中葉的意義；在國外方面，我們知道由道光皇帝開始，中外傳統的朝貢關係逐步由條約關係取代。

國際條約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法律約定，外國在條約中如何稱呼大清國除了是對大清國家身份的一種認同，亦是國際間的共識。大清由1842年開始與大英國簽訂的條約《南京條約》至《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及與其他列強簽訂的條約中的"China"都以「中國」、「大清國」等為中譯。^[3]那麼在廣義上，「中國」在19世紀中葉中英條約中所呈現的意義，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當時「中國」在帝國間的意義。故此，筆者將以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為中心，輔以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作說明，以分析「中國」一詞在帝國話語政治上的作用。

1. 清初至19世紀中葉「中國」的意義變化

努爾哈赤和皇太極

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仍未入主中原前，他們眼中的「中國」是在天命所歸的皇帝統治下，並以中原為主的疆土領域。可是，作為天下共主、並該為朝貢國排難解紛的「中國」大明卻偏坦哈達和葉赫女真與建州女真為敵，^[4]因此皇太極稱呼「中國」為「南朝」，並以「北朝」自稱來反映對大明徧私的不滿。他們認為統治「中國」的不一定是明朝皇帝，而永久壟斷帝位的也是不一定是漢族。到了取代大明入主中原，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大清皇帝身份，便逐漸由北方夷狄轉化為「天下中國之主」的夷狄。

順治皇帝

在《清世祖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在1643年登位後仍然自稱「北朝」，而北朝的皇帝為「北朝皇帝」或「大清國皇帝」。在兩國決定性的一片石之戰後，順治稱已「撫定中華」。而對於故明遺民，順治表示「朕憫念斯民，受其（指李自成）荼毒、救肌救溺」。^[5]

到了在位13年後的1656年，清廷與厄魯特因邊境發生衝突，順治傳諭厄魯特巴圖魯台吉等說︰^[6]「儻番夷在故明時原來屬蒙古納貢者，即歸蒙古管轄；如為故明所屬者，理應隸入中國為民，與蒙古又何與焉？」

雖然在明朝時歸蒙古管轄的厄魯特理應並非「故明所屬」，但順治之意是故明所屬者應該歸入中國而非蒙古為民。順治在這裏所指的「中國」，除了有取代故明成為中原統治者之意，還帶有繼承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作為結合漢與非漢族文化體的「中國」之意。

康熙皇帝

到了完成了國家大一統的康乾盛世，地域上傳統「中國」的概念已拓展到天下，外延部份包含了「四夷」居住的地域，遠遠超出明代的「中國」。在內涵意義上，康乾盛世的「中國」容納了漢滿蒙藏等多個政治和文化體，尤其在乾隆中期以後，「中國」已是一個凝聚了數十個民族廣義上的多民族文化共同體（multiethnic entity）。從康熙的遺詔來看，他統治之國是"dulimbai gurun"（滿文音譯，即「中央之國」）而不再是"daiqing gurun"（「大清國」），所統治之民是「中國之人」，而康熙自稱為"xôwangdi"（滿文直譯為「皇帝」）而不是內陸歐亞傳統的"xan"（「汗」）。

這種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並非一味只是康熙一廂情願的。事實上，康熙作為中國皇帝的身份，也同時受到邊緣民族的認同。對於他們來說，康熙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7]比起大清入關前以"nikan gurun"（即單一的「漢民族之國」）滿譯「大明」和順治自稱「大清國皇帝」的語境，有顯著分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