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通往幸福還是剝削？從政策面思考家務分工的困境

口述：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整理：陳知寧、莊孟文

當單份薪水難以撐起一個家

台灣社會的離婚率在1950年以後逐年上升，常有人認為是女性自主意識抬頭、經濟獨立能力提升所致。然而，如同社會學者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第二輪班》一書所言，這種說法乍聽合理，卻沒有看到現象背後的真實緣由，也就是婚姻當中停滯的性別革命。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提高，是台灣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大改變之一。根據勞動部統計，儘管台灣婦女勞參率相較其他先進國家偏低，但也已從1993年的45%，上升到2016年的51%；其中，未婚女性的勞參率從52%升至62%，已婚女性則是從44%升至49%。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提升，代表台灣現行經濟結構是以雙薪家庭為主體，特別是在像台北這樣的地方，靠一份薪水很難養活一個家。

除此之外，政府數據也顯示，女性薪資在1989年佔男性薪資的66%，到了2016年則上升到86%，台灣男女薪資差異正在縮短。在經濟結構改變的影響下，社會對性別與家庭的想像也發生了質變。傳統將男性視為養家者的想法受到了挑戰，男性不再是家裡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女性的薪水也不再單純被視為貼補家用，這也讓女性有了更多權力協商的空間。

不過，雖然經濟很重要，卻不是影響親密關係與性別分工的唯一因素。如同《第二輪班》書裡的例子所述，有些賺錢比太太少的男性，會因為感到男子氣概受到威脅，所以更不願意分攤家務，以此維持他所認為的夫妻權力關係的平衡；但也有男性會將此視為太太給的「禮物」，霍希爾德稱之為「感謝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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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天花板與第二輪班

在休閒時間方面，也可以看出性別之間的差距。在婚姻關係中，不論是否有小孩，男人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一定比較多。休閒差距的問題，也和職場文化有關，現今職場期待員工24小時都賣身給公司，發展出嚴格的標準來控制員工，甚至要求員工保證自己對組織的忠誠度，諸如績效考核和各式各樣的獎金，皆是控制的手段。

組織普遍存在假性別中立的預設，它沒有看到個人有維持生命和日常運作的再生產工作，也看不見作為有血肉之人的情感需求，像是照顧家人或維繫與他人的關係。將個人當作是沒有再生產、情感需求的工作者，不斷榨取個人的勞動力，是將再生產的成本轉嫁到家庭，特別是家中的女性成員身上。

因此，當職場同時對男性與女性員工有同樣高標準要求時，女性員工往往還要肩負回家之後的再生產工作，這即是第二輪班的現況。儘管第二輪班影響的不只是女性，但相對於男性，女性更深陷於第二輪班困境，也就是白天從事支薪工作，回家之後又無法得到休息，而這些勞動都是沒有薪水、以愛為名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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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計處2016年的婦女婚姻與就業調查報告，有伴侶的女性花在家務勞動跟無酬照顧的時間是另一半的三倍。而在真實的情況中，這個數字可能會比用量化問卷得出的結果更高，因為很多家務活動時間被切割得很瑣碎，而沒能計算在內。比方說，我把小孩送到幼兒園以後，就回家做家事，但我腦袋裡同時在思考如何多工處理大量的工作庶務，這些一心多用的勞動時間，無法只以量化的時數來呈現對生活以及女性身心的影響。

「密集母職」讓女性身心俱疲

近期，少子化的現象受到很多人的討論。但是，為什麼現在家庭平均小孩數變少，雙親（特別是媽媽）卻好像更累？這可歸因於今日各種親子教養的資訊爆炸，以及當代對育兒標準的提高，這反應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作為當代育兒實作特徵的影響。

密集母職的概念，是由社會學者莎朗．海斯（Sharon Hays）所提出，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與生活方式，並且視專家的論述為權威，讓專家與科學論述取代了媽媽的親身經驗。除此之外，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心力與金錢。受到密集母職意識形態的影響，母親在無法達到常規化、標準化的育兒要求與期待時，時常會產生焦慮、愧疚跟自我否定的情緒。

可能會有人好奇，在繁重的育兒工作中，男性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份台灣雜誌文章的斗大標題：「牛津大學研究顯示，爸爸多陪小孩玩，有助智力提升。」文章標題反映，爸爸在父職實踐與育兒分工裡，通常是陪玩，而不是扮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當然，這種「男性陪玩」的育兒現象未來是否會鬆動，或有著階級差異，仍然值得密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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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不只是個別家庭的事

面對「第二輪班」與「密集母職」的夾擊，女性要如何解套？有些家庭會尋求家務外包。以前，家裡的無酬照顧工作，是由女人所擔任，但當女性進入有薪市場時，家裡的家務勞動空缺就被創造出來了。對職業婦女而言，除了親自承擔第二輪班之外，外包家務或母職也是一種讓家庭正常運作的選項。只不過這一種「解方」顯然會擴大階級的差距，畢竟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跟資源可以在市場上購買這些服務。

問題的解答或許不應在個別家庭裡，如果我們不覺得這是個別家庭的責任、困境不應該由個別家庭來承擔，那我們應該把它拉高到國家跟政府的層次來談。因為這是結構的困境，如同前述，這跟我們社會的性別體制與職場的高度勞力需求相關，我們需要的是家庭友善政策的制定與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