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殺死多少嬰兒？我愈是研究人口警察，就愈覺得他們骯髒

一九八九年，高女士在美國國會一場聽證會上作證，提供了大量文件、影片和照片；這些資料詳細披露了計生工作在她的轄區，即中國福建省永和鎮的內部運作情形。她揭發了一個充滿強迫手段的體制，這些手段從拘捕反抗者及其親屬到毀壞他人財產，以及在懷孕後期實施強制墮胎，全都包含在內。

高女士向我描述，她曾經告發一個已有九個月身孕但沒有准生證的婦女。「在手術室裡，我看見孩子的嘴唇在動，手腳也都在動。醫生把毒藥打進孩子的腦部，然後孩子就死了，被扔進垃圾桶。」

高女士現在住在美國西海岸一處市郊。她答應見我，前提是我保證不洩露她住在哪裡，因為鄰居並不知道她的過往。

她說，在她作證之後，她的一些同事和親戚遭到毆打和逮捕。她宣稱有一個同事被活活打死，另一個遭到性侵。我無法獨立驗證這些說法的真實性。她作證之後不久，中國國營的新華社便發布報導，指出高女士和她丈夫拖欠貸款，並且因涉嫌詐騙遭到通緝。

高女士堅稱這些罪名都是羅織出來的。「如果我那麼有錢，為什麼現在日子過得這麼苦？我現在是人家的傭人，雙手已經提不起重物了。」她說。

萬聖節剛過，這個曾經說自己是「惡魔」的女人告訴我她發糖果給鄰居孩子的事。她愉快地說：「他們一整個晚上都不停地按門鈴呢。」

高女士的住家有兩層樓，屋裡貼有卡通海報，牆上掛著中國結。最顯眼的地方擺著一張很大的人造皮革按摩椅，旁邊的《獅子王》海報上寫著那句經典臺詞「Hakuna Matata」—不要擔心，沒有問題。

這與當年她關押別人的冷僻牢房相去甚遠。被她關押的人大多是超生孕婦的親戚；高女士會把他們關起來，逼那些婦女去自首。她說，關押她們年邁的父母是最管用的，「很少有人想到老母親因為自己而關在牢裡，還能不為所動。」這些人會被關押在計劃生育辦公室旁的「黑監獄」裡，一天要收取六塊錢人民幣的伙食費。他們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寄信，有時候一關就是幾個月。

高女士還講述了計生官員的一種工資獎勵，獎勵多寡由他們達成的絕育和墮胎手術數量決定。獎金最多可以達到他們底薪的一半，而他們的底薪並不高。「所以大家才特別熱衷抓人。你抓的人愈多，拿的獎金就愈多。」她說。（我在中國其他地方採訪過的官員也曾描述過類似的獎金系統。）連醫生也很樂意多做墮胎手術來增加獎金。高女士聲稱：「有的女孩子根本沒有懷孕，也被迫動了手術。」

這樣的體制一定有賄賂的可能吧？高女士說有，但宣稱自己從未接受賄賂。有一種常見的賄賂形式是花錢請官員開一張證明，說明某人沒有懷孕。離開永和鎮去外地旅行或工作的人都需要這張證明。由於官員有權決定罰款金額，所以私吞部分罰款或收了錢卻不開收據，都是常有的事。高女士記得她有個同事把一整本收據都「弄丟了」。

高女士在不斷講述一連串恐怖故事時，反覆強調自己別無選擇、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當時她盡力把工作和生活區分開來。在工作上，「我白天是個惡魔」，而在個人生活上，她則是母親和妻子。但即使在家裡，她也無法完全從工作中逃開，因為她自己就違反了一胎化政策。女兒出生後，她偷偷收養了一個兒子。她把兒子藏在親戚家裡多年，從來不讓他公開叫她媽媽。

現在，高女士的家人和她一起住在美國。離開中國後，她又生了一個兒子，加深了她對美國的牽絆。但她依然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而且她的居住權前景仍不明朗。她透過反墮胎說客的幫助來到美國；這些說客意圖敦促美國政府提供資金給聯合國人口基金，而高女士的證詞是他們遊說內容的一部分。作證之後，高女士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但遭到拒絕，因為美國法律只提供政治庇護給遭到迫害的人。她在贊助人的幫助下取得在美國工作的權利，但是沒有綠卡或美國護照。她不太會說英語，所以只能做幫傭，也無法離開美國。她說，她甚至無法探望自己年邁病重的母親。

「到頭來，我努力做了正確的事。我一定要永遠被懲罰嗎？」她眼中含著淚。

她又對我講述自己出手救了三個新生兒當作贖罪的事。雖然這幾個嬰兒的母親被注射了懷孕晚期引產用的化學溶液，但他們出生時都還活著。「我偷偷把孩子包起來，交給孩子的父親。我叫他們把孩子放在包包裡，假裝包裡裝著東西，而不是嬰兒，還叫他們離開時不要打開包包，這樣才不會被發現。」高女士啜泣著說。

相對於這幾個活下來的孩子，高女士自己估計她要為大約一千五百個胎兒的死負責，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死於懷孕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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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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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鳳美（Mei Fong）

★本書獲美國記者與作家協會非文學類最佳圖書獎★　　

設計一胎化政策的不是人口學家，而是火箭科學家。它的實際效益並不大，後果卻是許多生命的悲劇，以及即將到來的巨大經濟衝擊。

展現中國國力的北京奧運開幕前三個月，四川發生強烈地震，災情慘重，甚至有整個村完全「絕後」，因為一胎化政策下每個家庭唯一的小孩都在震災中罹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