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者症候群:頂尖學校高材生竟是刻板印象最大受害者?

冒牌者症候群:頂尖學校高材生竟是刻板印象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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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即使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學生克服了其他不利條件,試圖獲得與白人及亞裔學生平等的地位,卻仍得進一步面對刻板印象和身分威脅的壓力。就算是這些群體中最傑出的學生,還是可能在成績方面承受與身分相關的額外壓力。

文:克勞德・史提爾(Claude M. Steele)

降低身分與刻板印象的威脅:一個新希望

冒牌者症候群:建立富安全感的敘說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開始在哥倫布市(Columbus)的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攻讀博士。關於研究所,或是醫學院、法學院也一樣,得先提到一點,那就是一開始幾乎沒有人不略感膽怯,儘管偶爾有虛張聲勢的表現。在這個充滿挑戰和評價的世界裡,你是個「菜鳥」,又想成功,會盡可能尋找線索,證明自己屬於這裡。每個人都會這麼做。但是我身為博士班的唯一黑人學生,在心理系一百多名研究生當中,包括我在內只有兩、三名黑人,加上那個年代,較高等的教育界仍罕見種族融合,我於是多了一層擔憂。

我符合那個地方的形象嗎?一如所有的研究所,這個地方強調卓越,那些定義卓越的價值觀、體現卓越的工作品質,在在啟發了我。但這一切就像一個套裝組合,就我這個唯一黑人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全白人計畫的套裝組合。因此白人學者的某些偶發性特質,例如偏愛樸素裝扮、似乎熱愛所有歐洲事物、喜好不甜的葡萄酒、對黑人生活和流行文化所知甚少等等,都隱隱與卓越性相關。

卓越性似乎有一種身分是我不完全擁有的,我也擔心自己得不到這個身分。也許我可以努力一段時間,但相信不用多久,外表的偽裝就會消失,而不卓越的我會顯露出來。我想,許多研究生在試圖融入一個職業文化時,都會經歷類似的「冒牌者症候群」。可是當身分的差別涉及種族,這種職業融合看起來幾乎是不可能。

研究所裡還瀰漫著一種極不友善的刻板印象威脅。在這裡,智能幾乎可以說是最受重視的人類特質,而且我深深明白在美國人的意識中,我所屬群體正好給人缺乏這種特質的刻板印象。為了不讓我忘記這點,心理學本身就像個摳瘡疤的小孩一樣,不斷提出「黑人與白人是否具有相同的遺傳智力」這個問題。在那個時期,亞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他的論文〈智商與學業成績能提升到什麼程度?〉(How Much Can We Boost IQ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中,提出了質疑。後來又有理查.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爾斯.穆瑞(Charles Murray)的《鐘形曲線》(The Bell Curve)。心理學界以季節性的規律提出這個問題,而我則是這個問題群體的樣本。

我很難相信行為舉止正常、自我展現時沒有格外留意的我,不會被人看輕,別人要不是以我所屬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來看我,就是認為我不符合這個領域中佼佼者的正面刻板印象。這是個廣泛的壓力,不僅限於高難度測驗,上課時、交談中、坐看美式足球賽時,都能感受到。這種壓力能麻痺一個人的性格,尤其有教職人員在場的時候,就連系所的野餐這種非正式場合也不例外。我從未在課堂上提問過,那感覺就像泰德上他的非裔美國人政治學課,只不過我的壓力不只局限於一堂課。我還記得有一次研討課上到一半,我注意到自己的手。那兩手的黑色皮膚意味著什麼呢?毫無意義?或是意味著一切?

我要特別強調一點,這種感覺並不是因為周遭的人表現出不友善的態度。俄亥俄州立大學是一座城市般的大學,我就讀的系所是這座城市裡一個友善的社區,大家通常都會互相加油打氣。至於我,則會盡量以不帶威脅性的方式去解釋一切事情。只不過在早期,我總是要不停地釐清狀況。融入並非易事。

初進研究所這段時間,我缺乏對環境的敘說和理解,因而無法產生信任。倒不是聽不到任何敘說,譬如會有「加倍努力,不要理會別人怎麼想」的說法、有民權運動的耐心和毅力的說法、有「就是要對自己有信心」的說法等等,任我挑選。可是要降低緊張感,我需要一個能讓我真正覺得比較安全的敘說。

後來有件事給了我所需的這個敘說,而且事實證明這件事能幫助其他與我困境相同的人。不過首先出現的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身分威脅有那麼重要嗎?對於開啟我們這趟研究之旅的群體表現欠佳現象而言,它是主因或只是次要因素?詳述解決的方法之前,應該先要知道(實際在大專院校中)解決這個問題有多重要。

無數啃噬之痛:頂尖學校高材生竟是刻板印象最大受害者?!

威廉.鮑溫(William Bowen)以驚人的精力著稱。他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經訓練成為經濟學家,一九七二年,年僅三十九歲的他從教職員當中脫穎而出,受任命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並成為該校歷屆最成功的校長之一。一九八八年離職後,他繼而擔任安德魯・梅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總裁,這個知名的基金會對於美國高等教育以及藝術與人文方面貢獻卓著。

擔任基金會董事長時,鮑溫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強烈信念:高等教育的主要政策應該盡可能以實證研究為依據。而研究的內容應該針對以下這些問題:哪些背景因素能促進大學生的良好表現?對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也一樣嗎?積極平權法案的受益者後來對社會有多大貢獻?有多少學業成績優秀的學生因為大學對運動員的例行保障名額而失去入學機會?他也盡力證明以實證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是可行的。

鮑溫還憑著說服力和職位權力,讓一流的大專院校為此研究提供必要的資料。他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大學時期和畢業後」研究,在梅隆基金會贊助下,他追蹤了二十八所頂尖大專院校的三屆學生,分別畢業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七年,從大學時代一直追蹤到成年,大多直到四十多歲。鮑溫和前哈佛大學校長德瑞克.伯克(Derek Bok)根據這些資料,在《河流的形狀》(The Shape of the River)一書中指出,藉由積極平權法案申請進入這些學校的學生,即使在學校裡力爭「上游」,後來的人生階段卻大多在為「下游」做貢獻,這也是該書名的由來。

這段期間,梅隆基金會還贊助了另一項針對一流學府學生經驗的研究,由社會學家史蒂芬.科爾(Stephen Cole)和艾琳娜.巴柏(Elinor Barber)負責主持。無論是鮑溫和伯克的研究或是科爾和巴柏的研究,都有強力的證據顯示少數族裔學生表現欠佳,就和我多年前在密西根大學招生與留校委員會看到的情形一樣。這顯然不只是密西根大學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這兩對作者都認為原因可能是刻板印象威脅。

鮑溫和伯克這麼說是因為相較於白人學生,成績較好的黑人學生表現欠佳的現象最明顯,既然刻板印象威脅影響高材生最劇,那麼表現欠佳就可能和刻板印象威脅有關。科爾和巴柏這麼說則是因為若只觀察高材生(他們研究的是學生選擇學術性職業的原因,因此只針對成績較好的學生),他們發現頂尖學校學生表現欠佳的情形最明顯,而他們認為在這些學校刻板印象威脅也可能最大。這些研究結果或許有其他解釋,例如缺乏文化資本或缺乏有關制度的實用知識。我暗自懷疑。但長時間以來,關於刻板印象威脅對學生表現的實際影響——這是在實驗室研究中可信度極高的發現——這些研究結果提供了最佳證明。

接著上場的是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和其先後在賓州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他們試著直接評量黑人和拉丁裔學生在一流大學中體驗到的刻板印象威脅。梅西與鮑溫有許多共通點:身高、驚人的精力和生產力,很重視並慎重研究社會的敏感議題,例如居處隔離和拉丁移民等。梅西和同事同樣是在梅隆的贊助下,展開一項全國性的大學生表現研究,針對的學校與鮑溫和伯克研究中的學校大同小異,大多為長春藤盟校、大型的一流公立大學和傑出的文學院校。但這次的研究重點放在學生的背景特質對學校表現有何影響。他們將鮑溫和伯克的書名稍加變化,把第一份報告命名為《河流的源頭》(The Source of the River)。

他們在這些大學錄取的新生當中挑選近四千人,白人、黑人、亞裔和拉丁裔的抽樣人數大約相等,在他們各自到學校報到以前進行面談,並且直到大三的每年春天會以電話訪談。這個訪談時程意味著研究團隊未能評量學生大一那一年,大部分時間所感受到的刻板印象威脅。於是他們改而評量背景特質,認為這或許會是學生進入校園後對刻板印象威脅易感的原因。

學生被問到:有多懷疑自己的能力,有多憂慮教授和教學人員可能輕視他們的能力。沒有這些弱點的學生還是可能體驗到刻板印象威脅,但梅西團隊發現這些弱點確實會影響那些學校的黑人和拉丁裔學生的初期表現。此外,以高中成績來衡量的學業準備充分與否、大學先修課程的多寡、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學生對於同儕影響的易感程度等等,也都有影響。然而,梅西團隊這麼說:「有大半原因……[黑人和拉丁裔學生與其他群體之間〕初入學時的成績差異,在於他們對刻板印象威脅的感受力不同,以及不同群體學生在入學時為大學課業所做的準備程度不同。」(頁一九一)

那麼,相對於黑人和拉丁裔學生入學時對刻板印象威脅的易感性,真正在校園裡感受到的刻板印象威脅會影響他們的表現嗎?梅西團隊利用春季電訪來回答這個問題,例如他們會問學生有多擔心教授和其他人會以刻板印象看待他們。結果發現黑人和拉丁裔學生越擔心這些看法,那個學期的成績就越差,而且無論對這個威脅的感受度高或低的學生都有這個現象。

大學成績不好有很多原因,而梅西團隊得到的結論是,黑人和拉丁裔學生面對的這類「原因」比白人和亞裔學生更多。他們來自雙親家庭的可能性較低;他們在校時,家人經歷暴力和創傷而使得他們無法專心學業的機率較高;他們來自隔離地區的機率較高,使他們較無法獲得有助於大學表現的文化知識和技能;他們的大學學費占家庭收入較高的比例;他們上的高中比較不可能有大學先修課程;他們上大學前的交友圈比較不可能注重大學成就,諸此等等。

這些結果顯示,在校外與種族、階級和族群有關的不利條件,或者可以稱為身分隨因狀況,會戕害大學的表現。一如梅西所說,這些學生承受著「無數啃噬之痛」。不過,和梅隆基金會贊助的所有研究一樣,這些研究發現除了其他不利條件的影響之外,刻板印象威脅也會損害大學生的表現。這是個令人痛心的事實。也就是說,即使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學生克服了其他不利條件,試圖獲得與白人及亞裔學生平等的地位,卻仍得進一步面對刻板印象和身分威脅的壓力。就算是這些群體中最傑出的學生,還是可能在成績方面承受與身分相關的額外壓力。

然而,梅西團隊確實找到一個可以緩解這種影響的因素,就是黑人教授。在這些學校,假如課堂上的教授是黑人或拉丁裔,而其他學生也有較多黑人和拉丁裔,那麼黑人和拉丁裔學生幾乎不會感受到刻板印象威脅。又是「群聚效應」嗎?誠如泰德所描述的非裔美國人政治學課中的黑人同學,看起來身邊多出這許多黑人學生,真的能讓他們覺得略微解脫了身分威脅。

如此說來,在真實院校中,刻板印象威脅的確會影響少數族裔學生的學業表現。這便是重點所在。我期盼未來的研究能找出減輕這個影響的因素:也許這個壓力在一流學府更大;也許對少數族裔的第一代移民影響較小(他們可能不會被視為受刻板印象影響的群體成員);也許膚色會有差別。

總而言之,已知的結果清楚顯示身分威脅是美國高等教育中少數族裔表現欠佳的主因,明顯值得「解決」,所以我要回到剛才說的,多年前是什麼改變了我自己的研究所經驗。

相關書摘 ▶一曲韋瓦第的《四季》就足以讓年輕非裔男性擺脫刻板印象威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韋瓦第效應:你的人生是不是被貼了標籤?別讓刻板印象框住,普林斯頓大學必讀心理學講義》,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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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勞德・史提爾(Claude M. Steele)
譯者:顏湘如

一個人的身分意味著什麼?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我們會感受到自己的身分、自己是誰。

  • 一曲韋瓦第的《四季》就足以讓人撕下暴力者標籤,被視為高尚人士?
  • 曾弒稚子的母親能讀博士嗎,殺手和更生人的標籤可有輕重?
  • 超賣機位的航空公司請亞裔乘客「自願」下機,因為亞裔多半逆來順受?

在本書中,知名社會心理學家克勞德・史提爾針對他在刻板印象和身分認同的創新發現,提出深入精闢的觀點。史提爾透過戲劇化的個人經歷分享大量實驗和研究,一次又一次的結果證明了讓刻板印象對受試者發揮作用,就會使他們在受到該刻板印象影響的領域中表現變差,例如只要提醒一群主修數學並即將進行數學測試的女性,一般人都認為女性的數學能力天生就比男性差。史提爾的結論為諸多社會現象提出了新的見解,從標準化測試成績中的種族和性別差距,到相信黑人的運動本領較卓越的想法等等。

史提爾也解釋了在每個人生活中因身分問題而產生的兩難窘境,包括選修非裔美國人政治學課的白人學生成績每下愈況,以及主修工程學的女學生為了是否參加以男性為主的專業會議而猶豫不決。

身分不會決定你是誰,但標籤隨時可能貼在每個人身上。我們的一生都與自己的身分同在,它成為我們的標誌,成為我們的負擔,有時驅使我們成功,有時使人努力過度,有時則扼殺了自我本質。世界上沒有哪個群體完全不會被貼標籤,身分烙印如影隨形,讓人急於自我證明。

本書深入剖析身分認同感的形成因素和過程,具體呈現一直以來區區的標籤作用在每個人身上的力量有多麼強大,最後鋪陳出一項完善計畫,讓我們拒絕等號人生,重塑自己的身分。

韋瓦第效應
Photo Credit: 臉譜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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