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叫憂鬱「快樂一點」:獻給所有受苦的靈魂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憂鬱症治療困難重重的原因在於,通常患者的社交技能很差,情緒控管也失能,因此與別人相處時常常會惹怒他人,沒人想當他們的朋友。但沒有朋友,也就是沒有社會支持,更加重憂鬱的情況。
文:張閔筑
別叫憂鬱快樂一點
約莫從國中進入青春期後,我開始遺忘如何欣賞純粹的快樂,思考模式變得相當悲觀,任何事情都會想到糟糕的層面,接著鑽牛角尖轉不出來。
雖然從過往日記回顧,大概從國三就開始出現輕鬱的症狀,但確診為憂鬱症並開始接受治療,是在高二那一年。治療的方式很簡陋,每周一天到學校輔導室找輔導老師晤談,有時候學校會找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精神科醫師幫我做治療(其實也是晤談,就是比較專業的聊天),假日再去身心科診所做追蹤,醫生會簡單問診,大約五分鐘左右(因為病人很多,無法跟我聊太久),接著開一些助眠劑、抗焦慮劑跟血清素給我吃。憂鬱症患者大腦的血清素分泌不足,因此會以藥劑的方式補充。不過這些藥物會讓我食欲缺缺,因此要強迫自己吃東西(因為諮商蠻貴的,一小時要一、兩千元,健保又沒有補助;看精神科有健保,因此家裡只能負擔精神科的治療費用,而諮商就使用學校資源。)
「既然妳一直這麼悲觀,那是什麼契機讓妳意識到自己可能生病了,開始求助專業治療?」或許有人會這麼問。
說起來有點諷刺,當時年紀小,並不了解憂鬱症是什麼,更別說身心科、精神科、心理諮商、精神科醫師、心理師這些事情,我一點概念也沒有。便以「先天性低血壓」及「貧血」解釋自己嗜睡、記憶力變差等症狀,以「壓力大」、「睡眠不足」解釋情緒低落與疲憊感。由於我是學校中醫護小天使的成員(類似急救隊的學生組織),平時會在保健中心值勤,有一次整理櫃子時,意外看到一疊由董氏基金會發行的「憂鬱情緒自我檢測量表」,便拿了一張來寫。寫完後發現不得了,每個題目我都點頭如搗蒜,真是講到心坎裡,當然憂鬱指數也到達最高危險等級。
於是我回家拜託母親帶我去看精神科,告訴她我可能有憂鬱症,需要治療。父母那一輩對精神疾患有很嚴重的偏見,記得他們曾嫌惡地說:「蔡雅蘭(化名)有憂鬱症,好可憐,怎麼會得這種病。」當我告訴她想要求診時,她只說:「妳想太多了,怎麼可能得那種病?」
之後我仍舊不斷告訴她,我真的很痛苦,拜託帶我去看醫生,我很不快樂。母親卻說:「妳不要一直往負面想就好了嘛,快樂一點啊!」
不會有人跟自體免疫疾病的患者說:「你的細胞不要去攻擊自己健康的細胞嘛,健康一點啊!」
為什麼要叫憂鬱症患者「自己快樂一點」?
我們會憂鬱,就是因為喪失情緒調節的能力啊!
母親那邊講不通之後,我轉而向護士阿姨求助,她幫我轉介輔導中心,開始晤談。後來母親才勉強同意帶我去看醫生。事實上,這些年來,我也不斷地閱讀書籍來了解憂鬱症,以便理解自己的處境,並且整理出一套合理的說詞對父母解釋我的狀況。
舉例來說,我可能因為跌倒便「違反比例原則」的崩潰大哭,一般人此時哭泣是因為疼痛,而我卻是從心底湧現龐大的悲傷,想著我運氣真不好,怎會這麼可憐,為什麼受傷沒人幫我,我是不被愛的,不值得活著。這些情緒反應太過強烈,有違常理,常讓父母不知所措;或是上課時,曾因我怎樣都聽不懂,翻書也找不到答案,鎮日以淚洗面,打電話跟爸媽說我要休學,甚至再次激發自殺的衝動。對於小挫折,我會相當敏感,非理性的放大悲劇程度,一旦遭遇更大的難關,我就會脫口而出:「我好想死,拜託讓我死。」
我不是說說而已,我是真的很想死,每分每秒。
但我必須讓父母知道,因為憂鬱症的關係,我特別容易悲傷,也很容易有自殺的念頭。我不是把「死當玩笑」在說,也不是不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只是,我真的承受不了這些風吹草動。我的父母是辛苦的,光是上班的壓力已經很大了,不能再把他們的負能量傳遞給我,還要不時監控我的狀況,幫我加油打氣。這些年,他們對我說話也變得小心翼翼,生怕無心的玩笑就傷害到我,然後逐漸接受他們的女兒是憂鬱症患者──他們曾經鄙視的那種人。
那時我很討厭諮商,因為我覺得「很廢」,每次花一個小時,輔導老師坐在那邊聽我說話跟重複我的話而已(所謂同理、傾聽),什麼實質的問題都沒解決。我就是家庭不和諧,爸媽不關心我;我就是跟同學處不好,沒人要跟我當朋友;我就是成績很爛,考不上大學;我的人生一塌糊塗,未來也是悲劇的延伸。對方為什麼不做些實質一點的事,只坐在那邊聽我說話,不時點點頭而已?如果外部環境沒有改變,我是否像泡在有毒的化學溶液中,永遠不會好轉?
有一次去看診時,身心診所的精神科醫師說:「妳一定要找到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才能改善妳的狀況,不然一直吃藥也不是辦法。」
但是,我沒有朋友,一個都沒有,跟父母的關係又很疏遠。我要去哪找到社會支持?
高中老師滿多是學校校友,很喜歡在課堂上說:「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都是高中同學,所以你們要好好珍惜身邊的人。」我聽完哀慟不已,我高中一個朋友都沒有,是不是代表我這輩子再也找不到朋友了?

我仍舊孤單了很多年,雖然斷斷續續認識對我友善的同儕,但都是淡如水的狀態,不是上課來不及時能拜託她幫忙買早餐,或是失戀時能深夜談心的關係。也許,她們願意當我的朋友,只是沒有契機能更深入交往,而我對外人又築起很厚的心牆,始終維持著表面的關係。
民團緊盯菸防法公告前準備工作,籲完善健康風險評估與申報機制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菸害防制法修正案雖三讀通過,然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民團表示將含淚監督,呼籲政府重視健康風險評估以及申報機制等配套措施,以維護國人健康。
逾十數年未修的菸害防制法,歷經5次立院朝野協商,總算在本月12日通過三讀,達成加熱菸載具嚴管、禁絕加味菸、圖文警示提升至50%、校園全面禁菸等重大變革,確立台灣朝禁止電子煙、嚴管加熱菸方向前進。為呼籲政府重視健康風險評估等各項配套措施之落實,確實維護國民健康,全國家長會長聯盟、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及董氏基金會等台灣拒菸聯盟團體也緊急在農曆年前召開記者會提醒政府,新法中,包括「類菸品」、「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等用字模糊不清,等於讓主管機關留有很大「空白授權」空間。法令正式公告前,務必審慎進行把關。
健康風險評估:一套評估安全容許濃度的健康科學
健康風險評估屬於一門攸關人體健康的系統性風險管理,目的在於決定如何管制醫藥品、食品、化粧品、農藥、生活及職場環境中存在之化學物質最大殘留濃度(Maximum Residue Level, MRL),亦即安全容許濃度,以建立危害人體健康之風險及效益分析(risk and benefit analysis)。健康風險評估的建立原因,通常是體系中出現了過去不曾經歷或不曾被發現的新有害物質,台灣過去較知名的健康風險評估建立經驗,包括塑化劑食品事件、含萊克多巴胺之美牛與美豬開放事件、日本福島食品等事件等。
訴諸科學證據,健康風險評估乃為國人把關的重要關鍵
健康風險評估之所以重要,在於講究科學證據,為爭議政策提供最核心的決策基礎。較著名的健康風險評估應用,是在2011年台灣發生的塑化劑食品安全事件,起因為部分食品上游原料供應商在常見的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劑」中,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劑(非食用添加物)以撙節成本。最終,衛福部提出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數據,由國內各領域專家於2011年6月21日達成初步共識,比照歐盟標準,依據科學證據針對5種常用塑化劑,定出每人、每日、每公斤體重容忍值〈TDI〉,例如DEHP容忍值為50微克、DBP容忍值為10微克等。
2020年8月28日,總統蔡英文宣布開放萊克多巴胺(瘦肉精)豬肉及30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即表明政策決定絕對不會以國民健康作為交換,而是以在科學證據累積充分的情況下,政府已經做好完整的國人風險評估及配套措施,確保食品安全及豬農生計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決定。
美豬健康風險評估,涵蓋不同層面之敏感族群
含萊克多巴胺之美國豬肉進口爭議長達15年,主要爭議則在於國人飲食習慣與他國不同,畢竟豬肉在華人飲食料理中是相當廣泛使用的食材。以2019年為例,美國單人每年平均吃下近24公斤豬肉;台灣則為39公斤。此外,國人比外國人嗜吃內臟,尤其坐月子中的婦女等,專家因此呼籲應該針對國人飲食習慣,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等高風險族群,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食藥署最終委託成大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完成「108食用肉品暴露萊克多巴胺之健康風險評估報告」,特別針對不同年齡層民眾、敏感族群進行分析,包括小孩、幼兒、青少年、成年人、老人以及育齡與正在坐月子的婦女,進行針對豬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標準,方才消除各界疑慮。
必須重視在地證據 台灣人基因易感性也必須納入評估
除客觀環境因素,跨人種的易感性基因差異也是健康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畢竟人種基因可能導致受化學成分影響程度產生差異。近期著名例子,在於國健署所提出近五成台灣人患有酒精不耐症(Alcohol Intolerance)基因缺陷。酒精不耐症是一種先天的基因缺陷,導致人體內缺乏乙醛去氫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 ALDH2),無法正常代謝酒精轉化成的乙醛。前國健署署長王英偉在任時即指出,台灣人酒精代謝基因缺陷機率高居世界第一,飲酒將大幅提高罹患癌症的機率,重度飲酒者得到食道癌的風險甚至可高達50倍,因此呼籲台灣人飲酒習慣不應比照外國標準。
2018年政府針對新型庫賈氏症提出的「美國進口牛肉相關產品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即考慮人種易感性基因型分佈的差異,並根據國家攝食資料庫公告之細項食物攝食量計算國人食用美國牛肉的潛在健康風險。而過去由國家衛生研究院、中研院領導之台灣肺癌遺傳流行病學研究團隊,也陸續找出數種肺癌的易感基因(predisposing gene),包括第10號染色體的 VTI1A、第6號染色體的ROS1-DCBLD1和HLA class II、第5號染色體的TERT、第3號染色體的TP63等都是易感的基因位點,都可能因為空污、菸害、職場環境提高罹癌機率。
加熱菸內含多種新化學物質,政府應召集跨領域專家協助審查
根據董氏基金會提供資料顯示,2020年沙烏地阿拉伯的學術機構研究發現,加熱菸產生的氣霧 (aerosol) 中,共含62種化學物質;其中丁二酮(diacetyl)、乙酰基丙酰基(2,3-pentanedione)、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iethylhexyl phthalate )等。董氏基金會因此曾提出質疑,加熱菸還有多少化學物質未被揭露?如何擴散?需要更多證據予以驗證。
以歐盟為例,要求菸商必須於申請新興菸品產品上市前,提出詳盡的檢驗報告,方才能予以核准。訴諸科學證據需要體系的建立,畢竟連國健署署長吳昭軍都在菸防法協商現場都承認,確實國健署連其他國家怎麼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都不清楚。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祕書長郭斐然呼籲,因應加熱菸之特殊性質,必須建立指定菸品之健康影響評估,此外也應同步修正「菸品資料申報辦法」,增加應申報項目。郭斐然指出,依據國際的經驗及資料,加熱菸菸草柱的添加物一直成謎,尤其是添加物的相關毒性資料是否完備,政府是否已掌握這些資料並要求菸商要如實申報,同時政府是否具有查核的能力?專家也指出,新興菸品必須在研究上需要更多時間累積數據,除了參考國外研究外,台灣自己應該要對新興菸品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一旦有了風險評估,才能衡量這些菸品的危害加以把關。
林奕華呼籲:盼國健署勿忘為國民健康把關的初心
儘管國健署草案由原先電子煙、加熱菸雙禁改為後來一禁一開的版本,對雙禁陣營造成巨大打擊,但是林奕華委員依然想提醒各界:反制菸害對國民健康所造成的影響,才是這次修法的主要目標,也呼籲國健署、各黨立委,即便在修法完成後,也毋忘修法初衷,繼續為國民健康把關。她更進一步表示,無論結果如何,菸害防制還是要以教育為本,才能達到從源頭阻絕菸品對年輕世代的傷害,這也是她會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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