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文化的動能衰退:2017藝文大事紀

藝術文化的動能衰退:2017藝文大事紀
Photo Credit: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一年儘管看似精采萬分、活動豐富,台灣的藝術與文化依舊難以吸引社會大眾的目光,對於整個台灣社會而言,這些「大事件」依舊在波瀾不興的湖面上,偶有微風吹拂而過激起短暫漣漪。

傳統上,「冬至」大概就是一年的結束了,一邊吃著湯圓,也合稱地回想這一年的林林總總。

這一年藝術圈發生了很多事情,大如國美館的亞洲雙年展、舊空軍總部的TAF(Taiwan Art Force台灣創新基地)即將轉型成為台灣首個文化實驗室,乃至於剛剛落幕掀起許多漣漪的台北兩大藝校校長的辯論會,涵括了展覽、文化政策乃至於藝術教育的公部門事務。與此同時藝術家林良材的作品竊據事件、日本大型畫廊敲鑼大鼓的大舉進駐,甚或台北藝術博覽會所引發的種種嘈雜聲音等關於創作者、作品、市場乃至於產業環境的私部門事件,讓台灣藝術圈又過了一個喧囂、騰鬧而多彩的四季。

這一年儘管看似精采萬分、活動豐富,台灣的藝術與文化依舊難以吸引社會大眾的目光,對於整個台灣社會而言,這些「大事件」依舊在波瀾不興的湖面上,偶有微風吹拂而過激起短暫漣漪。

對於整體社會而言,2017年的文化藝術依舊是另一個平淡歲月,不禁令我想起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那看似無關緊要卻又預示著某些徵兆的一年。仔細觀察今年所發生的種種藝術事件,都在看似某些可能的變局中,顯示了一個共通的狀態:「發展的限制」。這是一個「存在於結構中的個體,其決策、行為,全憑簡單、粗淺而欠缺固定或客觀的原則,所構成的限制。整體而言,這些事件凸顯了藝術文化領域中,相關法律的創造性匱乏、專業視野及產業發展,受到僵化的視野、技術限制。因此即便所有的行為個體,即使本著良善宗旨,也難以補助不及之處的限制。」

從專業技術發展的角度上看,這一年似乎顯露了台灣從90年代以來,以中央政府做為藝術文化發展主要推動引擎的模式已發展至盡頭,並且正一步步地邁向發展動能持續衰退的境況。這一年的諸多事件,一如《萬曆十五年》般,看似出現了幾許變動,卻又難以迴轉整體環境衰退的困境。口裡咀嚼著湯圓的同時,心裡咀嚼的卻是包裹著《萬曆十五年》內餡的2017藝文的大事紀,些許寧靜中,冷冷地、靜靜地迎向一個發展的終點。

展覽、文化和教育何去何從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透過對特定人物的針砭、揣想及分析,透射大明朝整體環境機制不可抑制的衰頹,其中「海瑞」作為大明朝的「雷鋒」,作為公務員道德、精神及理想的標竿,在黃仁宇筆下成為了一位荒誕英雄,他寫道:「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

黃仁宇對於海瑞的評價,用在台灣許多位曾經勇於任事的美術館、博物館館長(諸如林曼麗館長等女性館長)身上,也算公允。這種透過高度自我奉獻推進的改革及活動,總是在卸任後隨之煙消雲散。真正留下的依舊是官僚體系恆常而慣習的模式。於是「奉獻精神」論的緊箍咒,成為了台灣美術館歷史中,館長們最為鮮明的評價標準。「雙年展」恰恰體現了這種官僚結構下「奉獻精神」的館長們,推展出的台灣當代藝術「自強運動」。

亞洲雙年展開幕
Photo Credit:曾傑
國美館亞洲雙年展開幕,四位策展人與來自亞洲各國的藝術家一起合影。

作為非西方當代藝術主流國家,切入並連結全球化當代藝術脈絡的戰略,「雙年展」固然有其時代潮流上的必然性,然而戰略視角的選擇以及戰略推進的步驟卻是一個專業技術性的時間發展過程。從2007開始的「亞雙」,在後全球化時代(911之後)乃至於「雙年展」熱潮末期,從區域性探討全球化議題可以視為是一個深具視野的想像,然而5屆的「亞洲雙年展」始終不脫歐陸美學視野下的「文化奇觀」、「資本批判」、「政治左傾」的內涵與想像。這種想像技術的匱乏,恰恰是台灣當代藝術雙年展20年來,始終難以擺脫的宿命。每一個「雙年展」乃至於「美術館」的誕生都有一個海瑞般的館長,一個個消融在巨大的官僚機構中。

從雙年展到文化創新實驗室(儘管沒有人真正提出明確的實驗方法及技術),這個嶄新的文化概念,台灣的文化藝術行政及政策,其始終嘗試著在「概念」上進行變革。這個以「概念」為核心的變革思維,同樣的展現在兩藝大校長的藝術教育大「辯」(自我辯護)、「論」(自我申論)中。這種「概念變革」的思維,實則與黃仁宇評戚繼光為:「求實精神,表現於使革新不與傳統距離過遠。」有著類似之處。

看似新穎和前進的變革,始終未曾觸及的實際面向便是「官僚系統」、「法制系統」,以及各類項「專業技術」(佈展、運輸、保險)所必須進行的制度技術變革。也因此在無法超出現行「技術性」條件時,真正本質性的轉變從未出現,「變革」永遠地處於實驗中。既然不知道實驗針對的問題及實驗的目的,於是更加不可能出現所謂的清晰、簡明的「實驗預報」藉以提出實驗的方法、目的以及可能的結果,遑論提出實驗結束後分析結果與預估值的差異及可能的干擾因素和後續修正模式的「實驗結報」。

恰恰是在這個欠缺實質「技術」、盲人摸象式的「概念變革」或「文化實驗」思維或者想像下,出現了兩校校長辯論會中,摸不著邊際的話語,我舉幾個段落:

  1. 「終究,這個,都會是透過藝術機制所生成的一種獨特內容的一種說出,那麼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這個說出呢,它就會構築某個部分的藝術世界,讓我們有一個可能性來指向未來。」
  2. 「首先這個轉向......從一種另類思考,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經由練習,所可能促成的一種更動或者轉向。然而這種更動或者轉向,絕對不是一個尋常意義下的改變、演化,而所謂的練習呢,也絕不是要促成一種習慣的養成。相反的,他們是來自於問題化作用所標誌的一種流變,與純粹的差異化,簡單的講,就是借由另類的思考來達成轉向的生成。」
  3. 「藝術創造嶄新的時空團塊......因為感性剛好就是用時間跟空間這兩種直觀能力所構成,那麼創造新的時間跟空間,其實就是創造新的感性,或者到目前為止還不存在的,屬於一種未來的感性。」

這類在語法上深具美感,但卻毫無執行技術可以具體落實的文化、藝術「術」語,彷彿只要揮揮手,喊聲「abracadabra」就能實現。

如果從上述的結構「限制」去思索如今可見的「現實」,遭藝術家吳季璁所抨擊的白目人士,出現藝術文化圈中,也毋需過度驚駭及憤怒了。藝術家吳季璁的狂狷行為,實則一如黃仁宇筆下的晚明思想家「李贄」,不過是反映了台灣當代藝術文化環境在政府主導及左派思想潮趨於僵化下,身處其中的苦悶和困局。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