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魁:生我的是台灣,日本是養育我的親人——但還是有些無情

林恩魁:生我的是台灣,日本是養育我的親人——但還是有些無情
2005年5月17日下午,林恩魁醫師於綠島人權紀念碑彩排獨唱。(曹欽榮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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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歲高齡的林恩魁回憶,日治時期的他在中學畢業後決定去日本,因為他討厭台灣,因為台灣是殖民地,台灣人總是受到差別待遇,日本人則享有比台灣人優越的待遇,無論發生什麼事,總是台灣人被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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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谷渡

美麗的海岸線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上,我搭乘台北捷運,前往終點淡水站。包包裡放著十一月下旬林恩魁醫師寄來的信,裡頭寫著「展開雙手迎接您」等美麗的字句。從淡水站搭上計程車,往北開往三芝鄉。這裡位在台灣北端,幾公里遠處的海岬「富貴角」有個燈塔,北邊為東海,西邊為台灣海峽。眼前的海岸線,被指定為北海岸國家風景區,翠綠的草原,與波光粼粼的藍海相互輝映。

年輕時的林恩魁醫師,在國民黨政權下被「特務」帶走,拘留在台東外海的火燒島。當時火燒島被稱為「監獄島」,現在叫綠島。無罪卻在監獄島遭監禁七年的林恩魁醫師,當時他所看到的太平洋,是否也如同三芝鄉的景色?

初次見面,林恩魁醫師身著西裝、領帶,看不出已是八十四歲的高齡,身體很硬朗,語氣溫柔,說日文時使用著敬語。林恩魁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出生於高雄,父親是林朝和、母親是王雀。林朝和在結婚後,踏上旅途前往印尼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販賣襯衫或萱草製品等物。當時,林朝和的哥哥先去了巴達維亞,說「這裡很適合做生意喔!」便把林朝和叫來發展。林恩魁的母親在台南醫院的產婆學校上課,取得執照後,帶著六歲的林恩魁前往先生所在的巴達維亞,在當地當產婆。當時從台灣來的人屬於日本籍,被當作日本人看待,因此林恩魁進入日本領事館的小學校就讀。全校學生從一至六年級,只有二十人,林恩魁的年級只有四位學生,女生二人,男生二人。

林恩魁四年級時,被交託給父親的朋友帶回台灣,寄住在台南祖母的親戚——也是公學校老師的黃金塗家中。從那時開始,林恩魁就沒有再和父母或兄弟姊妹生活在一起。因為日語很流利,林恩魁回台灣後轉入台南的南門小學校。一九三五年林恩魁從南門小學校畢業,進入台南第二中學,在中學校住宿兩年,三年級時開始外宿。十六歲升五年級時,林恩魁的母親過世,當時她才三十五歲。林恩魁還有四位妹妹、三位弟弟;母親去世時,最小的弟弟才九個月大。除了還在喝奶的小弟弟之外,其他六個子女,父親都拜託朋友帶回台灣,寄住在自己的哥哥家。

從台南二中到浦和高校

中學畢業後,林恩魁決定去日本。他討厭台灣,因為台灣是殖民地,台灣人總是受到差別待遇,日本人則享有比台灣人優越的待遇,無論發生什麼事,總是台灣人被欺負。例如台南一中和二中的學生經常發生衝突,每次一有事情發生,台南二中的校長就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製造問題,去向台南一中的校長道歉。」台灣是殖民地,管理的方式有差別。即使犯了同樣的罪,警察對台灣人的態度也有差別。林恩魁對此非常厭惡,下定決心前往日本,不想待在台灣。在台南二中二年級時,林恩魁在長老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與親人分開、獨自生活的林恩魁,成為基督徒後,可以約束自己的任性,對未來的人生有正面的影響。

林恩魁在五年級時,之前就讀巴達維亞領事館小學校的大妹妹林雅雅,已是花園小學校的六年級生,正要準備女學校的考試。為了升學考試,需要補習。林恩魁身為哥哥,為了指導妹妹功課,必須時常往返伯父家,如此過了一年,林雅雅順利考上台南第二高女,林恩魁才安心離開台灣。一如林恩魁中學時代的想像,台灣人在日本的待遇果真比在台灣好。林恩魁住在東京時,日本人對台灣的事情並不清楚。進入高等學校後,林恩魁曾被同學問「台灣在哪?」因為不認識台灣,自然對於台灣的差別待遇也不知情。反倒是說了「來自台灣」後,還因此而受到歡迎。

林恩魁失學一年後進入浦和高校(今埼玉大學前身)就讀,寄宿在東京杉並區的馬橋。當時他也同時被旅順工科大學錄取,但他選擇來浦和高校就讀,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入學。高校的住校生活非常愉快,好好的帽子也特意挖了洞,穿著長褲、掛著毛巾、踩著木屐,漫步逍遙。

進入高等學校後,必須在足球社、柔道社、劍道社、橄欖球社、游泳社等社團中選擇一個參加。林恩魁加入了與中學時代相同的柔道社。通過柔道的訓練,鍛鍊精神和不服輸的鬥志,對他往後的人生非常重要。林恩魁之前入住台南二中宿舍時,在當晚的歡迎會上,老師曾介紹學生宿舍會的名稱「不倒翁會」的意義:「出了社會,必須要成為不倒翁。必須有即便轉了一圈仍然站起來的精神。」

林恩魁在柔道中也學習到這種絕不失望的精神。有這種精神就絕不會倒下,而且更可保持愉快;林恩魁藉著柔道,培育出這種信念。高校時代的柔道會名稱為「無心會」,現今仍每年在東大的學士會館舉辦。林恩魁最拿手的柔道絕招是「寢技」。他還記得進入柔道社時留下的「特產」,瘀血後就這樣放著不管,讓身體強固。林恩魁受柔道鍛鍊所培養出的體魄,現在仍然保持著。林恩魁對於當時的日本教育,也一直抱持著敬意。

東京帝大醫學部

三年制的高等學校,因戰爭而縮短六個月,成為兩年半,一九四三年九月林恩魁畢業,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醫科就讀。在學期間,曾有一度因台灣沒有寄錢來而困擾。到了二十歲,連菸草也變成配給制。當時,有品牌的菸草在市場一盒賣十二錢,到了黑市,價格就從十二錢變成十二圓。林恩魁成為幹部候補生,可領五十圓。幹部候補生畢業之後必須擔任軍醫,不過東大醫學部學生有特殊禮遇,因為他們要負責未來的日本醫學,這種地方太危險。所以不需要到軍需工廠服務。

在東大時期,發生過一件討厭的事情,林恩魁至今仍忘不了。有次他與從一高進東大醫學部就讀的同學劉沼光,兩人一起在東京街頭散步,經過派出所時,突然被警察叫住:「同學,等等!學生證讓我看一下。」接著迸出一句:「喔,你是台灣人?這裡寫的不就是大稻埕嘛!好,進來!」兩人被帶到派出所後,就被四、五位警察冷不防地拳打腳踢,林恩魁用手臂護著頭,所以牙齒沒有被打斷,劉沼光就被打斷了牙齒。今天的大稻埕雖然風光不再,但在日本時代是相當熱鬧的市街。

林恩魁相信,那位警察知道大稻埕,便表示他曾在台灣當過警察。大概是因為戰爭之下每個人都艱辛地生活,學生在街上閒晃,讓人反感。加上警察對台灣人抱持著過去的偏見,因此才會被毆打。當時大學生的地位頗高,警察若沒理由就對學生暴力相向,可以向學校報告;但是林恩魁並沒有這麼做。只是這種討厭的心情,還一直留到現在。

除了劉沼光,林恩魁東京帝大醫學部醫科的同學還有兩位台灣人。一位來自第二高等學校(仙台),另一位來自山口高校。林恩魁在東京曾遭遇兩次空襲。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三月的東京大空襲,當時他在本鄉校區;第二次是五月二十五日在新大久保地區。當時他的寄宿家庭需要前往輕井澤疏開,他與五十歲左右的房東二人一起逃難,其他人跟在後面跑,當晚就在東中野車站前過夜,那裡因建物疏開而變得廣闊。隔天回去一看,房屋都被燒毀,只剩下鋼筋水泥的大門。沒有飲用水,也沒有食物。他從東中野步行到上野車站,搭車到輕井澤。沿途都是倒臥的屍體:燒焦到無法區別男女,或看似母親和小孩的遺體,朝著同方向趴著的慘況。

這次空襲之後,林恩魁理解到美軍遲早會登陸日本,便於六月前往滿洲,投靠一位住在新京(長春)的台南二中同學翁通楹。

終戰,然後苦難

翁通楹畢業於台北高校,之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工學部,並於該校畢業。林恩魁到新京後,在衛生研究所擔任有給薪研究員約一個星期,戰爭結束後,林恩魁與翁通楹兩人將牛肉煮成肉乾,撕成肉乾條販賣。因為日本人在滿洲受到憎恨,他們與日本人分開活動。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林恩魁搭乘美國籍的船從青島到上海,再從上海回高雄。

林恩魁回台時,父親也從印尼回來,住在台南鄉下。林恩魁隔年進入台灣大學,但因學制的關係晚了一年,一九四八年才從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同年十月與妹妹林雅雅的高女學姐高雪貞結婚。高雪貞的父親在高雄縣岡山開設醫院,是位內科醫師,舅舅則是高雄醫院的副院長。林恩魁在高雄醫院的外科工作約一年半後,轉到高雄縣的旗山醫院服務。

一九五〇年十月,林恩魁擔任旗山醫院的外科醫師期間,被「特務」抓走,嚴刑拷問之後,送到綠島監禁七年。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白色恐怖」的犧牲者。那天,林恩魁醫師正在旗山醫院的診療室,醫院職員來傳話說:「有警察要找您。」林醫師一出來,對方就說:「身分證看一下。」他回到醫院宿舍拿來。「沒錯。」對方確認後就說:「有話想跟你談,到警察局一趟,很快就回來。」隨後就把他帶走。到了警局,警察讓他看一本約有二十個人的名冊,問他:「裡面有你認識的人嗎?」但都沒有他認識的人。「是喔。」接著他被帶上吉普車,被帶去高雄縣鳳山警察總局。妻子高雪貞因為擔心,抱著小孩,與旗山醫院的院長一起跟到鳳山。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一歲大的女兒不停地哭鬧。一到警察總局後,就讓妻子與院長先回家。

林恩魁被帶進鳳山警察局本部的拘留所。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又被送往台北,進入警備司令部的監獄內。「他們的刑求道具早已準備好了。」林恩魁指著小腿處對我說:「這裡特別痛。」「他們用重物壓著小腿的這種刑具對付我。」林恩魁從警備司令部又被帶到另外二、三個地方,審判終結後,被送往綠島。說是「審判」,但根本沒有律師辯護,只是「隨他們之意的審判」。

當他知道要自己被送到綠島時,他心想得救了。因為要被槍殺的人,是不會被送到綠島的。白色恐怖期間,很多人被槍殺,或被判二十五、十五、十年徒刑。也有人被判三、四年的刑期。其實林恩魁醫師和共產主義沒有任何關聯,但是戰後國民黨對台灣人的壓迫和「二二八事件」,讓他抱持強烈的反抗心態。當時,全台各地都出現了為追求台灣人的自由與幸福所組成的小型集會,名為「讀書會」;戒嚴令下的獨裁政權,藉拔除共產主義者之名,將無罪的平民羅織罪名入獄或槍殺,這是林恩魁醫師所不能饒恕的。

他過了七年的拘留生活,才重新獲得自由。林恩魁說:「我因為是醫生,自己開業的話總可以過活,不至於困擾,但其他人想要找工作,就非常困難。有誰敢僱用他們?很可憐。」

接著他又說:「人世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在綠島勞動,就像接受軍事訓練。在軍隊的監視下,負責從港口搬運米或豬回來,雖然非常重,但是七年來的鍛鍊,讓我的身體變得非常健壯。」他輕輕笑道。

突然從醫院被帶走的往事,其實非常沈重,但林恩魁卻輕描淡寫。他再次說到學生時代:

因為在東京被警察毆打,對日本的印象差,但我從小學校到中學校、高等學校到大學,全部都是受日本教育。對我來說,日本是養育我的親人,生我的是台灣。當時台灣人都是受到日本的養育,因為是養育之親,所以感情濃厚。儘管如此,日本卻沒把台灣當夥伴。雖然日本有日本的立場,背後有來自中國的威脅,但還是也有些無情。

林恩魁醫師在綠島度過七年嚴苛的拘留日子,重獲自由後,在高雄市蔡外科擔任副院長,一九六一年在岡山鎮開設岡山林外科診所。一九九六年出版了《聖經台語漢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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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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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谷渡
譯者:陳凱雯

本書作者大谷渡多年來走訪日本和台灣的圖書館、資料室,爬梳日本時代的報紙、信件、日記、筆記、檔案,追索蹤跡,口述訪問曾經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並親自踏上他們曾走過的上學路,呼吸當時的空氣,尋訪那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與記憶的點點滴滴。

從2002年開始,大谷渡以活躍於1920年代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為起點,開啟對台灣的相關研究,2008年開始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出版成書。在本書第四、五章,以北村兼子至台灣進行幾次訪問,對於台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民族運動的觀察,延伸到她來台所接觸的人,包括林獻堂、蔡阿信、彭華英等,第六章則介紹在林獻堂等人所創辦的台中一中就學的菁英。從訪問這些菁英,再逐步擴大至日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同漣漪般,從他們的人生歷程,牽引出日本與台灣之間深刻的關聯。

他也特別注重過去容易被忽視的女性角色。除了前述第四章透過北村兼子的角度看台灣日本統治時期的一切,第三章介紹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提到她奉獻鄉里的堅強意志;同時也記錄了廖里、王蘭招、王一媛等女醫師,寫到她們從小求學至遠赴日本學醫的辛苦過程。對於這些長期在歷史中沒有聲音的台灣女性,在本書中難能可貴地呈現她們曾經如何努力為自己揮灑青春。

另外,作者因身為日本人,對日本殖民台灣有許多深刻的反省。第八、九章回顧台灣被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記錄訪問許多正值青春歲月就必須面對殘酷戰爭的台灣人。無論是親身經歷新竹或東京大空襲的慘烈景象,或是被迫當學徒兵去防守台灣海岸線以防美軍登陸的學生,以及被徵召赴南洋擔任軍夫卻被美化為「特設勤勞團」的人,字裡行間透露著台灣人在戰爭下的無奈。他在書末直言,要讓大眾知道,當時的台灣人如何被迫為「大日本帝國」犧牲的真實面貌。

(遠足L)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cover
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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