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者症候群:頂尖學校高材生竟是刻板印象最大受害者?

冒牌者症候群:頂尖學校高材生竟是刻板印象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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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即使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學生克服了其他不利條件,試圖獲得與白人及亞裔學生平等的地位,卻仍得進一步面對刻板印象和身分威脅的壓力。就算是這些群體中最傑出的學生,還是可能在成績方面承受與身分相關的額外壓力。

文:克勞德・史提爾(Claude M. Steele)

降低身分與刻板印象的威脅:一個新希望

冒牌者症候群:建立富安全感的敘說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開始在哥倫布市(Columbus)的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攻讀博士。關於研究所,或是醫學院、法學院也一樣,得先提到一點,那就是一開始幾乎沒有人不略感膽怯,儘管偶爾有虛張聲勢的表現。在這個充滿挑戰和評價的世界裡,你是個「菜鳥」,又想成功,會盡可能尋找線索,證明自己屬於這裡。每個人都會這麼做。但是我身為博士班的唯一黑人學生,在心理系一百多名研究生當中,包括我在內只有兩、三名黑人,加上那個年代,較高等的教育界仍罕見種族融合,我於是多了一層擔憂。

我符合那個地方的形象嗎?一如所有的研究所,這個地方強調卓越,那些定義卓越的價值觀、體現卓越的工作品質,在在啟發了我。但這一切就像一個套裝組合,就我這個唯一黑人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全白人計畫的套裝組合。因此白人學者的某些偶發性特質,例如偏愛樸素裝扮、似乎熱愛所有歐洲事物、喜好不甜的葡萄酒、對黑人生活和流行文化所知甚少等等,都隱隱與卓越性相關。

卓越性似乎有一種身分是我不完全擁有的,我也擔心自己得不到這個身分。也許我可以努力一段時間,但相信不用多久,外表的偽裝就會消失,而不卓越的我會顯露出來。我想,許多研究生在試圖融入一個職業文化時,都會經歷類似的「冒牌者症候群」。可是當身分的差別涉及種族,這種職業融合看起來幾乎是不可能。

研究所裡還瀰漫著一種極不友善的刻板印象威脅。在這裡,智能幾乎可以說是最受重視的人類特質,而且我深深明白在美國人的意識中,我所屬群體正好給人缺乏這種特質的刻板印象。為了不讓我忘記這點,心理學本身就像個摳瘡疤的小孩一樣,不斷提出「黑人與白人是否具有相同的遺傳智力」這個問題。在那個時期,亞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他的論文〈智商與學業成績能提升到什麼程度?〉(How Much Can We Boost IQ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中,提出了質疑。後來又有理查.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爾斯.穆瑞(Charles Murray)的《鐘形曲線》(The Bell Curve)。心理學界以季節性的規律提出這個問題,而我則是這個問題群體的樣本。

我很難相信行為舉止正常、自我展現時沒有格外留意的我,不會被人看輕,別人要不是以我所屬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來看我,就是認為我不符合這個領域中佼佼者的正面刻板印象。這是個廣泛的壓力,不僅限於高難度測驗,上課時、交談中、坐看美式足球賽時,都能感受到。這種壓力能麻痺一個人的性格,尤其有教職人員在場的時候,就連系所的野餐這種非正式場合也不例外。我從未在課堂上提問過,那感覺就像泰德上他的非裔美國人政治學課,只不過我的壓力不只局限於一堂課。我還記得有一次研討課上到一半,我注意到自己的手。那兩手的黑色皮膚意味著什麼呢?毫無意義?或是意味著一切?

我要特別強調一點,這種感覺並不是因為周遭的人表現出不友善的態度。俄亥俄州立大學是一座城市般的大學,我就讀的系所是這座城市裡一個友善的社區,大家通常都會互相加油打氣。至於我,則會盡量以不帶威脅性的方式去解釋一切事情。只不過在早期,我總是要不停地釐清狀況。融入並非易事。

初進研究所這段時間,我缺乏對環境的敘說和理解,因而無法產生信任。倒不是聽不到任何敘說,譬如會有「加倍努力,不要理會別人怎麼想」的說法、有民權運動的耐心和毅力的說法、有「就是要對自己有信心」的說法等等,任我挑選。可是要降低緊張感,我需要一個能讓我真正覺得比較安全的敘說。

後來有件事給了我所需的這個敘說,而且事實證明這件事能幫助其他與我困境相同的人。不過首先出現的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身分威脅有那麼重要嗎?對於開啟我們這趟研究之旅的群體表現欠佳現象而言,它是主因或只是次要因素?詳述解決的方法之前,應該先要知道(實際在大專院校中)解決這個問題有多重要。

無數啃噬之痛:頂尖學校高材生竟是刻板印象最大受害者?!

威廉.鮑溫(William Bowen)以驚人的精力著稱。他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經訓練成為經濟學家,一九七二年,年僅三十九歲的他從教職員當中脫穎而出,受任命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並成為該校歷屆最成功的校長之一。一九八八年離職後,他繼而擔任安德魯・梅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總裁,這個知名的基金會對於美國高等教育以及藝術與人文方面貢獻卓著。

擔任基金會董事長時,鮑溫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強烈信念:高等教育的主要政策應該盡可能以實證研究為依據。而研究的內容應該針對以下這些問題:哪些背景因素能促進大學生的良好表現?對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也一樣嗎?積極平權法案的受益者後來對社會有多大貢獻?有多少學業成績優秀的學生因為大學對運動員的例行保障名額而失去入學機會?他也盡力證明以實證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是可行的。

鮑溫還憑著說服力和職位權力,讓一流的大專院校為此研究提供必要的資料。他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大學時期和畢業後」研究,在梅隆基金會贊助下,他追蹤了二十八所頂尖大專院校的三屆學生,分別畢業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七年,從大學時代一直追蹤到成年,大多直到四十多歲。鮑溫和前哈佛大學校長德瑞克.伯克(Derek Bok)根據這些資料,在《河流的形狀》(The Shape of the River)一書中指出,藉由積極平權法案申請進入這些學校的學生,即使在學校裡力爭「上游」,後來的人生階段卻大多在為「下游」做貢獻,這也是該書名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