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制勞權保護中小企業,等於在未來製造更嚴重的失業問題

壓制勞權保護中小企業,等於在未來製造更嚴重的失業問題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讓中小企業生存,制定特別條款鬆綁某些行業,固然可以討論。但以中小企業的勞動條件為範本,制定全國一致性的標準,等於政府鼓勵全國的就業環境向這樣的模式靠攏。是讓惡劣的環境把勞工訓練成廉價勞力,再要勞工自行去跟資方議價。

在近日一例一休修法爭議正烈的當下,很多人都在揣測民進黨政府冒著如此大的反彈聲浪,也要堅持修法的原因。行政院副秘書長何佩珊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了民進黨內部的主要考量。

根據何佩珊所言,民進黨這波修法主要考慮的對象是中小企業。有趣的是,何佩珊在訪問中也同意有很多這類規模的企業「或許不符勞動權益要求的經濟模式」。針對這點,何佩珊的辯詞是這些企業「這個體系在目前台灣社會,還養活了相當多的人口,且是支撐台灣高就業率的關鍵。」甚至辯稱這麼做是為了避免讓大財團的經濟模式取代中小企業。

乍聽之下,這個說法聽起來頗有道理,但如果從民進黨推動一例一休的整個政策脈絡來看,這個說法就大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把一盤好棋搞成今日這種山窮水盡地步的,就是民進黨政府自己。

當前政策的問題

打從去年政府開始推動一例一休的問題時,就已經有各種聲浪認為問題不在規定工時的長短,而在於一體適用的休假準則缺乏彈性。對於這個問題,政府處理的策略是推給勞工自主與資方協商的「勞資協議」。提倡勞資協議,在概念上並沒有錯,但當前倉促的以這項前提來制定政策,等於無視台灣當前勞工缺乏組織力量跟資方對等協商的現狀:

據勞動部統計,台灣有140餘萬家企業,企業工會總數卻只有919家,勞工企業/產業工會組織率僅7.3%,涵蓋率非常低,台灣的工會籌組率不足,門檻過高,更別說員工加入企業工會的比例也僅有5%。

因此民進黨政府最大的錯誤,在於搞錯政策的緩急順序。從當初沒有民意壓力,民進黨就主動拋出「一例一休」議題,可以看出民進黨政府的本意不是要欺負勞工。但如果回歸政策的因果關係,無論是「工時」還是「工資」規定,反應的都是勞資力量的現實,本來就無法以政策強硬規定。因此與其一開始就就針對工時或是工資下手,還不如以政策推動勞工組織工會。

但是逝者已矣,比起指責過去喪失的時機,倒不如想想有什麼是現在政府能做的。現在的問題,在於民進黨政府只推出了鬆綁工時的條款,其他都推給勞資雙方自行處理。如果要化解勞方的疑慮,也保障資方的彈性,一個更恰當的策略是放棄在當前讓新的一例一休法案過關。

先讓這個案子退回到行政院,同時研擬相關的配套措施。諸如鬆綁《工會法》「30人以上才能組織工會」的條款,讓中小企業員工也能組織工會。提出相關辦法,鼓勵讓員工組織工會的企業,並對阻礙員工組織工會的企業提出罰則。排出預算聘請充足的勞檢員,甚至組織專門人才成立勞工法院。一方面以開放工時彈性為條件,逼資方接受政府推動這些配套,另一方面也能以這些配套,讓勞方願意接受工時彈性的政策。

從這個角度來看,把一例一休修法簡化成中小企業跟勞工權益的對立,以推動政策來說實在是非常幼稚的作法。這樣做也等於民進黨自己把自己放在火爐上烤,無論偏向哪方都會讓自己的支持基礎大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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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怎麼看待「不符勞動權益要求的經濟模式」

除開當前法案的爭議,何佩珊在訪問中提到了另一個值得被重視的重點。以國家長遠發展的觀點,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那些「不符勞動權益要求的經濟模式」。

按照某些新自由主義支持者跟經濟學家的觀點,這種經濟模式的存在,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因此我們不應該去干預他。支持這種說法背後主要的正當性,在於這派經濟學家聲稱,任何干預都可能造成這種經濟模式消失。這不只會造成經濟損失,更會損害「充分就業」。

這些人預設某些勞工提供的勞務「就是不值動權益要求的價值」,因此如果逼迫市場要接受某種價格,市場就會自然淘汰這類工作,造成失業。這種論證最常出現在討論「最低基本工資」的爭議中。這派人甚至能用數學線段畫出一幅很漂亮的圖,告訴你這樣做會造成「生產者損失」,讓「某些勞工」失業,造成「整體勞工」的生活比立法前更差。這套鬼話不止讓當年馬英九政府推出22K這種政策,也讓今天的民進黨政府害怕去處理那些已經缺乏足夠獲利能力的企業。

勞權造成「生產者損失」的理論漏洞

然而這套理論有一個恐怕連亞當・斯密(Adam Smith)都不會相信的漏洞。這一套鬼話預設了一個前提,那就是永遠有勞工只能提供價值遠低於基本生活薪資的勞動。如果我們今天活在一個用哲學假設建構的理想世界,這樣的前提確實可以成立。反正站在「假設」的立場,市場上永遠都有願意出不合理低價的勞工。就跟數學線段上永遠都有願意出不合理高薪的老闆,但你我從來都沒有在市場上遇到過一樣。

所以我們該問的是這些勞工到底是哪裡來的,這種假設是不是跟「阿基里斯悖論」裡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的烏龜一樣,只是純哲學概念裡的產物。甚至進一步的追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只能」提供廉價服務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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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artin Grandjean @ CC BY-SA 4.0
阿基里斯跟烏龜賽跑

廉價勞工哪裡來?

講到這個問題,第一個可以替我們解答的就是現代經濟學的祖師爺亞當・斯密。而答案則是隱藏在亞當・斯密對「道德情操腐化」的討論裡。

曾專門研究亞當・斯密道德哲學與政大博士生吳政諭在《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研究》一文中,就指出:亞當・斯密雖然主張商業社會有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但他也遺留下對商業社會中的「專業分工」型態可能對勞工造成智識上的傷害(註一),以及在當時更具前衛性的觀點:產生道德情操腐化的問題。

在《法理學講稿》 裡, Smith談到,即便商業社會中具備其獨特的道德觀[例如:正直 (probity)、守時(punctuality)],在商業社會精緻及極度專業化的分工下,仍是產生某些的不便(inconveniences)。

而 Smith 首先便是題到了,在分工精細的生產體制下,可能會導致其生產者的智識「被侷限」在某一特殊的領域(it confines the views of men)(LJB, p539)。由於在分工的體系下,生產者僅從事某些「簡易的勞動」(a simple operation to perform),相較於傳統的生產形式,當「心靈被使用在多種不同的生產標的」時(when the mind is employed about a variety of objects)(ibid),人的智識能力自然不會被侷限在某種特定的領域中。

但在商業社會中的分工方式,卻是多數的生產者均被侷限在某種分工極細的體系中,因此對商業社會的形態而言,「底層(筆者按:通常是多數)的人往往是極其駑鈍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亞當・斯密並不認為讓勞工在勞動條件惡劣的環境下工作,是什麼值得稱道的行為。而且這樣的工作環境,會造成勞工越來越「駑鈍」。雖然亞當・斯密談到專業分工對勞工智識帶來的傷害,最終是反應在道德的腐化。但他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線索,讓我們可以推測那些在市場上只能提供廉價勞力的勞工,很有可能就是在專業分工「簡易的勞動」下被訓練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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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 public domain
亞當・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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