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飯碗變「錄音帶」:你不知道的公務員結構性過勞危機

鐵飯碗變「錄音帶」:你不知道的公務員結構性過勞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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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長期把公職當作錢多事少的「鐵飯碗」,然而隨著10月兩起公務員過勞死的案例,公務員的結構性過勞浮出檯面,在1223的遊行中甚至化身成為「錄音帶」的一份子走上街頭。

文:蔡昀芝、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

勞團抗議為勞基法修惡,於聖誕前夕的週末走上街頭,本次陳抗和平常不一樣的是隊伍內多了公務人員自主籌組的團體,和所有民眾一同大喊「公私不分」。以往被看作「鐵飯碗」、「爽缺」的公務人員,為何也被迫要走上街頭,齊聲喊過勞?

在今年10月,一週之內就有二位科長(相當於企業小主管)倒下,分別是新北市教育局技職科長劉金山,與經濟發展局招商科科長科天祥,其中劉金山據報生前十分投入教育局「創客計畫」,不但平日加班、假日也出席各項活動,在某個週休二日參與師大技職科的活動後,隔天清早被家人發現昏迷送醫,最終腦溢血不治,疑似與長期過勞有關。

長期投入公務人員權益維護的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理事長蔡明翰表示,基層公務人員是過勞危險群,其中又以具公共性質、容易被外界關切的機關過勞情形更為嚴重,如社工、衛生、食藥、教育、建管相關單位。員額不足僅是表面問題,在數字底下還藏有更多潛在的過勞危機。

危機一:與實際績效脫鉤的考績制度

公務機關考績輪流拿「乙」是不爭的事實,直屬長官交出底下員工的考績後,再經過「人事評議委員會」的會議討(分)論(配),小小公務員的考績就此產生。

根據考績法規定,機關內考績甲、乙等有一定比例,通常拿「乙等」的都是資淺的新人,例如剛到機關內不滿一年、或新產生的業務單位的人員。換句話說:拿乙的多是業務繁重的年輕公務員,造成考績制度無法達到獎懲和激勵的作用。同理,若機關內有新人進來,部分晉升的「資深」人員知道自己能較易拿甲等,間接導致工作投入和效率的降低,繁重工作更容易落到資淺人員的頭上。

危機二:冗文引發的嚴重業務排擠

近年來公務機關內產生「減少廢(公)文」的風氣,諸如進度追查表單、各類報表等,常被公務員視為「冗文」,又以「長官交派事項」這種須向各單位窗口搜集資料的公文最為麻煩,並且要在公文時效六天以內辦完,嚴重排擠承辦人員的業務,將大部分的工時花在向各業務窗口要資料與回覆公文。

以各縣市的教育局處和學校內的公務員為例,校方、學生、家長三方常觀念不同而產生摩擦,而民眾常以「投訴」或找民代「告狀」的方式處理,如學生不認同校方服裝儀容規範、家長團體對學校的性平教育方針有意見,這些問題都要在六天之內回覆。投訴頻繁時還能用加班撐過去,但長期的業務排擠最終讓政府機關空轉,公務人員瞎忙,到頭來,蠶食鯨吞的還是取自我們這些納稅人的公帑。

危機三:過時的層層呈報制度

在政府機關裡做事,等同在官場打滾,即便是基層公務員也受限於官僚風氣,明明可以公開約開會討論的事情,「越級呈報」就是白目。官場的壓力也是形成公務員怕事、怕擔責任的原因: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無法回答某些問題或回覆意見,一直往上報的結果又是曠日費時,即使已知決定權在機關首長,一樣要層層上報。

時至今日,一般企業的內部溝通早已數位化,公務機關為討論工作方便也常使用通訊軟體群組功能,不過就算是在同個群組,公務員未經請示長官前,仍然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或看法,即使是對業務內容最熟悉的基層承辦人的意見,也都抵不上一句「長官說」,失去討論功能的通訊群組終究淪為長官24小時交辦工作的工具,無形增加工作壓力與減低效率。

1223勞工大遊行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林奕甫

公務人員都是「錢多事少」的思維已經存在了很久,但在這個雇用30多萬人的超級「國家公司」(台積電員工人數僅約4.5萬人)裡,又冗、又操、又官僚的種種事例,卻都在這些沉默少數的噤聲中,陷入了誰也聽不見的螺旋。你可能會說「至少公務員領得到加班費」,但事實上,多數公務機關每月加班工時上限為20小時,多了只能算補休,跟一般企業一樣,最忙的單位補休都是「看得到,吃不到」,期限內沒休完只能送給國家,活著積功德,死了變陰德。

許多的「怪獸制度」,其實都來自這個兼顧立法和執法工作的政府,和修惡的勞基法一般,長年放任結構性的過勞危機,就連平常最低調的「鐵飯碗」們都化身「錄音帶」走上街頭,國家還能帶給人民什麼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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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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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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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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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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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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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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