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的政治經濟學:《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聲索解決法》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人們從未能對一個問題達成共識:原住民的前進之路究竟是透過開發公司(即經濟方法)還是透過「部落」機構(即政治方法)才是最佳之道。
遺產計畫參與了一系列的公共領域,在原民社群的內部和彼此之間充當動員和自豪的場域,是跨世代抱負和教育的泉源,可以讓人重連接於過去和對別人說出:「我們存在」、「我們深深扎根在這裡」、「我們與你們不同」。這一類的文化政治並不是不包含曖昧或危險(見Hewison 1987; Harvey 1990; Walsh 1992)。遺產工作有時會流為一種自我行銷的形式,是為回應多元文化政治經濟(它裝載和管理著不平等)的需要而產生。
永續地方傳統並不能保證經濟和社會正義,哪怕它可以加強社群的韌性或是打造有效聯盟。在後工業的脈絡,常有論者批評遺產工作是一種去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懷舊症,換言之是一種偽傳統。如薩繆爾(Raphael Samuel)指出過的,這種批評雖常有過分簡化之嫌,但當代的遺產工作確實面臨文化物品化(objectionification)和商品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一味以「物品化」和「商品化」為由抹煞遺產工作則是無視其在地方、區域、國家和跨國層次激活的大量意義。
今日的「身分政治」和「遺產工作」都是同時受到更彈性化的資本主義行銷、溝通和政府形式的拘限與加持。雖然承認這些壓力的存在,但我們必須區分不同時間性和規模(Tsing 2000)的銜接(地方性的、區域性的、國家的和國際的)、表演(語言性的、家庭性的、宗教性的、教育性的和觀光性的)和翻譯(跨代的、跨文化的、保育性的、創新性的)。全球性的文化和經濟力量透過這些過程而被在地化(localized)和某種程度被關鍵性地屈折化(inflected)。
確實,原住民遺產工作所肯定的聯繫(與土地的聯繫、與長老的聯繫、與宗教信仰的聯繫、與不均勻變遷中古老習尚的聯繫)有時可以是實質的,不是「被發明出來」或只是擬像性(simulacral)。對原住民來說,在經過長期被邊緣化或被弄得消失不見(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的「消失不見」)之後,能透過表演和出版品說出「我們存在」乃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治行為。
過去幾十年來,在區域和跨國層次都有愈來愈強的原住民身影可以在屯墾殖民脈絡和國家脈絡被感受得到。就像更早期的反殖民動員那樣,今日的原民運動質疑「文化」與「政治」或「文化」與「經濟」二分法(我們有理由認為那是一種歐洲中心的二分法)。卡納克獨立運動的領袖吉巴烏便曾強調,遺產工作和反殖民自決鬥爭兩者有著現實關連性(Tjibaou 1996)。一如霍爾指出過的,想要能政治地行動(to act politically),人們必須先對自己是誰有著強烈自覺(Hall 1988)。本著同樣體認,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8)質疑了把遺產工作描繪為純然是文化運動而無關乎「現實政治」見解。
當然,今日可供「自決」或「主權」運作的環境大不同於二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自決」並非關於追求獨立而是更多關於創造相互依賴、屈折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和找出可供操作的空間(Clifford 2001)。今日的從屬策略(subaltern strategies)富於彈性,懂得機巧地適應於全球性的相互連接脈絡。這不是一種全新困境;原民運動本就一直只能如此地致力於在惡劣政經環境中爭取最佳結果。即便是當代阿拉斯加這麼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屯墾殖民環境(那裡的原住民群體掌控可觀土地和資源,構成一股政治力量),權力不平衡的現象照樣持續。為原民擴張和原民倡議打開的空間是有極限的,而論者也已經指出過,《解決法》看似慷慨的內容最終乃是為支配者的利益服務(Dombrowski 2002)。
另一方面,如今見於阿拉斯加的社會和政治動員卻是早先於並且可能多過現行的政府結構。透過有選擇性地保存和更新文化傳統,遺產工作是有可能成為那強化原住民土地、資源和自治要求的社會過程的一部分,讓原住民獲得一種不只是另一個少數群體或利益群體的地位。這個正面主張是我討論「同時望向兩邊」之所本。阿魯提克文化動員的長程政治與經濟效果仍有待觀察,但其結果必然會是妥協性和不平均分布。
相關書摘 ►阿拉斯加原住民雕刻面具,流浪歐洲百餘年後的復返之路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桂冠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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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譯者:林徐達、梁永安
我想找尋的是一種不同種類的烏托邦:其歷史是循著邊邊走,以環形行進,切分節奏,總是處於浮現中狀態,永不抵達。最起碼,這種兼納多樣性和反諷的曲徑讓我們有可能批判單音權威 ——不管那是支配性權力還是社會行動起義者所作的單一真理斷言。我們面對的與其說是一條清晰的歷史道路,不如說是一叢群的替代方案,一個由糾結關係構成的當代現實。
全球的權力安排正在我們腳底下發生變化。無論如何,「未來」都確實比二次大戰之後的任何時期都更具開放性,更加結局未定。在這個「未來」中,另類的發展模式、區域主義、文化特殊性、多樣化主權和原民主義—世界主義連接真有前景可言嗎?歷史正往一個以上的方向移動嗎?在這個結局未定的交接口,怎樣才算是「現實主義」?究竟怎樣的故事才算夠大的故事?今日的危機甚至「混亂」有理由讓我們感到恐懼還是懷抱希望?顯然兩者皆是……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新經濟是什麼?由新興產業持續創新與成長,所帶動的「舊經濟」變革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將帶您了解什麼是新經濟、新經濟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探討台灣該如何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發展新經濟產業,使台灣能與世界接軌,同時帶動傳統產業轉型成長。
經過前幾年病毒的肆虐,全世界一同承受了疫情時代封城、居家辦公、社交距離等種種衝擊,人們在工作模式與市場經濟行為上,都受到了不小影響與起伏動盪。然而,即使疫情期間面臨著層出不窮的挑戰,新經濟產業成長的勢頭並未減緩,甚至更加蓬勃尋找出路。長期致力於促進台灣產業發展的民進黨立委趙天麟表示,為了因應大環境不斷變動的市場需求,台灣需要積極創新與進化,把握迎面而來的機遇,才能為市場帶來新的希望與活力。本文將探討台灣該如何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發展新經濟產業,使台灣能與世界接軌,同時帶動傳統產業轉型成長。
什麼是新經濟?新經濟定義介紹
新經濟一詞起源於1990年的美國,當時的美國景氣迎來空前盛況,各行各業呈現「高成長、高所得、低物價、低失業率」的現象。部分支持「新經濟理論」的學者認為,促成此現象的原因分別為以下6點:「全球化分工生產」、「金融市場變遷」、「僱用型態改變」、「美國贏得冷戰」、「開發中國家提供市場」、「資訊技術的發展」,同時高科技產業仍不斷創新,一並拉抬了其他產業的生產力,讓社會整體呈現欣欣向榮的氛圍。時間拉回到現在,「新經濟」一詞的定義變得相對模糊,目前主要意指能為傳統產業帶來革命性影響的新興產業或科技,像是近年來的大數據、5G、AI等,都可以視為新經濟的一員。
本文以大數據舉例,說明新經濟所帶來的變化。在還沒有大數據分析的年代,各行各業收集數據受到限制,只能透過人工統計整理,難以針對收集來的數據進行全面分析,更別說從資料中找出各個事件的關聯性,在下達決策時也一律以經驗來判斷。而大數據的誕生,讓所有產業的資訊處理能力有了飛躍性的提升,企業可以快速分析數以百萬筆的資料,並從數據中預測出未來的趨勢,提高各行各業的效率及競爭力,進一步發展出以數據為主的全新商業模式。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資訊科技產業外,近年來藝文、運動等新創產業,亦是開拓新經濟所關注的重點領域,例如由趙天麟立委號召的「大高雄38區公益慢跑」,除了成功突破台灣當時最高夜跑人數的紀錄之外,立委同時也邀請了全球6大馬拉松中的日本東京馬拉松總監、與德國柏林馬拉松總監一同共襄盛舉,並共同商討將高雄馬拉松推上世界舞台的可能,促進高雄運動新經濟的誕生。
新經濟影響巨大,引領全球經濟發展方向
新經濟的影響之所以巨大到能引領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主要與新興產業強勁的技術研發能力有關,不僅效率獲得大幅度提升,在技術層面更是改變了整個傳統產業結構,若無法跟上新經濟的腳步,將很可能會快速被市場淘汰,也正因如此,各國才開始逐漸重視新經濟的發展,積極投入資源,並將新技術整合進傳統產業中。
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積極發展「再工業化」,將重心放到新經濟產業發展上,以潔淨能源、健康醫療、電動車、生物工程、半導體等領域為首,提供特殊稅收抵免優惠以及各種補貼政策措施,爭取技術人才、資金回流美國,進一步推動新技術與新能源的應用,再造能兼具環保節能,且擁有高效產能的全新工業型態。在這樣的政策方向下,美國許多州都推出了鼓勵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其中包含減免相關產業的稅收和提供購電補貼,同時還為氫燃料電池與儲能技術提供大量的研究資金,促進潔凈能源技術的創新和應用。

既然新經濟勢不可擋,有哪些新經濟產業值得我們耕耘呢?
新經濟產業的興起,大多與科技發展和滿足人們的需求有關,而能讓台灣有機會成為領頭羊的新經濟產業有4種領域,分別為健康醫療、能源科技、電動車、數據相關產業。這些產業之所以能成為新經濟的契機,主要是他們擁有以下特性:
- 有新技術誕生,或是技術有重大突破
- 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 政府重點關注發展的產業
- 投資人一致看好,願意挹注資金
- 順應國際市場趨勢
舉例來說,各國為了降低交通運輸產生的碳排放量,正在積極發展使用電力驅動的交通工具。而為了提高用電效率,過去不被看好的氫能,於近年來也逐漸受到關注。相較於鋰電池來說,使用氫燃料電池效率更高,且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許多專家都認為氫能未來很可能會發展成能影響整個電動車市場的產業,甚至有機會成為各行各業不可或缺的能源供應技術。身為台灣氫能發展重要推手的趙天麟立委也表示,台灣的氫能供應鏈,從上游製氫到下游氫燃料電池的供應,已佈建得十分完整,甚至包括工業餘氫或家庭廢水,都能成為供電循環系統之一,讓工業、家庭用電能與氫能串接起來,大幅降低台灣的碳排量。因此政府與民間應更重視對氫能的投入,讓台灣在能源科技新經濟領域得以佔據領先地位。

如何推動台灣新經濟?從趙天麟立委的「運動新經濟概念」啟發
台灣仰賴出口貿易,容易受到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且疫情與國際經貿情勢的動盪,讓各行各業的工作型態發生巨變,在穩定發展的前提下,台灣目前仍需依賴強勁的半導體產業帶動整體發展。不過,考量到分散風險對於穩健經濟體的重要性,台灣公家機關與各大企業也沒有停下腳步,積極推動產業升級與轉型,除了關注工業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之外,運動產業與藝文產業也是值得我們關心的領域。
立法委員趙天麟在過去高雄市長初選期間,便曾提出「運動新經濟」政見,希望將高雄馬拉松提升到世界頂級馬拉松之列,成為「世界第7大馬拉松賽事」,以此來吸引參加比賽的國際遊客,間接帶動高雄的觀光熱潮。另外,趙天麟立委也注意到,日本沖繩做為日韓兩國職棒的「春訓基地」,每年為當地帶來非常可觀的觀光產值。然而,高雄不只春季雨量較沖繩少,氣溫也更平均,相較之下擁有比沖繩更優越的氣候條件,很適合打造成新的職棒春訓基地,若能結合當地旅遊景點的優勢,帶動棒球迷前來朝聖,將能透過發展運動新經濟為高雄帶來十分可期的觀光效益!
在藝文新經濟方面,也可以發現台灣近年來積極建設文化中心,循序漸進地推廣藝文產業,例如趙天麟立委曾到瀨戶內海藝術季參訪,希望能效仿「藝術帶動觀光經濟」的模式,邀請頂尖藝術家在原住民古獵道或是海岸線等地,設置裝置藝術或進行藝術表演,用藝術吸引全世界的遊客來訪,讓藝術不僅療癒人心,還能為地方創造新經濟貢獻。
現在世界各國正急於加速復甦經濟,一方面希望能妥善因應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另一方面則期盼能降低通貨膨脹帶來的衝擊,為此各國都想站在新經濟的浪頭上,掌握新經濟產業的主導權,其帶來的不僅是新商機,甚至可能影響到10幾年後的經濟局勢。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找到適合發展的新經濟產業,並善加經營,才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章內容由「趙天麟國會辦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