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依法行政還是業務過失?用槍時機不應丟給員警主觀判斷

是依法行政還是業務過失?用槍時機不應丟給員警主觀判斷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每一次的事件我們急著在法院、嫌犯跟員警之間選邊站。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站在同一陣線,讓政府聽見,我們需要的不是虛無飄渺的完美決策,而是在可能的範圍內,給予我們最好的制度。更細節的讓員警知道什麼情況「得使用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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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艾德

又是一起警察朝著逃逸車輛開槍造成嫌犯死亡的案例,根據研究(李源瑞,2008),台灣絕大多數用槍之案件,都是逮捕逃犯或欲盤查之對象拒絕接受盤查時而朝逃逸之車輛開槍。

每當諸如此類警察用槍時機的問題出現時,鄉民總是愛說美國警察怎樣怎樣,我們就不討論美國是不是真理,也不講那些開槍後的美國警察隨後付出的代價,我們就單純講美國對於朝車輛用槍時機的規定。

以我們最常在電影裡看到槍戰追逐的紐約街頭來說,紐約市警察局1972年就有公布一項關於警察開槍的作業程序(Temporary Operating Procedure 237),其中就規定了:「禁止對於行進中的車輛射擊或警察在行進的車中開槍,除非該車有人持致命武器射擊警察或其他人。」

好,如果說紐約市是個案,那我們看美國聯邦怎麼說,在1995年10月,美國聯邦頒布行使《致命強制力政策聲明及相關註釋》,其中寫明:「不得僅為使行進中車輛失去行進能力而對其開槍」,並且注釋說明:經驗證明利用槍械使行進中車輛失去行進之能力,不但不會成功,更會對官員或第三人之安全產生無法控制的風險,為了制止行進之機動車輛而開槍,應予禁止。

就算在台灣,警專的助理教授曾春僑也曾在2015年在媒體投書指出,由於輪胎設計結構問題,對車輛開槍不但無法阻止嫌犯逃逸,且嫌犯可能為了逃逸而危險駕駛,造成員警與其他民眾重大傷亡。

可是時至今日,新聞中我們的警察仍說開槍是依法行事,當時為了讓車停止行進,最好的辦法就是開槍射破輪胎。

我還是想說把責任都歸咎給警察個人是不公平的,但台灣整個警察體系絕對有很大的問題,別人在1972年就知道對車輛開槍無法阻止它前進,但我們40年後還在犯一樣的錯誤造成傷亡,即使你是六法全書唯一死刑的支持者,也必須理解對車輛開槍不只是嫌犯、也會造成員警及周圍民眾的風險,這種風險是毫無意義、不需要承擔的。

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我們的警察認為自己是依法行政、最後卻被法院判定是業務過失了,幾乎所有用槍時機的案子判決書上都寫著,依〈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此情形得以開槍,但又引用〈第6條〉「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來判定警員有業務過失,並且寫著諸如「該情形員警得以閃避車輛」、「員警應朝非致命部位開槍」,連朝腿部開槍法院都會說:「腿部遍布動、靜脈血管,中槍仍有大量出血致死可能」,試問,用槍時機往往是千鈞一髮,到底誰有辦法考量這麼多細節?

多年來一直有學者專家要求政府如美國般明訂用槍細部規則,國外對重刑犯、對逃逸者、對車輛甚至對兇惡動物該如何用槍皆有詳細規定,而我們員警卻仍抱著短短15條的《警械使用條例》猶豫著該如何使用槍械保護人民,承擔著法律、家屬甚至自己良心的責難。

例如本案的員警說他願盡最大努力去補償家屬,但同時又主張自己無罪。看似矛盾,但正表明了員警也不認為嫌犯該死,他只是在用槍時機的見解上與法院不同。而這種歧見是可以透過更細部的規則及後續訓練來解決的。

但我們卻把每一次的事件化成新聞底下的筆戰,急著在法院、嫌犯跟員警之間選邊站。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站在同一陣線,讓政府聽見,我們需要的不是虛無飄渺的完美決策,而是在可能的範圍內,給予我們最好的制度。更細節的讓員警知道什麼情況「得使用槍械」,而不是把決定權都丟給員警主觀判斷,彷彿政府對這一切都沒有責任。

本文由林艾德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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