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擊、手榴彈、綁架，也阻擋不了這群記者報導真相的決心

「因為堪用的印刷機不足，週日的文章週三就得截稿，得麻煩你們提前將兩版文章寄給我了。」晨報（Uthayan）的主編Thevanayagam Premanan對我說。

2009年斯里蘭卡內戰結束，戰火卻仍然在北部省與東部省隱蔽的角落中悶燒。晨報，這間泰米爾最大的報社、唯一一份在內戰期間仍持續出刊的報紙，印刷機困境並非來自於銷售數的大增，而是殘酷的暴力攻擊。

去年4月，三位歹徒闖入晨報在賈夫納（Jaffna）總部的辦公室縱火，造成多台印刷機全毀。2005年當現任總統Mahinda Rajapaksa甫上任之時，此地也遭遇過一次無情的火吻。

2013年報社遭攻擊後，損毀的印刷機。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去年11月大英國協高峰會（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CHOGM）在斯里蘭卡舉行，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期間走訪賈夫納，並與晨報的記者們進行的一場會談。我穿越漆成湛藍色的長廊，坐在當時他們所坐的地方。開放的主編會客室充滿古典英式元素，左方落地窗外群花綻放，然而，環繞三面白牆的突兀痕跡，卻叫人深感當下寧靜氛圍的虛空。

這三面牆上佈滿彈孔與罹難記者的照片，道盡它自1985年成立以來的一路艱辛。晨報成立第二年，就因戰事使不少記者殉職。過去18年以來，報社多次因其對泰米爾之虎（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LTTE）幹部的訪談與評論，或是批評當權及其支持者而遭武裝人員攻擊。僅僅是發生在總部的事件，就已經高達數十起，資深編輯採訪或返家期間被槍擊更是時有所聞。除了兩次的手榴彈攻擊以外，2006年總部被人持槍闖入掃射，這起事件造成數名記者傷重不治，血淋淋的遺照與牆上的彈孔一同陪葬。

晨報主編會客室牆面的彈孔一景。

針對性的數十次暴力行動，不斷考驗晨報記者筆尖下的勇氣。牆上的每一道彈痕都被細細標示著年份，好似仍不放棄用新聞人的專業態度，對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歷史傷痕。Cameron曾望著這三面牆說道：「這畫面將永久地刻在我心上，這是一件你永遠無法遺忘的事情。」

發生在晨報的悲劇，僅僅是斯里蘭卡干預新聞自由厚重罪狀中的一頁。無國界記者2013年的新聞自由度指標中，斯里蘭卡在179個國家與地區排名第162，與中國等15國一同被歸為新聞自由最惡劣的地區。

晨報主編會客室中的記者受害事件紀錄

暴力攻擊的源頭除了直指斯里蘭卡軍隊以外，還有意拉姆人民民主黨（Eelam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EPDP）的特務。意拉姆人民民主黨雖登記為政黨，卻實質作為支持政府的準軍事團體，被控訴犯下多起綁架或殺害記者的暴行。筆者日前在賈夫納為泰米爾青年所舉辦的人權會議，也遭配槍的意拉姆人民民主黨黨員闖入，所幸最後並無大礙，可惜許多英才媒體人卻難逃此劫。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的描述，自2006年內戰轉趨嚴峻以來，已經有超過80位新聞工作者被驅逐出境，14名遭殺害，另外一位知名的記者暨漫畫家Prageeth Eknaligoda在2010年離奇失蹤，但當地已有許多目擊證人表示親見其被槍殺的經過。4年多來警方宣稱已積極調查偵辦，然而，如同上千名因被懷疑與泰米爾之虎有所連繫而被惡名昭彰的白色箱型車所綁架的受害者家屬一般，無止盡的等待與零進展使Eknaligoda的妻兒不得不相信，已死亡的「流言」才是貼近真相的「事實」。

2012年起，由Free Media Movement等所組成的Alliance of Media Organization開始定期在首都可倫坡（Colombo）舉辦大型集會活動「黑色一月」（Black January），抗議當權對新聞工作者的高壓統治與言論箝制。一月對斯里蘭卡的媒體人而言已經成為一種意象，死神的鐮刀除了在2010年1月劃過Eknaligoda的頸項，也在分別在2008年與2009年的同月，使Sirasa Media Institute化為灰燼，也使《星期日領導者》（Sunday Leader）的主編Lasantha Wickrematunge針砭時政的文采成為絕響（見備註）。

紀念Lasantha Wickrematunge過世四週年的紀念會。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如果壓制代表對反動的恐懼，或是對不法行為曝光的掙扎，那麼當3月初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5th regular s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即將展開，並對斯里蘭卡人權狀況決議草案進行討論，則可以預期，近期內雖然一方面國內媒體界與異議人士可以充分利用國際社會關注，擴大發聲的能量，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明顯感受到來自當權逐日增強的壓制手段。

儘管這些壓制活動與至今未獲斯里蘭卡政府妥善調查處理的戰爭罪問題，使國際社會不免得做出相應的譴責或抵制，但就去年大英國協高峰會的情況而言，不禁使人懷疑，這些遙距處理人權議題的方式，是否真正對受害者與問題解決發揮實質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