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讓「跨國收養」充滿道德價值:外界認為這些女孩是父母主動遺棄的

一胎化讓「跨國收養」充滿道德價值:外界認為這些女孩是父母主動遺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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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政府於一九九二年開放孤兒院加入跨國收養後,收養案例開始暴增。到二〇〇五年的顛峰期時,美國人每年收養將近八千名中國嬰兒。 即使現在可收養的嬰兒數量已大幅減少,中國依然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收養兒童來源國。

文:方鳳美(Mei Fong)

中國保證了穩定性和確定性。無論過程可能會有多麼漫長和費力,到頭來我們一定會有個孩子。沒人可以奪走她。

——甘米奇(Jeff Gammage),《中國幽靈》(China Ghosts)

如果你從中國收養了一個孩子,你如何尋找這個孩子的根呢?

史岱(Brian Stuy)認為他知道答案。五十五歲左右的史岱有一頭濃密的白髮,像節目主持人一樣擅於掌握時機。一個週日早晨,史岱問候著一小群魚貫進入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某個會場的家長。「你們是美國收養社群中的少數,」他說,「多數家庭並不在乎,所以謝謝你們至少來了。」

史岱是收養社群中的爭議性人物。這名前摩門教徒把改革中國收養體系內部的腐敗當成使命,很多人對此不以為然。對於那許許多多相信自己做了善事的父母來說,這是一個讓人為難的主張,讓史岱很不受歡迎,宛如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大會上現身的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你要當心布萊恩.史岱,」一個收養了一名中國孩子的記者友人告訴我,「他會招來惡評。」

有些人指責史岱虛偽。他從中國收養了三個女兒,為何現在又來批評這個計畫?也有人譴責他從自己的指控中獲利,而他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此。自二〇〇二年起,史岱和他出生於中國的妻子蘭共同經營的小型機構「研究中國」(Research-China),便專門對被收養的中國孩子做背景調查。

史岱環視會場,宣布他將公開一份他認為涉入兒童販賣的孤兒院名單。「我已經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會在名單上看到自己領養孩子的孤兒院,」他事先預告,「這不是針對你們。」

螢幕上閃過孤兒院的名字。坐在我旁邊的海瑟.波爾咬住了嘴唇。她領養女兒的孤兒院在名單上。她花了點時間,消化這個令她震驚的消息,聳了聳肩,然後悲傷地說:「有什麼辦法呢?」

收養中國孩子的熱潮,究竟是多數人相信的那種無私行動,把數千名大多是女孩的棄兒從貧困的孤兒院生活中拯救出來——或者其實是得到中國政府認可、甚至幫助的跨國嬰兒買賣?二十年來,被外國家庭收養的中國兒童有十二萬人以上。 這個副產物是一胎化政策最具國際性的一面,也顯著改變了全世界對種族、家庭和跨國收養倫理的態度。

在收養界,對健康幼齡兒童的需求遠遠超過供給;收養中國孩子是黃金標準,或者說曾經被當成黃金標準。中國幾乎擁有養父母所尋求的一切:健康幼兒很多,收養流程由政府運作、流程簡化,而且條件相對寬鬆。中國的海外收養計畫剛開始時,單身人士、退休人士及同性伴侶都具有收養資格,這在其他地方十分罕見。

一胎化政策讓整個收養過程充滿道德價值:外界認為這些女孩是父母不想要而主動遺棄的。中國的孤兒院人滿為患,條件也很糟糕。收養的家長相信,中國是一系列可疑選項中最有道德的選擇。這和從瓜地馬拉或伊索比亞收養是不一樣的,他們不會被指控購買嬰兒,或者剝削孩子貧困的親生父母。

自中國政府於一九九二年開放孤兒院加入跨國收養後,收養案例開始暴增。到二〇〇五年的顛峰期時,美國人每年收養將近八千名中國嬰兒。 即使現在可收養的嬰兒數量已大幅減少,中國依然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收養兒童來源國 ;二〇一四年有超過二千個孩子被美國人領養。這個人數幾乎是第二大收養兒童來源國伊索比亞的三倍。

這種樂觀的局面在二〇〇五年有了改變,當時有六家湖南的孤兒院——西方收養仲介的一些大供應者——被控買嬰。中國官方起初否認相關報導,但最後監禁了工人段月能和他的家人,罪名是販賣八十五名嬰兒。段月能的母親在兒童之家擔任助手,她說起初她若找到棄嬰,就會獲得幾十塊人民幣的補貼。但是對棄嬰的需求攀升得很快,因為每完成一件跨國領養,孤兒院就能獲得三千美元,更遑論那些感激的父母給孤兒院的捐款。

「孤兒院說要更多嬰兒,開出了每個嬰兒七百塊錢的價格,後來漲到一千五百塊,到二〇〇五年已經變成三千塊了,」段母說。 段家用奶粉箱偷運嬰兒,每次偷運四個,都是從一千公里以外的廣東搭火車運到湖南。

在服刑期滿獲釋之後,段月能告訴美國電臺節目《市場》(Marketplace)的記者童致剛(Scott Tong),他的販嬰活動範圍比媒體報導的要大得多。

段月能向童致剛出示表明他曾販賣過一千多名嬰兒的紀錄,他說孤兒院會幫每個賣出去的嬰兒在外國收養文件上作假。「我看到的文件中,至少有一個孩子被美國家庭收養,」童致剛告訴我。

中國官方說湖南的事件只是個案,但是二〇〇九年又爆出另一個醜聞。據《洛杉磯時報》報導,這次是貴州省的計生官員被曝曾抓走違反一胎化政策生下的孩子,並將其賣給孤兒院。 二〇一一年,新聞雜誌《財新》也報導了一個類似案件。根據該雜誌報導,這些被賣掉的孩子當中,有一些最後被美國與荷蘭家庭收養。

其他發生在貴州省和陝西省的販嬰案件也為整個收養流程增添了疑問。

沒有可靠的方式可以查明這種違法行為的範圍有多廣。在收養流程中受益最多的各方,從中國政府到領養仲介機構,再到領養的父母,都堅稱這些事件只是個案。

總部位於美國聖路易的收養機構「兒童希望」中國營運負責人張雯承認,中國的跨國收養制度的確有缺陷,但她指出,這個制度拯救了很多本來會在中國孤兒院中夭折的孩子。「真的,早些時候孤兒院的條件很差。」張雯說。開放中國的國際領養市場也帶來更多西方的支持,顯著改善了孤兒院的條件。舉例來說,位於加州柏克萊的半邊天(Half the Sky)基金會便在十五年間投入了五千六百多萬美元來改善中國孤兒院的環境。

但是,並非所有經營收養仲介機構的人都這麼樂觀。二〇〇九年,荷蘭最大收養仲介機構「世界兒童」(World Children)的主任伊娜.胡特(Ina Hut)為抗議湖南的醜聞而辭職。湖南的故事讓她很憂慮,催促中國及荷蘭政府給出回應,但是沒有結果。二〇〇七年,她到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

胡特離開時確信,購買嬰兒的行為「範圍遠比我們所知的廣泛」。收養界的聯絡人告訴她,助產士收錢負責找出超生的嬰兒,並在嬰兒出生前就把他們訂下來。此外,孤兒院對被收養兒童的瞭解,通常比他們透露給中國收養中心和養父母的還要多。她說,中國官方曾私下告訴她,在湖南的販嬰醜聞中,有至少兩個孩子最後被荷蘭家庭收養。但是,胡特無法讓荷蘭或北京政府繼續追蹤這件事。「在政府看來,一切都已經結束了。」

看不出胡特是個改革鬥士。她一頭金髮,說話溫和,笑容如陽光般綻放在她古銅色的臉上。她以前是成功的軟體創業家及大學行政人員,二〇〇二年加入世界兒童組織。在那之前不久,她的第一個孩子於出生時夭折,這段痛苦的經歷讓她決定「下一步就是要讓世界變得美好一點」,她說。

胡特自己原本打算收養孩子,但是在親眼見到收養程序的內幕後,她把自己從收養等待名單上拿掉。「我看到幕後運作時,相當震驚。我漸漸發現,很多收養案例是以父母的利益為中心,而不是孩子的利益。每個人都有權要孩子,但你無權支配孩子。是孩子有權得到父母。」

胡特公開表達自己的信念,並為自己的坦誠付出了代價。她於二〇〇九年辭職後,長達五年沒有再工作。她認為雇主都被她告密者的名聲嚇跑了。最後她在二〇一四年被任命為CoMensha的總幹事,這個荷蘭的非營利組織專門幫助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在收養界,國內收養在理論上具有優先權。這個原則稱為國內收養優先原則,是《海牙收養公約》奉行的最佳慣例之一,中國也是這項公約的簽署國。一胎化政策對這個原則形成一種嘲諷。為了防止家庭把實際上超生的子女偽裝成收養來的,中國的收養法令明確歧視本土的養父母。他們收養孩子的門檻比外國人高很多。舉例來說,一九九二年時外國收養人年齡須滿三十歲,而國內收養人則要三十五歲。此外,被收養的孩子也算在父母的生育限額內,這意味很多收養了孩子的中國人不能再生育自己的親生小孩。

史丹佛大學法學教授斯莫林(David Smolin)等倫理學家都說,《海牙收養公約》所奉行的崇高信念經常遭到違反。漢普郡學院亞洲研究學程主任凱.安.強森(Kay Ann Johnson)說的則更直白。

強森和我討論中國兒童販賣問題時突然說:「什麼是買家?從中國收養過孩子的都是買家。」照這個定義,她自己也包含在內。強森在一九九〇年代初從中國收養了一個女兒,當時她對中國的情況所知甚少,以為國內收養無法解決孤兒院愈來愈人滿為患的現象。從那之後,她慢慢覺得很多中國國內的收養行為都被不公平地歸為販賣兒童,因為欲收養的父母必須在一個不受規範的體制中支付中間人一筆費用,而這是多數中國人唯一能收養孩子的方法。相較之下,像她這樣的西方養父母付出的費用高得多,儘管是透過受政府規範的體制。「為什麼我們就被視為『收養人』,而他們卻被詆毀為『買家』?」她質問道。(儘管民政部的中國兒童和福利收養中心負責管理中國以外的收養事務,卻似乎沒有相同的機構來處理國內收養;很多我採訪過的中國養父母都說,他們的收養主要是透過私人關係與人脈處理的。)

強森現在嚴厲批評這個體制,主張中國對國內收養的歧視鞏固了「中國女孩不受重視」的迷思。她斷言,很多被外國人收養的女孩本來可以在國內找到充滿愛的家庭。

我接觸過的那些最嚴厲批評跨國收養的人,幾乎全都是他們口中那個不良體制中的養父母及受益者。史岱承認有這種矛盾的現象。「你必須深入發掘,才能知道真相,」他說,「我認為九五%的養父母都不想知道真相,就算他們知道了,也不會採取什麼行動。何必自找麻煩?」


相關書摘 ►一胎化殺死多少嬰兒?我愈是研究人口警察,就愈覺得他們骯髒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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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鳳美(Mei Fong)

★本書獲美國記者與作家協會非文學類最佳圖書獎★  

設計一胎化政策的不是人口學家,而是火箭科學家。它的實際效益並不大,後果卻是許多生命的悲劇,以及即將到來的巨大經濟衝擊。

展現中國國力的北京奧運開幕前三個月,四川發生強烈地震,災情慘重,甚至有整個村完全「絕後」,因為一胎化政策下每個家庭唯一的小孩都在震災中罹難。

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全球人口快速攀升,控制人口成為重要議題,對於仍然貧窮、不想被眾多人口「拖垮」經濟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一胎政策,是中共採納的終極解決方案。然而這個史無前例的急煞車政策,並非出自經濟學家與人口學家之手;實施長達三十五年的一胎政策,實際上來自火箭科學家的設計。

中國官方認為,一九八〇年開始的一胎政策是中國經濟能夠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它的正面影響很小,負面的苦果卻愈來愈大。除了產生各種社會與人道悲劇之外,人口結構的突然翻轉、老化與勞動力銳減,也將造成嚴重的經濟後果。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方鳳美派駐中國多年,汶川大地震之後目睹一胎化政策帶來的悲劇性副作用,於是深入追索採訪數年,不但訪問了政策實施以來各種受影響的當事人,也採訪到與政策制定息息相關的科學家、曾被冷凍的反對者、實際執行的基層人員,以及多位經濟學家與人口學家,是全面而完整的大篇幅調查報導。在時而荒謬、時而令人心痛的真實故事當中,看到這個政策如何在各種層面牽動好幾億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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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