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的三個論述：是人權，是對法治的補充，是改變社會範式的運動

#MeToo是維護基本人權的進步運動

婦女通過互聯網自陳被性侵擾經歷的#MeToo大潮席捲美國，衆多大腕被控訴性侵擾女性（這裡性侵擾是性騷擾、非禮、性侵犯、強姦等行爲的通稱）紛紛付出代價。在美國，#MeToo一般被肯定爲正面的社會進步：不但《時代雜誌》把#MeToo作爲年度人物，就連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哈利（Nikki Haley）也說，即便婦女控訴對象是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她們的聲音也應該被聽見。

但在保守的華人社會，她們的聲音仍然被壓制。即便在相對開放的香港，#MeToo也遭受非議。香港田徑隊「欄后」呂麗瑤日前在臉書上勇敢地自陳少女時期被體育教練性侵的經歷，當中還著重提到，台灣女作家林奕含被補習老師性侵的事件，是促使她說出經歷的重要原因。此舉雖然得到社會的普遍肯定，但亦被有「香江第一才子」的陶傑多次出言譏諷，更有人質疑她是「商業策劃」。其後，一些女演員的#MeToo更被嘲弄為「抽水」博曝光。這種言論仍有大批「粉絲」支持，説明在香港確實存在這樣的社會基礎。這在美國幾乎不可想象。

陶傑有衆多的涼薄言論，比如他把自己幼稚園被老師摸臉，與呂麗瑤在青春期被人摸私處相提並論，說自己也被性騷擾了。這只要是稍有常識與基本道德底線的人自然可以明辯是非，不必多說。這裡著重討論三個尚未被充分論述的方面。

第一，#MeToo不是女權是人權

香港社會廣泛把#MeToo理解爲女權主義（feminism）運動。誠然，女權主義含義很廣泛，不同學者有寬鬆程度不同的定義。但在香港，女權主義一般被認爲要求男女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平等。不少男性認爲：「港女」對自己有利時就說「男女平等」，對自己不利時就要求「男人風度」，因此反而不平等對待男性，故從心底裏反感這個詞。

這種理解並未抓住#MeToo的重點，也妨礙了更多人支持#MeToo。其實，#MeToo並不需要上升到女權主義的層次，而應還原為對婦女權利（women's right）的保障：它屬於人權的一種，最重要的訴求就是保障婦女的人身權利不受侵害，其次還要保障婦女在精神上有尊嚴的權利。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權，只是在香港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已。

根據條文的先後，《世界人權宣言》裏的各項人權有等級之分。越前的條文規定越基本的權利。第一條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條規定「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第三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六條規定：「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這些排在最前面的條文已經概括了#MeToo相對應的「人身安全權利」與「尊嚴的權利」了。

這些權利比女權主義追求的「男女社會經濟權利平等」訴求更基本。如果說某些女權主義主張的「社會經濟平等訴求」的合理性還存在爭議，那麽#MeToo所代表的基本人權，每一個文明社會都不應該存在爭議。在此強調#MeToo代表的是婦女此兩項權利，並非認爲它們不適用於男性，而是在現實社會中，婦女此兩項權利長期被系統性地漠視，或者僅在口頭上重視而沒有落實。這是尊重人權的文明社會必須填補的缺口。這些婦女的人權必須得到保障，而且必須現在就被保障。

第二，#MeToo是對法治的補充

陶傑等人認爲「單方面貼張Selfie」就可以指控性罪犯而不通過法庭裁定，有違「法治精神」。這種「法治至上」的理論是理想化和膚淺的。

首先，如口頭性騷擾之類的行爲在香港法律上沒有被定為罪，根本無法進入司法程序。但某行爲不被視爲犯罪，是否就意味著這是對的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爲法律只是對社會行爲規範的最低要求，在法律之外還有道德要求與行業規則。比如（大部分情況下）説謊都是錯的，但都不被認爲是犯罪，可是這不能在道德上合理化説謊。

其次，即便法律上被定為罪的「非禮」等行爲，現實中也因爲受害人「自認不重要」、難以取證、法律程序繁瑣、定罪標準高的原因，客觀上阻止了受害人通過法律尋求公義。用法律解決問題有成本問題，這是法治社會無法迴避的缺陷之一。

最後，即使通常很多性侵犯與強姦案件都進入司法程序，也因爲取證困難、定罪標準高、在法庭上無法應對辯方律師技巧性的質疑等原因，最後無法定罪。但沒有定罪是否一定意味被告沒有做壞事呢？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理論上，香港法律「寧縱勿枉」，這首先承認了沒有被定罪的人中存在被「縱」的情況。從實踐上，大家都知道做了壞事卻被判無罪人不少，美國辛普森（O. J. Simpson）案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這說明法律有其局限。何況還有很多人因爲覺得未必告得入之餘反而會受「二次傷害」而放棄訴訟，也有不少人（特別是幼女）因不知如何處理而連報警沒有做。

如果承認法律有局限性，那麽就可以理解#MeToo不但不違反法治，反而是法治的良好補充。在道德與行業規則層面限制法律制裁不了了行爲早有先例。比如種族歧視的語言，由於言論自由受法律保障，但不妨礙雇主可以因此而開除。

第三，#MeToo是改變社會範式的運動

很多人擔心，#MeToo會成爲被「誣告利器」。誠然，凡事都有過猶不及的道理。但分析問題要抓住主要矛盾。不能排除#MeToo日後會被濫用成爲誣告的工具，或者個別人會如此濫用。但香港現狀只是剛開始有女孩子鼓起勇氣「#MeToo」。呂麗瑤是有一定名氣的體育運動員，陳述可信性極高，尚且被陶傑等人指責為炒作，呼應者衆。香港顯然還處於「不及」甚至「遠遠不及」的階段，何來「過」呢？

正如呂麗瑤自己也說，她站出來的目的不是追究責任，而是要喚醒社會的注意。理論點說，#MeToo作爲社會運動，雖然有追究個別責任的成分，但根本上是前瞻的而不是後顧的。其根本目的是改變社會範式，移風易俗，讓社會不再把對婦女人權的侵害默認為理所當然。

那麽如果「過了」怎麽辦？首先，法律保障被控者提請誹謗的權利。其次，到了社會整體真正重視婦女的這些基本人權之後，社會會自發地找到新的平衡點，也就是說到時社會輿論自然會更加嚴謹地審視控訴者的指控，也會更加重視辯護者的聲音。關鍵是社會的紅線必須向進步的方向移動，而不是原地踏步。

有時當事人身處這個環境甚至不覺得權利被侵犯。比如陶傑說娛樂圈女藝人的美貌是currency，暗示女星自願或不自願被性侵擾而獲得工作機會是理所當然。這即使是一種現狀，也更加説明#MeToo的必要性。正如當年香港貪污盛行的年代，很多人主動行賄不覺得有什麽不對，但不意味著這就是對的。社會進步把廣泛的貪污受賄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我們也期望這#MeToo運動同樣可以做到這點。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