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義仁和謝長廷雙雙駐日,但除了賣香蕉他們還做了什麼?

邱義仁和謝長廷雙雙駐日,但除了賣香蕉他們還做了什麼?
Photo Credit:謝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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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府執政後,對日互動加熱,甚至派任前閣揆和前國安會秘書層級的「兩個太陽」赴日,但至今工作卻多在調解民眾糾紛和賣香蕉的一般事務,重要的EPA經貿談判成果卻遲遲沒有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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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上任後,駐日人事佈局展現高度企圖心,第一波人事任命即確立新系大老邱義仁掌台日協、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入主代表處的「雙元領導」,兩人一舉一動必然代表高度政治意涵,各界對於台日經貿交流能創下什麼新頁,甚至元首互訪是否能夠如願成局都非常關切。

不過如此「輩分」和「層級」兼具的派任,蔡英文要在台日外交上追求「歷史定位」,理應無往不利,為何一年半以來日台人員交流數下降,雙方「經濟夥伴協議」(EPA)受阻,反陷核食輸台陰霾所壟罩,在對日關係上,民進黨政府三句不離「台日友好」,但「天王」駐日是牛皮吹破,還是台日關係已產生質變?

會長神隱兩年,領務只剩送錢包和賣香蕉?

謝長廷11月2日回台赴立院備詢,業務報告大半都在談國人及僑胞服務,謝長廷表示代表處人力吃緊,還「扮演孔明又扮演張飛」,舉凡國人「買東西忘了給錢、夫妻吵架、突然生病、漁民打架、打擊毒品」代表處都細心呵護,儼然是每年420萬人次赴日的父母官。

對於推廣台灣香蕉不力的質疑,謝大使也有話要說,稱「促成日本爺孫回憶起臺灣香蕉的好」,不過香蕉價格崩盤今年3月就傳出超重警訊,負責打「國家隊」的台農發公司遲至於10月才啟動香蕉銷往日本的作業,和代表處接軌,總計也才出口18公噸,謝大使答詢再精采,難以掩蓋外界對於代表處「到底在忙什麼的質疑」。

外傳負責政治談判的邱義仁,則是連續兩年拒絕在立院會期中至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備詢,駐日代表處和台日協分掛兩塊招牌,其實都由同一套人馬辦事,在謝、邱兩人領導之下,絕口避談政務議題,據了解最初日方對於二人的人事命令,深感尊榮,但一年多來日方對於謝、邱「兩個太陽」的主導權及具體分工內容都充滿疑問,分不清楚誰真正代表府方意旨,姑且不論謝、邱誰是老大,眼前台日外交的無作為,遭質疑是對日本經貿談判戰略的錯置,以及高估個人私誼在外交現實下的效用所致。

台日經貿會議今年復談,但完全未觸及台日EPA,長久以來台日經貿關係密切、產業具有互補性、但雙邊經貿協議缺乏全局性的規劃,無法進入關稅減免等「深水區」,2013年為盡早簽訂EPA,因而設立台日經濟夥伴委員會,去年核災五縣市的食品輸台受阻,導致無法復談,今年再傳日方官員私下表示,台日EPA涉及「政治考量」,讓台日EPA陷入僵局。

質言之,外環境的影響固然會增加談判變數,但我國政府無力營造有利於簽屬台日EPA的環境確實是不爭的事實,直到回台前,酷愛以臉書宣傳交流業務的謝長廷,都還將EPA寫成FRA,台灣官方面對EPA談判有多認真,可略見端倪。

20171214謝長廷筆誤
謝大使的筆誤、應該不是謝式幽默而已
「親日情感」:是政治誤判還是刻意誤用?

台灣人的親日情感,是建立在對前殖民宗主國的包容態度,並發揮兼容並蓄的海島性格正面看待日本殖民50年的功過,進而淬鍊出坦然接日本統治受功大於過的修復式、建構性史觀,無論藍綠誰執政,都是台灣推動對日關係的最重要政治資本。

日本官方深知,台灣人不願見到世代所累積的親日情感,被放在以日本國家利益至上的「日中友好」主權國家戰略之下,因此日本官方在台日關係的議題上,公開場合禮貌性的繞過一中原則,稱日台關係為「特殊及特別友好關係」,這樣的外交手段表面調柔實則動機冷酷。

日本大可走在不觸怒中國,也不傷害台灣的平衡木上維護國家利益,因此安倍在APEC雙邊會談上對宋楚瑜獻策,拋出蔡習會以處理兩岸問題。我國執政黨如果只懂倚靠台灣人親日情感,單方刻意渲染台日友好,沒有正面應對台日關係所處的日中外交、經濟、歷史等深層結構因素,台日關係終將是官冷民熱,這不僅僅是外交挫敗,再三疲勞宣傳311大地震對日援助等台日民間義舉,或以好人好事代表過度消費台日的歷史情感更是不折不扣的愚民詐術。

中日間固然在歷史問題、領土紛爭等議題上潛藏著衝突因子,但維繫兩國關係不致「地動山搖」的就是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四項政治文件,今年適逢日中建交45年,率先喊出讓日中第五份政治文書盡早問世,為兩國關係開啟新頁的,正是為安倍遞上首相親函給習近平,扮演穿梭外交第一人的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

自民黨 二階俊博
Photo Credit: 翻攝自YouTube
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不只是黨內二把手、也是日中折衝樽俎的影武者
「中國威脅論」:日本的精神慰藉竟成台灣的外交主軸

2008年5月6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以暖春之旅為主軸赴日國是訪問,此行也是自1998江澤民訪日以來睽違十年的元首訪日,在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任內成行,福田康夫正是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首相福田赳夫之子嗣,胡錦濤不忘肯定日本自1979年所提供政府開發援助,對於中國的基礎建設以及現代化建設有積極的貢獻,並稱「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日本外務省統計至2013年終止ODA(政府開發援助)為止,日元借款總計3兆3,164億元,無償資金協力1,572億元、技術協力1,817億元,34年來總計提供3兆日元以上的經濟協助。事實上,扮演日中經濟合作的定海神針,讓人員互訪從1972年的九千人,增加至2016年九百萬人次,並將貿易總額從11億美元推向三千億美元的幕後推手,正是經團連、日本商工會議所、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以及經濟同友會等個別企業專屬的「代議士」。

日本財界在政策過程具備可觀的話語權,影響力絕不亞於自民黨,自1970年至今都是對中政治、經濟交涉的能手,對內是不同業別間,多元利益的整合者,對中則一貫秉持開放及協調的氛圍,為自民黨開拓第二條路。

即便在2004年,大規模反日暴動蔓延,時任首相的小泉純一郎也堅稱自己是日中友好論者,2012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釣魚台國有化後,兩國領導人互訪停擺,但兩國的高層熱線從未中止,是鐵一般的事實。在日本,「中國威脅論」不過是極右基本教義派的精神慰藉,適度宣洩右翼的反中情緒,同一個概念在台灣卻身價不斐,不時被執政黨奉為外交聖經。

台日經貿協議難上天,究竟是拆核彈,還是堆積木?

不論藍綠,前朝今朝,都不會否認台日關係需要靠「堆積木」的方式細火慢熬,累積政治文書的數目,具體成果必須落實在經貿協議上。持平而論,台日經貿會議結束後,EPA的距離和難度不減反增,但從國艦國造、前瞻建設到和牛進口,處處可見日方經濟利益的斧鑿,利空出盡的情況下我方仍一字不漏地將日方片面宣稱的「核食解禁是EPA談判前提」的說法平行輸入,而非有為有守的要求「不設前提、啟動EPA談判」。

這樣的處理,就是政府自失立場,徹底玩壞雙邊經貿談判的滿手好牌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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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