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改不改?促進轉型正義,重新檢視蔣介石的功與過

「中正大學」改不改?促進轉型正義,重新檢視蔣介石的功與過
Photo Credit: Chi-Hung Lin@Flickr CC BY-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轉型正義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並非僅通過促轉條例就能馬上解決,尚需要整個社會長時期一同進行深入反思、對話,現在也只是一個開端,在這之後還需要政府和社會大眾進行更多努力,才有可能真正促成社會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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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育鑣(中正大學歷史系畢業生)

自從台灣在1987年解嚴以來,已經走過三十個寒暑。三十年來,各種推動轉型正義的運動雖歷經無數波折,但依然在跌跌撞撞的曲折道路上持續前進。今年12月5日,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第五條提及「為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及記取侵害人權事件之歷史教訓,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或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中正大學改名議題再度成為大家討論焦點,也在靠北中正版上引起話題。而筆者作為一個中正大學的畢業學生,也想對於這個議題,說一點我個人的初步看法。既然是初步看法,就必然還不夠成熟,定然會有不足之處,如讀者認為筆者論述有不妥之處,還望指教、批評或批判。

在此想先聲明,個人對轉型正義的理念完全是支持的。過去戒嚴時期所犯下的種種不公不義的事情,國家確實有必要予以盡最大努力調查、賠償、道歉,乃至於進行社會和解,以消彌台灣社會的傷痕、對立。誠如蔡英文總統在12月10日出席「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所說:

轉型正義所涉及的,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過去,所以把那段我們共同走過的苦痛,直接簡化為改名,是很可惜的事情。真正的轉型正義,是促進和解的嚴肅的工作,包括真相調查、司法平反、社會溝通等等。

這個理念,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而這也導致目前中正大學,以及其他以中正為名的各機關,都出現改名的聲音。由於筆者出身歷史系,因此想先從自己對戰後台灣歷史的理解作為切入。

不消說,蔣中正確實是一位具有相當爭議性的歷史人物,功過皆十分鮮明,這也是對其不易評價之處。以往對其評價,大多因政治原因而趨於兩極,以前台灣常使用「民族救星」、「世界偉人」、「偉大的舵手」等神格化的論述,中國則常使用「人民公敵」、「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獨夫民賊」等妖魔化的論述,兩種論述模式都不太能呈現真正的蔣中正。

在台灣,隨著解嚴後,蔣中正被請下神壇,過去二二八和戒嚴時代所造成的大量悲劇開始被社會正視、調查,甚至使政府做出道歉,儘管至今為止,這方面的進展仍然不夠全面。在陳水扁總統時代,更是積極推動去蔣化運動,其中以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最具代表性。雖然在馬英九總統執政以後,名稱旋即改了回來,但門上的「自由廣場」匾並沒有被改回「大中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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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Prince Roy@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陳水扁總統時代將「大中至正」匾改為「自由廣場」,直到今天。

另一方面,在中國,隨著兩岸政治對立局勢和緩加上改革開放以後,開始出現一波波對史學的反思,也影響到了中國史學界的研究方法;加上近年來,大量檔案逐步開放,尤其是2006年,史丹佛大學開放了蔣中正日記後,吸引大批中國學者前往研究,這方面著名的學者,有楊天石、王奇生、金以林、黃道炫、羅敏等。他們重新根據蔣中正日記及其他檔案,重新以一個凡人的角度研究蔣中正,開始給予蔣中正若干貢獻正面評價,諸如:參與辛亥革命、北伐、領導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與過去「人民公敵」的形象大相逕庭。附帶一提,由於對民國史研究的增加,中國甚至吹起一股民國風熱潮,相關的影視作品、歷史小說不斷推陳出新。

而在國際上,自2006年,史丹佛大學開放蔣中正日記以來,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掀起一股研究蔣中正的熱潮。2009年,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以蔣中正日記及大量檔案為基礎,寫成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台灣由時報出版社翻譯出版,名為《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一改過往西方學界對蔣中正的看法。在書中結尾,陶涵甚至評價:「推動現代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前進的,是蔣介石的主張、不是毛澤東的觀點。」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09年5月7日評價此書:「哈佛大學陶涵所著迷人一書,揭示了以往對蔣介石和中國內戰的傳統印象是漫畫式的。這是首次運用蔣家檔案的蔣介石傳記。這包括蔣介石在1918至1972年用文言文寫成的日記。蔣介石是精明和有先見之明的人,並非美國將軍約瑟夫・史迪威所描述之「花生米」或英國艾倫・布魯克在開羅會議描述的『介於虎和貓之間』。」美國《華盛頓郵報》書評評價此書「陶涵在他的新書中陳述,蔣介石非但不是無能,反而是有遠見、訓練有素且精明的策略家。他不僅精準預測了許多政治事件,更將手中的劣牌發揮至極致。」西方學界對於蔣介石的評價,顯然開始發生轉變。

從台灣、中國和西方學界對蔣中正評價的轉變來看,我們如今確實有必要重新好好認識這位曾統治台灣三十年的領導者。當然,我們無須隱晦蔣中正一生的錯誤,但亦不可不提其功勞。蔣中正對於台灣之貢獻,筆者認為較重要者有幾點:

1. 使台灣免落於中共手中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一篇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應是中共最早提及「解放台灣」的說法。此時中華民國首都尚在南京,還依然控制長江以南地區時,中共就已經明白宣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為止」、「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定要解放全中國。」可見,即使國民黨和蔣中正即使不撤退來台灣,只要在美國不介入的情形下,中共仍會以武力拿下台灣。

1949年4月,解放軍開始渡過長江,準備解放全中國,中華民國面臨生死存亡關頭。但在1949年10月25日爆發了古寧頭戰役,國軍擊退進犯金門的解放軍。11月4日,解放軍進攻登步島,又遭到失敗。這兩場戰役,暫時穩住了台灣的前線,確保了台灣防衛安全。緊接著,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遷都到台北,而隨行而來台北的外國大使館,僅剩下剛剛獨立的大韓民國。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宣布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美國「此時」無意在台灣獲得特權或建軍事基地,也無意武力干涉中國現狀。一周之後的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又宣布所謂的艾奇遜防線(Acheson Line),確立美國在東亞的防線範圍,而台灣和南韓被劃出這條線之外,使得已經風雨飄搖的台灣更顯得處境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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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유럽판 애치슨 라인? 옵태클(Offtacle)계획
艾奇遜防線(Acheson Line)一開始是將台灣和南韓劃出防線之外的。

1950年3月,中華民國在中國最後一個據點西昌遭到攻陷,5月初海南島、5月中舟山群島又先後丟失;到了6月,解放軍已經調集約五十萬部隊,準備攻打台灣,台海情勢極為緊張。這時突然韓戰爆發,兩天後的6月27日,一度宣布不介入國共內戰的杜魯門下令將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此舉確保了台灣的安全。

美國在韓戰後的介入,是台灣得以轉危為安的關鍵。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若非韓戰突然爆發,美國也不願意以武力介入其中。而如果不是蔣中正,台灣很可能撐不到韓戰爆發就已經被共產黨拿下。因此,台灣沒有被解放軍攻下來,蔣中正的努力是該被承認的。

2. 穩定台灣經濟,奠定日後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礎

由於國共內戰的失利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即在於金融崩潰,因此蔣中正在台灣的施政,特別在乎經濟發展。在1949年,台灣的農業生產已高於日本統治時期最高數值、1952年,台灣的工業省產又超過日本統治時期的最高數值。若採用Angus Maddison (2010)的估計,台灣在1950年的實質人均所得為916美元,只達世界平均值的43%,不到當時美國水平的一成,仍是相對貧窮落後的經濟體。而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2008年,台灣人均所得成長了22.8倍達到20926美元,成為世界平均值的2.75倍(相關研究可以參考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

3. 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確保教育預算維持一定額度

教育乃國家百年大計,這點,蔣中正在中國時期便已經相當注意,來台灣以後更是如此。1968年,台灣改六年義務教育為九年,大大提高台灣的教育水平(該年國小就學率已達97.67%);加上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以保障。」(這條在李登輝時期因為修憲而凍結),教育經費並不因其他原因而遭到犧牲,與現在不同。

這對於提高台灣人均素質顯然是重要的。到了2010年,15歲以上不識字的人口降到2.07%,這顯然與當初的教育政策有直接關係。

以上三點,只是筆者認為較重要的幾項貢獻,尚有許多無法在這一短篇論文提及。特別要說明,提及蔣中正的貢獻,並不是要歌頌他,或者提倡功過相抵,以減輕其錯誤,而是做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在去權威化、反省戒嚴時期犯下的錯誤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蔣中正的貢獻,這才能真正理解歷史全貌,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社會走向更進一步的對立。

轉型正義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並非僅通過促轉條例就能馬上解決,尚需要整個社會長時期一同進行深入反思、對話,現在也只是一個開端,在這之後還需要政府和社會大眾進行更多努力,才有可能真正促成社會的和解。誠如台北市長柯文哲所言,轉型正義應該支持,但不要變成「勝利者的正義」,否則即失去原來的意義。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應有更多深入的討論和行動,例如:全面檢視蔣中正的功過問題、制定法律保存並整理戒嚴時期的檔案、促成社會不同群體的理性對話等等。總而言之,筆者認為,也許改不改校名這個課題最重要的地方,不在於最終的結果如何,而在透過其中理性對話、反思的長時段過程中,我們學習到什麼。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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