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正在看著你:淺談政府大規模監控與隱私衝突

老大哥正在看著你:淺談政府大規模監控與隱私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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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正如同英國小說家歐威爾在《1984》所描述的:「老大哥正在看著你」,全世界在史諾登的驚天一擊下,驚愕地發現,過去極權政權對於所有老百姓、或是威權政府對異議分子的政治偵防,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不僅仍然存在,甚至更肆無忌憚地對所有通信使用者,遂行地毯式地無差別搜索。

文:林昕璇(維吉尼亞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2013年6月由衛報批露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密案震驚全球,這位前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約聘職員曝光的機密文件顯示,NSA近年鎖定美國公民與外國人,進行以反恐為名的大規模無差別監聽。

其中最震驚輿論的「上游計畫」(UPSTREAM)與「錂鏡計畫」(PRISM),指出美國國安局不僅在通訊公司架設秘密機房,「借用」私人通信公司的設備,將通過美國境內的光纖網絡傳輸的大量通信數據轉移到一個資源庫中暫存,更依據外國情報監控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空白授權美國情報單位任意存取網路公司Microsoft、Google、Facebook、Youtube、Skype以及Apple所保有用戶之數據資料。沸騰的與論延燒到學術圈,掀起了美國與歐洲對於國家大規模監控的合法性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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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he Japan Times
2016年6月自由人權協會(JCLU)於東京大學舉辦的日本第一場政府大規模監控研討會。邀請案發後輾轉逃亡各國的Edward Snowden視訊連線演講。(Source: The Japan Times
秘密監控已行之有年

事實上,不只美國,各國政府系統性蒐集人民通訊個資的作為,實則歷史久遠。其中美國與英國之間的情報合作,可回溯到1940年代,自彼時起,兩國之間就開始針對國際性信號情報(Signals intelligence; SIGINT)和通訊情報(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 COMINT)協商並建構起一連串的情報共享協議,逐步陸續發展為一個正式的情報協分享協定──UKUSA,隨後更進一步納入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形成有名的「五眼(Five Eyes)」情報合作聯盟,相互監督對方的公民,再蒐集或分享彼此的網際網絡監控情報,藉此鞏固聯盟之間國家安全戰略上的休戚與共與禍福同依。

此外,美國也紛紛和許多國家締結法律互助協定(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y; MLAT),俾利共享資訊和相互協助調查大型跨國集團犯罪和恐怖主義活動。層層疊疊行之有年的法律協議或互助協定,早已催生一個跨國性的大型監控網絡建構成形。這本是西方先進各國彼此之間心照不宣的潘朵拉黑盒,被Snowden一舉掀開後浮上檯面。種種跡象顯示,國家挾著通訊科技的強大力量,對全民發動「大規模監控」(Mass Surveillance)的崛起,標誌著「全面監控國家」(National Surveillance State)的時代正式來臨。

秘密監控的概念並不新奇,但是一旦結合飛速演進的巨量數據(Big Data)、後設資料(Metadata)等得以大量、迅速探勘挖掘的數位技術,威力便不容小覷。在該等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國家得以輕易地將片段、零碎、無意義的個人資訊予以蒐集、彙整、分析、儲存,進而鉅細靡遺地拼湊出人民私生活的圖像,對個人隱私權構成的潛在侵害,或許早已超乎我們每個人的想像。

正如同英國小說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所描述的:「老大哥正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全世界在史諾登的驚天一擊下,驚愕地發現,過去極權政權對於所有老百姓、或是威權政府對異議分子的政治偵防,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不僅仍然存在,甚至更肆無忌憚地對所有通信使用者,遂行地毯式地無差別搜索,範圍遍及電子郵件、瀏覽網頁、雲端運算、社交網絡,無一錯漏。洩密案後迫於輿論壓力,NSA自承每年監控世界2.5億封的電子郵件,光是美國境內的通訊數據即達1.5億筆。

不平等的資訊分配,助長政府監控的權力運作機制

針對數位監控的滑坡效應,有大數據預言家之稱的Viktor Mayer-Schönberger率先點出了幾個隱私危殆化的傾向。首先,大數據讓數據規模呈爆炸式增長、數據模式的高度複雜化以及數據背後隱藏的大量經濟與政治利益,其所表現出的數據整合與監控的能量,已遠遠超過以往國家區區只是安裝竊聽器、熱感知器、公路監視器等傳統監控的規模。

再者,由於數據主體和數據控制者的資訊不對稱,個人很難充分了解大數據的運作原理和方式,因此數據主體個人資訊被利用的真實狀況是難以自主控制的。以Google為例,用戶或許享受搜尋引擎為資訊獲取帶來的巨大便利,但對Google正利用戶網絡行為數據進行廣告的營利方式一無所知,更難以理解Google有能力規避其他公司的隱私設置來幫助自身優化廣告的投放。

正如同Schönberger所指出的:大型企業或政府,往往會利用資訊權力的差異來獲得資訊優勢。資訊權力接踵而至地從無權者流向有權者,從被監視者轉向監視者。不僅如此,大數據的深度挖掘技術可以深度挖掘、比對、交錯分析網路數據背後的隱匿關聯,每一個數據,每一個字節片段,都是構成一個人隱私的血肉。

換句話說,在我們獲取網路服務的那一刻起,人們已經被系統化、自動化的縫合進一種不平等地個人資訊交換機制當中,無意識地參與維持並再生產現有的不平等的資訊權力分配,這正是大數據時代這一「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權力運作機制。

「圓形監獄」這個在18世紀由哲學家邊沁提出的犯罪學理論,對比到大規模監控的情境是:即使是類似美國國家安全局如此能量強大的國家機器,也不可能一一檢視每一個電話通訊或電子郵件的內容,更不可能追蹤每一個人的活動,但是監控體系之所以能夠有效控制每個人的行為,本不在於國家監控措施是否涉及內容的讀取,而是透過招喚一種心靈控制的假想恐懼,讓受監控者認為自己的一言一行無時不刻都受到監視,這正是「圓形監獄」的概念核心。一個傾國家權力,蔓延擴大的數位圓形監獄,遙遙呼應著邊沁的名言:一種新的監視形式,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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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ikipedia
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1785年提出「圓形監獄」的構想,該設計讓一個監視者位於中央的高塔,便可全景式監視所有犯人,而犯人無法得知是否正受到監視而不得不「自我監視」。(Source: Wikipedia
美國國際特赦組織提出訴訟挑戰

大規模政府監控侵蝕公民資訊隱私權的疑慮,由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部開了第一槍提出訴訟挑戰。2013年Snowden案爆發後,該NGO指控美國國家安全局依據「國外情報監控修正法」(FISA Amendments Act of 2008)執行的海外監控違憲,提起Clapper v.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訴訟。

最後,聯邦最高法院作成判決,認為原告不能僅因一連串之可能推測(speculative chain of possibilities),而「恐懼害怕」成為受監控之目標,此種高度懷疑的恐懼(highly speculative fear),尚不足構成權利「具體明確」受損之起訴門檻,因而否定了原告提起訴訟的訴訟適格(Standing)。不難窺見美國法院在這場國家安全與資訊隱私的拔河戰中,仍是選擇站在國家安全的一方。

儘管聯邦最高法院不願實質審查政府秘密監控計畫,從911後對於一切潛在危害國家安全的風吹草動如驚弓之鳥的美國輿論發展來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結果,惟透過人民與法院的互動交鋒,已為大規模政府監控的法學論辯揭開了序幕。隨後在ACLU v. Clapper、Klayman v. Obama等訴訟中,圍繞著跨境網路監控的執法界線和合憲與否的爭論,也揭示了美國實務向來以「合理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與「第三人理論」(The Third-Party Doctrine)形構而成的隱私權保障譜系,在面對由國家發動的大規模、預防性,甚至是跨國境的電信監控時,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亦暴露了其保障人權的潛在漏洞與瑕疵。

大規模監控在台灣

台灣20年來建構了完整全民醫療紀錄數據資料庫。又如衛生福利自101年起開始推動的台灣健康雲計畫,大體而言,均落入所謂為達成行政任務所需,進行具有特定目的之大規模資料彙整(監控)的廣義範疇。

以目前國內衛生福利部提倡的台灣健康雲計畫下隸屬的四個子計畫包括:

加強個人健康紀錄和病例電子化交換系統建置的「醫療雲」;提升預防疾病觀念,與智慧型裝置結合,紀錄健康狀況的「保健雲」;結合電子病例和實驗室傳染病通報系統,使得傳染病通報即時效率的「防疫雲」,可謂囊括了台灣所有人民之健康資料庫,再利用雲端服務線上交換流用各個資料庫間的資訊,有必要時尚得不經資訊持有者同意就互相勾稽結合,或提供給第三人或其他政府部門使用的種種特質以觀,顯然已具有政府大規模監控的雛型,隨時有可能在沒有適當法規的建置或配套下,遭到政府機關的濫用或目的外使用,而有侵害資訊隱私的疑慮。

數位應用科技擴張滲透至人民的日常生活,人們享受著科技的便捷之際,國家機器的手也隱然而至,悄無聲息地伸進這個領域。大規模監控社會在資訊自主權、資訊隱私權以及數據安全監管的法規範建置,其所涉及高複雜度和跨領域管制的挑戰,無論在美國或台灣都正要開始。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