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殺死多少嬰兒?我愈是研究人口警察,就愈覺得他們骯髒

一胎化殺死多少嬰兒?我愈是研究人口警察,就愈覺得他們骯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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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設計一胎化政策的不是人口學家,而是火箭科學家。它的實際效益並不大,後果卻是許多生命的悲劇,以及即將到來的巨大經濟衝擊。

文:方鳳美(Mei Fong)

我愈是仔細研究人口警察的運作方式,就愈覺得他們骯髒。

一九八〇年一胎化政策開辦時,大家都知道實施如此強烈不受歡迎的政策會很艱難。起初,政策的執行在全國各地標準不一。在部分地區,沒有准生證的孕婦被銬上手銬,進行強制墮胎。 而在另一些地區,官員對中央政府的這些限制視而不見,或者僅僅是嘴上說說,並未採取實際行動。

其他的全國性規定暗中弱化一胎化政策的目標,也無助於政策執行。同樣於一九八〇年開始執行的新婚姻法將法定結婚年齡降低為女性二十歲,男性二十二歲。這本來是為了打擊非法童婚和性犯罪,但同時也鼓勵了更多人結婚,進而帶來更多嬰兒。推動農業去集體化,同樣也削弱了政府推行一胎化政策的努力。在集體制度下,工資、配給和其他福利都由村幹部分發,不良行為(例如超生)可以直接由村幹部進行懲處。新的改革放鬆了官員對農民生計的控制。

到了一九八四年,全國統一的實施方式已經人心盡失,導致中央政府不得不將一胎化政策的一大部分決定權下放到地方。在人口學者所稱的「七號文件」中,政府傳達了新的條款。七號文件給予各省更多權力,可以根據地方實際情況調整一胎化政策。

這是後來大量特殊條款的開端,使得中國境內的人民對這項政策只能有極其大略的認識,中國以外的人就更別提了,因為各地的狀況實在大不相同。舉個例子,很多農村居民如果第一胎是女兒,就可以生第二胎,這實際上是默認了鄉下盛行的重男輕女思想。西藏和雲南有大量少數民族,當地的政策就比四川和河南這樣的人口大省寬鬆很多。

七號文件的目的是減輕地方政府執行政策時的難度,而不是讓百姓的生活變輕鬆。政府把這個手法稱為「開小洞補大溝」,用小的讓步確保整體的服從。

七號文件並未解決體制內部缺乏透明度和責任歸屬的問題。地方官員在決定要對違規者開罰多少錢時有極大的自由度。金額可能是一個家庭年收入的兩倍到十倍不等。人民無法提前計算應繳金額,而在相似情況違規的兩家人,要繳的罰款金額可能有天壤之別。二〇一〇年,一名計生官員對一個違規者徵收了五百萬人民幣的罰款。當地媒體報導,當事人提出抗議時,這名官員據稱還提高了罰款金額,並且揚言說:「你就是砧板上任我宰割的一塊肉。」

實質上,中央政府傳達給各省的訊息是:「達到你們的生育指標;我們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他們也希望各省自行籌措計劃生育大部分的資金。這造就了一個引誘人貪腐的體制。

雖然馮建梅被強制引產的驚人故事在二〇一二年撼動全國,卻沒有一名涉入的計生官員因此被判刑,儘管他們觸犯了多條法律。我問前國家計生委高官張二力為什麼會這樣,他向我解釋說,國家計生委無權處置地方計生官員。「我們只能調查他們,並將調查結果報告給省級領導。有權懲罰或開除涉案官員的是他們,不是我們。」

多數基層計生官員告訴我,大家心裡都明白自己無論做了什麼,都不需要負擔刑事責任,因為維持計生指標才是首要任務。

「只要能控制住限額,我們做什麼都行:毀壞房子和財物、抓人去坐牢,甚至威脅把孩子沒收,都沒有人會說話,」四川一個前縣級官員告訴我。(後來我得知,另一個省的官員真的把孩子沒收,在第八章我會詳談。)

中國領導階層內部貫穿大半個一九八〇年代的激烈爭鬥,更讓混亂加劇。思想開明的領導傾向實行較為人道的二胎政策,強硬派則極力主張維持現狀,兩派爭論不休。

一九八八年,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份通知提到「計劃生育出現危機」。 並且大略敘述了一些問題,例如工作過勞的計生人員遭攻擊的事件增加。貪腐也是一個問題,很多省分在報告中造假。政府逐漸瞭解到,二〇〇〇年人口數量要控制在十二億之內的目標根本無法實現,因為在一九八八年,八〇%的省分都已經超出了人口控制指標。

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的學生示威和隨後的無情鎮壓,顯示強硬派獲得勝利。領導階層中,曾支持在翼城試辦二胎政策的趙紫陽等遭到肅清。政府對生育指標的立場沒有任何軟化。

一九九〇年,中央政府設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問責機制。這個名為「一票否決」的機制將計劃生育指標確立為所有省領導的主要工作之一。官員—不光是計生專家,還有一般行政人員—只要未能達到轄區的生育指標,就要面臨減薪、降職、甚至免職的處分。即使官員達到了其他方面的工作指標,也於事無補。未能達到生育指標的汙點,會染黑他們其他所有的成績。

「一票否決」成了中央政府拿在各省官員頭上的棍子,這刺激他們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有些省分為了保險起見,還把生育指標定得更緊。一名官員告訴我,他們有時會收到一些荒謬的命令,像是「接下來一百天不許有新生兒」,而他們也不得不執行這種命令。

罰款金額提高了,而且不再僅是針對超生。女性非婚同居要罰款;不採取避孕措施,即使沒有懷孕也要罰款;只是沒去做定期產檢也要罰款。在江蘇,婦女每個月都有兩次要排隊驗孕,而且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尿在杯子裡。 人口警察執行任務時毫不手軟,他們的方法也有成效。


真正為我具體解釋人口警察工作內容的,是一名超過十五年前逃到美國的中階計生官員。

一九八九年,高女士在美國國會一場聽證會上作證,提供了大量文件、影片和照片;這些資料詳細披露了計生工作在她的轄區,即中國福建省永和鎮的內部運作情形。她揭發了一個充滿強迫手段的體制,這些手段從拘捕反抗者及其親屬到毀壞他人財產,以及在懷孕後期實施強制墮胎,全都包含在內。

高女士向我描述,她曾經告發一個已有九個月身孕但沒有准生證的婦女。「在手術室裡,我看見孩子的嘴唇在動,手腳也都在動。醫生把毒藥打進孩子的腦部,然後孩子就死了,被扔進垃圾桶。」

高女士現在住在美國西海岸一處市郊。她答應見我,前提是我保證不洩露她住在哪裡,因為鄰居並不知道她的過往。

她說,在她作證之後,她的一些同事和親戚遭到毆打和逮捕。她宣稱有一個同事被活活打死,另一個遭到性侵。我無法獨立驗證這些說法的真實性。她作證之後不久,中國國營的新華社便發布報導,指出高女士和她丈夫拖欠貸款,並且因涉嫌詐騙遭到通緝。

高女士堅稱這些罪名都是羅織出來的。「如果我那麼有錢,為什麼現在日子過得這麼苦?我現在是人家的傭人,雙手已經提不起重物了。」她說。

萬聖節剛過,這個曾經說自己是「惡魔」的女人告訴我她發糖果給鄰居孩子的事。她愉快地說:「他們一整個晚上都不停地按門鈴呢。」

高女士的住家有兩層樓,屋裡貼有卡通海報,牆上掛著中國結。最顯眼的地方擺著一張很大的人造皮革按摩椅,旁邊的《獅子王》海報上寫著那句經典臺詞「Hakuna Matata」—不要擔心,沒有問題。

這與當年她關押別人的冷僻牢房相去甚遠。被她關押的人大多是超生孕婦的親戚;高女士會把他們關起來,逼那些婦女去自首。她說,關押她們年邁的父母是最管用的,「很少有人想到老母親因為自己而關在牢裡,還能不為所動。」這些人會被關押在計劃生育辦公室旁的「黑監獄」裡,一天要收取六塊錢人民幣的伙食費。他們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寄信,有時候一關就是幾個月。

高女士還講述了計生官員的一種工資獎勵,獎勵多寡由他們達成的絕育和墮胎手術數量決定。獎金最多可以達到他們底薪的一半,而他們的底薪並不高。「所以大家才特別熱衷抓人。你抓的人愈多,拿的獎金就愈多。」她說。(我在中國其他地方採訪過的官員也曾描述過類似的獎金系統。)連醫生也很樂意多做墮胎手術來增加獎金。高女士聲稱:「有的女孩子根本沒有懷孕,也被迫動了手術。」

這樣的體制一定有賄賂的可能吧?高女士說有,但宣稱自己從未接受賄賂。有一種常見的賄賂形式是花錢請官員開一張證明,說明某人沒有懷孕。離開永和鎮去外地旅行或工作的人都需要這張證明。由於官員有權決定罰款金額,所以私吞部分罰款或收了錢卻不開收據,都是常有的事。高女士記得她有個同事把一整本收據都「弄丟了」。

高女士在不斷講述一連串恐怖故事時,反覆強調自己別無選擇、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當時她盡力把工作和生活區分開來。在工作上,「我白天是個惡魔」,而在個人生活上,她則是母親和妻子。但即使在家裡,她也無法完全從工作中逃開,因為她自己就違反了一胎化政策。女兒出生後,她偷偷收養了一個兒子。她把兒子藏在親戚家裡多年,從來不讓他公開叫她媽媽。

現在,高女士的家人和她一起住在美國。離開中國後,她又生了一個兒子,加深了她對美國的牽絆。但她依然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而且她的居住權前景仍不明朗。她透過反墮胎說客的幫助來到美國;這些說客意圖敦促美國政府提供資金給聯合國人口基金,而高女士的證詞是他們遊說內容的一部分。作證之後,高女士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但遭到拒絕,因為美國法律只提供政治庇護給遭到迫害的人。她在贊助人的幫助下取得在美國工作的權利,但是沒有綠卡或美國護照。她不太會說英語,所以只能做幫傭,也無法離開美國。她說,她甚至無法探望自己年邁病重的母親。

「到頭來,我努力做了正確的事。我一定要永遠被懲罰嗎?」她眼中含著淚。

她又對我講述自己出手救了三個新生兒當作贖罪的事。雖然這幾個嬰兒的母親被注射了懷孕晚期引產用的化學溶液,但他們出生時都還活著。「我偷偷把孩子包起來,交給孩子的父親。我叫他們把孩子放在包包裡,假裝包裡裝著東西,而不是嬰兒,還叫他們離開時不要打開包包,這樣才不會被發現。」高女士啜泣著說。

相對於這幾個活下來的孩子,高女士自己估計她要為大約一千五百個胎兒的死負責,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死於懷孕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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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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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鳳美(Mei Fong)

★本書獲美國記者與作家協會非文學類最佳圖書獎★  

設計一胎化政策的不是人口學家,而是火箭科學家。它的實際效益並不大,後果卻是許多生命的悲劇,以及即將到來的巨大經濟衝擊。

展現中國國力的北京奧運開幕前三個月,四川發生強烈地震,災情慘重,甚至有整個村完全「絕後」,因為一胎化政策下每個家庭唯一的小孩都在震災中罹難。

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全球人口快速攀升,控制人口成為重要議題,對於仍然貧窮、不想被眾多人口「拖垮」經濟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一胎政策,是中共採納的終極解決方案。然而這個史無前例的急煞車政策,並非出自經濟學家與人口學家之手;實施長達三十五年的一胎政策,實際上來自火箭科學家的設計。

中國官方認為,一九八〇年開始的一胎政策是中國經濟能夠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它的正面影響很小,負面的苦果卻愈來愈大。除了產生各種社會與人道悲劇之外,人口結構的突然翻轉、老化與勞動力銳減,也將造成嚴重的經濟後果。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方鳳美派駐中國多年,汶川大地震之後目睹一胎化政策帶來的悲劇性副作用,於是深入追索採訪數年,不但訪問了政策實施以來各種受影響的當事人,也採訪到與政策制定息息相關的科學家、曾被冷凍的反對者、實際執行的基層人員,以及多位經濟學家與人口學家,是全面而完整的大篇幅調查報導。在時而荒謬、時而令人心痛的真實故事當中,看到這個政策如何在各種層面牽動好幾億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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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