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的政治經濟學:《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聲索解決法》

身分的政治經濟學:《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聲索解決法》
《復返》封面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人們從未能對一個問題達成共識:原住民的前進之路究竟是透過開發公司(即經濟方法)還是透過「部落」機構(即政治方法)才是最佳之道。

文: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1970年的《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聲索解決法》((Alaska Native Claims Settlement Act, 簡稱《解決法》)是政治妥協的產物,是三股不同議程的銜接:一是「阿拉斯加原住民同盟」的土地索還要求,二是跨國石油公司想要興建一條橫跨阿拉斯加輸油管(通往普拉德霍灣新發現的油田)的企圖,三是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在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終結」原住民的政策失敗後亟思改弦易轍。《解決法》把四千四百萬畝土地和近十億美元撥給十三家區域性原民公司和二〇五家鄉村公司。個人要能成為股東,身上必須至少具有四分之一原住民血統,且是出生於《解決法》通過實施之前。

《解決法》在美國政府的原住民政策中絕無僅見,反映的是阿拉斯加獨特的原住民/政府關係史:阿拉斯加並不存在見於「下四十八州」的保留地制度和政府託管權制度。《解決法》後來成了魁北克因紐特人「自決」的一個範本,引起的曖昧結果也類似於在阿拉斯加所引起的結果,其中包括產生出一個由原民公司管理層構成的菁英階級(Mitchell 1996; Skinner 1997; Dombrowski 2002)。

阿拉斯加原住民亟需要一個解決方案,因為自一九五八年阿拉斯加建州後,聯邦政府便以愈來愈快的速度把土地移轉給州政府。在這之前這些土地一直被視為公共財產,對原住民自給自足的生計活動極其重要。原住民領袖非常擔心,珍貴的資源會永遠脫離他們的掌控(即地權歸屬變得不再模糊,不再是他們有權提出要求)。

於是,一個土地聲索運動在一九六〇年代趨於強勁,而油田的發現(一九六八年)則提供了一個系統性解決問題的契機。原住民領袖掂估,只要獲得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一,就值得他們放棄對其餘土地的權利要求。如果不接受《解決法》,阿拉斯加原住民說不定會落得和美國其他部落一樣命運,即只能在一些資源貧瘠的地區持有少許土地下苟延殘喘。「阿拉斯加原住民同盟」立場堅定,而在美國國會內部經過好些爭吵以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擁有多少總勝過一無所有:《解決法》看來是一個異常慷慨的結果,保證了阿拉斯加一些重要的土地和資源歸入原住民名下。

因為唯恐油管鋪設計畫會被法庭纏訟耽擱多年,石油公司支持原住民的訴求。這個有力的盟友讓原住民取得了單靠一己施壓無法取得的成果。華府方面也愈來愈看清楚,若是無法把阿拉斯加大部分土地的地權歸屬釐清,經濟發展和資源開採將無法順利進行。不過,與阿拉斯加原住民談判會引起政府結構的問題。然而「下四十八州」的設計(部落機構、「政府對政府」關係、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託管責任)是當局想要竭力迴避。另外,很多阿拉斯加原住民都厭惡見於美國其他地方的「保留地」制度。

《解決法》的公司結構提供了一個別出心裁的解決方法。由民主黨參議員傑克遜(Henry Jackson)提出,《解決法》的自由主義願景(如今則可稱為新自由主義願景)尋求以公司的形式私有化原住民的土地。此舉可避免重蹈「新政」時期由科利爾(John Collier)提出的《印地安人重組法》的覆轍,不讓「部落」政府有壯大或獲得承認的機會,又讓阿拉斯加原住民可以以投資者和創業家的身分參與經濟發展。事實上,當時已經有超過一百個阿拉斯加原住民村莊獲得聯邦政府的承認。不過,這些潛在的「主權體」並不控有多少土地。《解決法》想要繞過它們,加速它們的枯萎。然而,部落機構與原民公司一直並存至今,兩者既衝突又合作,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政經關係。

《解決法》事實上留下了許多未解決的問題,而它本身很快便成為一個新的鬥爭場域。但在一九七一年時候,它卻符合原住民、政府和石油企業家的共同利益。對石油公司來說,《解決法》是一大成功:它讓阿拉斯加輸油管得以建成,原油開始滾滾流動。日後雖會發生「艾克森瓦德茲號」(Exxon Valdez)漏油事件之類的問題,但阿拉斯加的石油和天然氣經濟已經確立,而州內每個人(兼含原住民和非原住民)過不久便發現他們離不開石油。但奠基於開採資源(石油、天然氣、礦物和木材)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如許多人預期那樣是一帖萬靈藥。政府原先的希望(創造一批經濟獨立和企業化的原住民社群)轉眼成空。把分散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村莊轉化為一些商業體(並因此帶來就業擴大和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的減少)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

正如加拿大法官伯格(Thomas Berger)在一九九五年所作的全面性評估中所指出的,村落層次的原民生活總是要仰賴漁獵和採集的自給自足經濟。政府的政策應該是致力加強自給自足,不是用一個抽象願景(資本主義企業)去取而代之。伯格把很多聲音匯集到他那部雄辯和批判性的維權調查報告裡。阿拉斯加各地的村民一再告訴他,依附土地維生對他們的生活具有核心重要性。《解決法》分配給村落層次開發公司的土地並不足夠。村落生活可以存活的前提是村民必須有權進入他們從前被容許自由進入的大片土地和海洋。事實上,一條在一九七一年後訂定的法律曾保證鄉居和採行自給自足生計的原住民擁有這一類權利,但後來被阿拉斯加最高法院駁回,認為那是一種不合法的獨厚。在《解決法》通過實施四十年後的今日,傳統村落的經濟可存活性仍然岌岌可危。

在區域的層次,《解決法》所建立的大型開發公司掌控了大部分的土地和基金。它們的首要任務是賺錢和把收入分配給股東。不過,原民公司被認定不只是一般的資本主義機構。原則上,它們只能雇用阿拉斯加原住民(遵行情況參差不齊)。它們還有責任資助醫療保健、教育和文化更新計畫。所以,「發展」意味的不只是經濟層面的發展。原民公司不同於一般公司的另一關鍵處在於股東資格和持股規定。根據原有規定,持股在二十年內不得出售,在那之後方可自由轉讓。這條款讓把土地永遠保持在原住民手中的目的和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議程陷入致命矛盾。當伯格進行調查之時,一九九一年正在逼近,而他發現,原住民之間普遍擔心交由開發公司託管的珍貴資源不久便會有失去之虞。

這是一個真實而且被廣泛體認到的危險。要是土地真的允許自由轉移,那持續的貧窮將會逼得原住民股東把他們的股分賣給非原住民,而原民生活的物質/精神基礎將會消失。這時,《解決法》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假借市場過程終結原住民的新自由主義手段,而不像是一場勝利,一種對原住民土地的穩定化。當初在華府制定《解決法》的那批人視之為一種讓原住民參與國家經濟的方式,因此也是一種長程同化手段。不過他們很少人會料到,才二十年之後,土地便迅速流失。所謂的「一九九一年修正案」就是應這種流弊而生:它延長了禁止將股分賣給非原住民的時限,又部分改變了一九七一年之後出生者除透過繼承以外不得擁有股票的限制(這限制造成了內部對立)。

《解決法》一直都複雜得可怕,而它的各種破綻、漏洞和始料未及的後果導致了持續的修修補補和政治交易。一九九一年的修正條款暫時堵住了原法令的最嚴重瑕疵,讓原民社會有生存的呼吸空間,也讓原民開發公司的管理階層有多些時間可以學習怎樣在州、國家和跨國的層次取得最大利基。大部分開發公司在頭二十年都表現平平,有時還慘不忍睹。原住民領袖缺乏從商經驗。開發公司的內部衝突和彼此衝突引發了一些蹂躪性和漫長訴訟。搖搖欲墜的公司必須靠有權勢的政治人物——如阿拉斯加州聯邦參議員史蒂芬——提出的紓困案奧援。為原住民創造的新工作機會相對不多,而股東可分到的股利亦遠低於預期。

自九〇年代起,即自修正案通過實施開始,一些區域性開發公司的表現開始好轉。不過,經濟畫面仍好壞參半,而許多成功都是靠投資阿拉斯加以外的事業(如電信業)或承接政府出於扶助少數民族政策而賞賜的合約。這常常意味著原民公司參與到一些名聲欠佳的計畫(從有生態破壞之虞的伐木到伊拉克的戰後重建)。不過,好些開發公司付給股東的股利已經變豐厚,而它們也全都繼續認真資助以社群為基礎的社會和文化計畫。《解決法》至今仍是高度利弊互見,對它的觀感是好是壞因人而異。為之辯護者視之為一個社會實驗,雖不完美卻是原住民發揮影響力的關鍵途徑。譭之者則視《解決法》為一個外加的結構,並沒有以原住民樂見的方式帶來經濟發展:那是一個不平等和造成分裂的系統,創造出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又動搖了原住民生活長久以來賴以存在的價值觀和機構制度。

一九七一年解決方案的基本預設一直充滿爭議,而《解決法》也不是為原住民社會帶來變遷的唯一力量。人們從未能對一個問題達成共識:原住民的前進之路究竟是透過開發公司(即經濟方法)還是透過「部落」機構(即政治方法)才是最佳之道。事實上,這兩個議程同樣活躍。如今,許多論者都認為,部落政府有必要強化,如此方能讓村落層次的生活方式永續下去(例如Fienup-Riordan 1990:ch.9)。「發展」的語言受到了「主權」語言的挑戰。這表示,奠基於親屬關係、傳統和村落生活的地方治理結構必須受到承認,而這是《解決法》大半迴避的。說不定到最後,對《解決法》的修正會取消區域性開發公司對土地的持有權,改為由部落集體持有。目前,這樣一種改變受到原民公司領導階層和受惠於現行系統的人所抗拒。另外,任何自治或半自治部落政府控制土地的願景都得面對一個難題:有愈來愈多原住民集中到大鎮或城市(特別是安克拉治)。《解決法》要解決的問題迄未解決。

過去四十年來,《解決法》一直是個起結構作用的元素,重要性非同小可,但以為它一定會決定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未來卻是一種謬見(Anders 1999)。這法令產生出紛紜後果,既運作於地方治理傳統的範圍內又衝撞這些傳統,形塑出新與舊的部落倡議。有人似是而非地把《解決法》類比於另一個假進步同化之名私有化部落生活的更早期嘗試:一八八七年的《道斯計畫》(Dawes Plan)。後者出現在大平原印地安戰爭結束之後,它強行切割部落土地,改為個人持有(Anders 1990)。大部分印地安人對此毫無心理準備,也不情願太快改當農夫,而生活壓力未幾便逼得他們不得不出售分到的土地。做為一項由政府推動的社會工程,《解決法》和《道斯計畫》有不少共通處。但見於這兩個歷史交接口的實力對比卻大不相同。

在一八九〇年代,印地安人在軍事上被打敗,人口大幅衰退。他們也沒有「阿拉斯加原住民同盟」之類的組織(該同盟是《解決法》重要推手)。反觀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阿拉斯加原住民固然貧窮和備受忽略,但也是處於一個土地聲索和振興的階段。不管是在州、國家、近極地圈(circumpolar)還是全球的層次,「原住民」的普遍復興都帶來了新的主權願景。那既不像一八九〇年代那樣是一個戰敗時刻,也不是一個解放時刻。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後的二十年,市場和媒體對社會抱負和文化變遷的影響力量日強於一日。因此,《解決法》反映的更多是一個新的角力場(field of forces)和一種銜接政治(politics of articulation)而非宰制。《道斯計畫》削弱了部落生活但未能窒息之。現在,在一個部落振興的時代,輔以公司的身分認同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寬容,新自由主義形式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有可能會比較成功嗎?

不管它的未來會是如何,《解決法》都形塑了當代的阿拉斯加身分政治。它明言的動機是促進經濟「發展」和「自賴」(self-reliance),但華府和原住民社群對這兩個名詞卻有著不同定義。狹隘的進步願景(光著眼於經濟的個人主義進步願景)難免會跟由擴大親屬關係、社群守望相助和自給自足維生方式構成的傳統發生衝突。因此,遺產工作(即保存和更新原住民價值觀和傳統的工作)對原住民是不是能夠爭取到按照自己樂見的方式參與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攸關要緊,但這爭取的結果是沒保證的。

《解決法》創立的公司是那些在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開始起勁的遺產專案(本文會談到其中一些)的關鍵金主。區域和鄉村層次的原民公司都認定文化計畫的重要性不下於醫療保健和教育計畫。在這個問題上,各方意見再次是見仁見智。批評者認為,重視遺產工作會形成資源的誤置,讓更緊急的經濟和政治議程備受忽略。另外,一種被復振的傳統文化有時會出於公司的目的而被標準化(有時也被稱為「商標化」,Dombrowski 2002; Manson 2002)。這當然是對遺產的一種重要意識形態竊佔。但誠如以下將會看到的,由原民開發公司資助的遺產工作有著多元的聽眾和結果,而它們並不總是那麼明顯地跟資本主義霸權和規範化的自由主義主體站在同一陣線

一九七〇年代見證了原住民身分在一個更大規模上再結盟,反映的是二次大戰後其他追求自決的原民運動的動向。隨著《解決法》的通過實施,當個原住民第一次變成是有酬的事。六〇年代的土地聲索運動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同盟」的締結讓一種以泛阿拉斯加聯盟為基礎的原民政治(Native politics)變得可能。受到不斷強化的「近極地圈」和「第四世界」聯繫的滋養,更大規模的族群認同(或說「部落」認同)得以出現,讓較地方性或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連結被取而代之。遺產保存和遺產表演是這些變遷中的原民銜接的機要部分。其結果就是新的身分認同、對「文化」或「傳統」等概念更形式化的表述,以及一些切合於變遷中原民經驗而不侷限於鄉村環境的表演形式。

阿魯提克人
阿魯提克人划著皮舟趨近阿拉斯加州荷馬市,準備參加塔孟塔卡圖魯塔文化節。(作者拍攝)

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是那些如今自稱為「阿魯提克人」(Alutiiq)的人群——他們有時也會自稱為蘇格皮亞克人(Sugpiaq)。阿魯提克人散居於科迪亞克島的城鎮和鄉村、阿拉斯加半島南岸、基奈半島(Kenai Peninsula)、威廉王子灣和安克拉治市。他們做為一個融貫實體的不確定地位表現在一九七一年的《解決法》把他們分配到三家不同的區域性開發公司。很多阿魯提克人在這個「歸入」過程中重新發現或重新恢復了他們的「原住民」身分意識。他們的集體歷史是一部歷經激烈擾亂和充滿創傷的歷史:先是俄國人在十八世紀晚期的到達(帶來了勞動剝削、屠殺和疫病);繼而是一八六七年之後的美國殖民(帶來了傳教士、寄宿學校和二次大戰時的重兵駐紮);再來是一連串的大地震和「艾克森瓦德茲號」漏油事件(許多人因此被迫放棄家園)。

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地方傳統消失或是被埋葬。儘管如此,一些自給自足社群、一些親屬關係網絡和一種根深蒂固的土著宗教(本土化的東正教)仍舊存活,而能說薩茨頓語(Sugt’stun)的人亦仍然不少。然後,隨著身分政治的浪潮席捲阿拉斯加,那種受《解決法》部分恢復的原民意識大舉復興,人們踴躍於研究、取回和傳承他們的「阿魯提克人」遺產(見Pullar 1992; Mason 2010a)。

在阿拉斯加各處,創新形式的文化∕藝術生產被設計了出來,伴隨而來的是原住民利益和非原住民利益的新聯盟,以及表演和消費的新場域。它們表現為以下各種形式:區域性長老會議、仲冬舞蹈的揉合性復振、語言學習班、雕刻與造船工作坊、部落藝術館、「民俗觀光」(native tour)和供觀光遊輪乘客參觀的模範村。由族群界定的企業家、社群領袖與文化掮客大軍紛紛出現。舊的社會、政治和宗教權威同時受到承認和轉化,被有選擇性地翻譯到變遷中的環境。這些實踐落實在地方脈絡的方式大異其趣,得端視乎人口與生態、殖民與新殖民擾亂的時間點與力量、資源開採的機會與壓力,以及持續進行中的漁獵採集權鬥爭。

用非化約的觀點來看,遺產既不是純正傳統的復原或重生,也不是自由主義霸權形式裡的文化舒壓運作。「向兩邊望去」和其他以下會討論到的遺產專案必然只能是一些妥協性活動,其中糾結著相互競爭的利益。我們應該把它們視為同時管理和加持著原民生活的一個複雜社會∕經濟∕文化交接口的特定聯合製作(coproduction)。廣義言之,遺產工作包括口述歷史研究、文化召喚和解釋(展覽、文化節、出版、電影和觀光景點)、語言描述與教學、以社群為本的考古挖掘,以及藝術的生產、行銷與評論。

當然,這些活動只是當今原民自決政治(politics of self-determination)的一個面向。遺產工作無法取代土地聲索、漁獵生計權的鬥爭、經濟開發、教育及醫療方案、聖址保衛和爭取被盜遺體與文物返還的運動,但它與這些鬥爭全都密切相關。被算成「傳統」的東西從來都不是政治中立(Jolly 1992; Briggs 1996; Clifford 2000; Phillips and Schocher 2004),而文化的回收、展現與表演也總是在爭取身分與承認的運動中扮演著不可少的角色。我們應該密切注意遺產工作的多元生產者和多元消費者,強調政治性銜接、偶發性表演和部分性翻譯的構成作用。

遺產計畫參與了一系列的公共領域,在原民社群的內部和彼此之間充當動員和自豪的場域,是跨世代抱負和教育的泉源,可以讓人重連接於過去和對別人說出:「我們存在」、「我們深深扎根在這裡」、「我們與你們不同」。這一類的文化政治並不是不包含曖昧或危險(見Hewison 1987; Harvey 1990; Walsh 1992)。遺產工作有時會流為一種自我行銷的形式,是為回應多元文化政治經濟(它裝載和管理著不平等)的需要而產生。

永續地方傳統並不能保證經濟和社會正義,哪怕它可以加強社群的韌性或是打造有效聯盟。在後工業的脈絡,常有論者批評遺產工作是一種去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懷舊症,換言之是一種偽傳統。如薩繆爾(Raphael Samuel)指出過的,這種批評雖常有過分簡化之嫌,但當代的遺產工作確實面臨文化物品化(objectionification)和商品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一味以「物品化」和「商品化」為由抹煞遺產工作則是無視其在地方、區域、國家和跨國層次激活的大量意義。

今日的「身分政治」和「遺產工作」都是同時受到更彈性化的資本主義行銷、溝通和政府形式的拘限與加持。雖然承認這些壓力的存在,但我們必須區分不同時間性和規模(Tsing 2000)的銜接(地方性的、區域性的、國家的和國際的)、表演(語言性的、家庭性的、宗教性的、教育性的和觀光性的)和翻譯(跨代的、跨文化的、保育性的、創新性的)。全球性的文化和經濟力量透過這些過程而被在地化(localized)和某種程度被關鍵性地屈折化(inflected)。

確實,原住民遺產工作所肯定的聯繫(與土地的聯繫、與長老的聯繫、與宗教信仰的聯繫、與不均勻變遷中古老習尚的聯繫)有時可以是實質的,不是「被發明出來」或只是擬像性(simulacral)。對原住民來說,在經過長期被邊緣化或被弄得消失不見(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的「消失不見」)之後,能透過表演和出版品說出「我們存在」乃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治行為。

過去幾十年來,在區域和跨國層次都有愈來愈強的原住民身影可以在屯墾殖民脈絡和國家脈絡被感受得到。就像更早期的反殖民動員那樣,今日的原民運動質疑「文化」與「政治」或「文化」與「經濟」二分法(我們有理由認為那是一種歐洲中心的二分法)。卡納克獨立運動的領袖吉巴烏便曾強調,遺產工作和反殖民自決鬥爭兩者有著現實關連性(Tjibaou 1996)。一如霍爾指出過的,想要能政治地行動(to act politically),人們必須先對自己是誰有著強烈自覺(Hall 1988)。本著同樣體認,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8)質疑了把遺產工作描繪為純然是文化運動而無關乎「現實政治」見解。

當然,今日可供「自決」或「主權」運作的環境大不同於二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自決」並非關於追求獨立而是更多關於創造相互依賴、屈折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和找出可供操作的空間(Clifford 2001)。今日的從屬策略(subaltern strategies)富於彈性,懂得機巧地適應於全球性的相互連接脈絡。這不是一種全新困境;原民運動本就一直只能如此地致力於在惡劣政經環境中爭取最佳結果。即便是當代阿拉斯加這麼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屯墾殖民環境(那裡的原住民群體掌控可觀土地和資源,構成一股政治力量),權力不平衡的現象照樣持續。為原民擴張和原民倡議打開的空間是有極限的,而論者也已經指出過,《解決法》看似慷慨的內容最終乃是為支配者的利益服務(Dombrowski 2002)。

另一方面,如今見於阿拉斯加的社會和政治動員卻是早先於並且可能多過現行的政府結構。透過有選擇性地保存和更新文化傳統,遺產工作是有可能成為那強化原住民土地、資源和自治要求的社會過程的一部分,讓原住民獲得一種不只是另一個少數群體或利益群體的地位。這個正面主張是我討論「同時望向兩邊」之所本。阿魯提克文化動員的長程政治與經濟效果仍有待觀察,但其結果必然會是妥協性和不平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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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桂冠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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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譯者:林徐達、梁永安

我想找尋的是一種不同種類的烏托邦:其歷史是循著邊邊走,以環形行進,切分節奏,總是處於浮現中狀態,永不抵達。最起碼,這種兼納多樣性和反諷的曲徑讓我們有可能批判單音權威 ——不管那是支配性權力還是社會行動起義者所作的單一真理斷言。我們面對的與其說是一條清晰的歷史道路,不如說是一叢群的替代方案,一個由糾結關係構成的當代現實。

全球的權力安排正在我們腳底下發生變化。無論如何,「未來」都確實比二次大戰之後的任何時期都更具開放性,更加結局未定。在這個「未來」中,另類的發展模式、區域主義、文化特殊性、多樣化主權和原民主義—世界主義連接真有前景可言嗎?歷史正往一個以上的方向移動嗎?在這個結局未定的交接口,怎樣才算是「現實主義」?究竟怎樣的故事才算夠大的故事?今日的危機甚至「混亂」有理由讓我們感到恐懼還是懷抱希望?顯然兩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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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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