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打擊奴隸制度的英雄」阮文雄神父:台灣移工仲介制度,是邪惡的制度

【專訪】「打擊奴隸制度的英雄」阮文雄神父:台灣移工仲介制度,是邪惡的制度
Photo Credit: 李牧宜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越南人在台的生活情況,及如何將他們從一層層剝削循環中解救出來,被美國國務院稱「結束現代奴隸制度的英雄」的阮文雄神父表示,他有很多話想說。

十多年前,阮文雄神父(Peter Nguyen Van Hung)正在努力為台灣「越南新娘」爭取權利,但在過去的十年裡,他也漸漸將自己的工作範圍擴大至保護台灣移工。

阮文雄先生出生於越南一個中下階層的家庭,父親是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漁夫。雖然家庭並不富裕,但受到父母的信仰影響,他早年起就致力於幫助弱勢,經常拿家中食物送給窮人。1979年,他乘坐一艘擁擠的小船離開越南至澳大利亞,成為一名天主教神父。

以修士身份來到台灣後,他發現在台「越南新娘」的各種困境,決定在台灣定居,並建立保護她們的組織「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

2004年,他曾成功降低台灣在美國國務院「人口販賣報告」排行榜中的位置,被美國認為是現代「打擊奴隸制度」的英雄。台灣在「人口販運防制法」通過後,於2010年的人口販賣報告恢復到一級國家。

但是至今,他的工作仍然受到許多威脅和騷擾,這對台灣作為人權燈塔的形象產生重大打擊。阮神父說,要在台灣確實結束奴隸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60歲的阮神父陷入思考時,私毫不在意停頓整整一分鐘,收集自己的想法。對於越南人在台的生活情況,及如何將他們從一層層剝削循環中解救出來,他表示,自己有很多話想說。

過去十年,你參與了哪些工作?

阮神父:我持續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耕耘,共同的問題就是正義與和平的缺乏。我從無家可歸的人和身心障礙兒童開始,並與移工合作。2004年,我處理了一個涉及100多名越南婦女的大型性侵案件,並開始了打擊人口販運活動。

臺灣的「人口販運防制法」通過後,我們用這部法律來幫助了很多人。從那刻開始,我持續投入幾個領域:從環境污染、司法翻譯、心理健康和移工權益等。

你覺得台灣移工環境有改善嗎?

阮神父:我們不得不談論政府各種層面的運作,包含制定打擊不公義的政策。台灣政府近年來和許多NGO合作處理販賣人口問題,最近立法院更通過了就業服務法第52條,就法律上來說,外籍聘僱和管理方面情況有更好。但是在執行層面,我還沒有看到任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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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ourtesy of Peter Nguyen Van Hung
阮文雄神父(左)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推廣就業服務法第52條修法。

談到販賣人口的問題,總是存在許多執法問題。簡言之,我們用「法律」硬生生處理了許多問題,但在勞動剝削方面,我們什麼也沒有做。就我們的經驗來說,我認為這一切與仲介制度有關。

根據聯合國關於「奴隸制」的定義,勞動剝削指人們處於奴役狀態,卻無法做任何事情解脫。許多人遷移來這裡工作時,他們被迫對仲介繳交大量錢財(放在公司裡),所以到這裡來就失去了自由。他們是由仲介和雇主控制的。

近期的修法,如何影響台灣這片土地的移工?

阮神父:許多越南工人必須支付高額仲介費,又每天工作14、16,甚至是18個小時。他們常打電話給我,請求我的幫助,我對他們說,「如果你想得到幫助,我會幫忙,但是如果這個問題被揭露了,公司會停止給你加班,你會怎麼做?」

根據就業服務法第52條規定,移工三年後不必出境、離開台灣,但實際上,很少能夠與雇主續簽工作合約。為什麼?因為仲介與雇主合作,可以逼迫這些移工支付另一輪的仲介費用。

台灣許多非政府組織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們舉辦了各種活動和記者會,但是殘酷地說,我們總認為許多事情在高不可攀的上級變了,卻沒有在地面上造成改變。

來台灣前,移工已經面臨了什麼問題?

阮神父:在越南,他們不得不借一大筆錢,或是借用親戚的土地作為抵押品,才能出國到台灣。大多數來我辦公室求助的越南移工都告訴我,他們在越南時被告知,來台灣後每天會加班三到五個小時,甚至可能領加班費。

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惑,因此他們面臨了很兩難的選擇,必須承擔很多風險。然而當他們到台灣工作後才發現這一切都是個騙局,很多加班機會,卻沒有加班費。

他們真的沒有什麼錢,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被騙到了台灣。

最糟糕的是,這些越南移工在自己的國家並沒有受到完整的訓練。根據政府規定,他們必須學習語言、法律知識,還有台灣的文化。但事實上,他們只能到報到處繳錢,接著被迫回家等待工作機會。許多移工來這裡是沒有語言能力的,尤其是那些在家中工作的人。

你對移工公投有什麼看法?

(編按:「移工公投」是一項於2017年11月舉行的非正式公投,呼籲政府更重視移工權益)

阮神父:作為其中一位計畫者,我們正努力挑戰這個制度,我們關注整個社會,包含非公民。為什麼許多人沒有權利有尊嚴地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呢?

移工公投的目標是引起台灣公民和政府的反應和討論。台灣有大約100萬名新住民和移工,這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這是一大群人,但正因為不是台灣人,所以在這個國家沒有任何權利。

當我們談到公民投票時,我們分三個部分討論: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其中社會權利是最難以立即改變的。試想,當我們年老時,他們是否能在安全的環境中生活?如果這些外籍工人工作了12年,他們就要付高額勞保。但是當他們離開的時候,他們可能從來沒有權利使用它。

移工公投會成功影響政策嗎?我認為在短期內是困難的,但以長遠來看,我希望它能漸漸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尤其是新一代年輕人或研究人員。

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支持台灣的新住民呢?

阮神父:以前我曾和越南新住民合作,在桃園設立一個叫「越南婦聯」的協會。我們試圖和她們一起工作並極力幫助她們,但最終,我們什麼都做不了。

我們一開始有大約300名越南婦女成員,但數量卻漸漸下降了,因為她們有不同的需求,努力掙錢養台灣和越南的家。成立這個協會的目的,就是凸顯台灣為了擁護自己的權利,卻對她們做的許多不公義。但是這個目標並不符合她們的需要,我們彼此無法一起創造動力。

在過去的兩年裡,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開始「追蹤」這些和協會合作的新住民女士,並對她們說,「如果你和這個組織合作,我們不會讓你回去探望越南的家人」。在這種威嚇下,漸漸地她們漸漸退出。

近期,政府將許多資金投入到外籍配偶的問題上,並鼓勵不同的社會組織為她們做些事情。但觀察之下,這只是表面上的,就像是對她們宣示:「嘿,我正在向你展示我的關心」。

我深信越南新住民必須自己學會站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在美國,越南社會是非常強大的,因為他們時常聚在一起,一但聚集在一起,就能在相同的背景下創造共同的目標。但台灣卻有很大的不同,每個人每天都來來去去,傾向於轉向物質世界。

新住民必須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並有勇氣站起來。

台灣有很多人願意幫忙,但是大部分的他們來自低學歷背景,在生活需求方面,他們是非常現實的。他們有自己喜歡也很渴望能做的事情,例如放假出來唱歌、跳舞、吃飯、喝酒,但如果要坐在一起談論未來,並不容易。

此外,毒品是越南社群的一大問題,大量的安非他命、海洛因和其他毒品。在工人界是非常受歡迎的,他們天天處於過勞狀態,必須吸食毒品來保持清醒、維持力量。經過一個又一個星期的勞力,他們身上擔負著重擔和心理壓力,毒品能讓他們釋放心中的緊張,但毒品是逃避現實的方法。在教會裡,我常對他們說:「你必須考量你的日常工作、改變你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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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李牧宜
阮神父陷入思考時,都不怕停頓整整一分鐘,收集自己的想法。他受訪的地點,就是聚集移工的台北車站。

他們回越南後都做什麼工作?

阮神父:人們從台灣回到越南後,傾向於買地和蓋房子,或是嘗試買賣房子。越南是一個非常貪腐的國家,無論他們開始了什麼生意,警察都會過來要錢,因此選擇買地,就能減少被勒索的機會。

很多移工回去越南後表示想再回來這裡,我認識不少「失聯移工」被逮捕後遣返回國。他們回家後覺得非常難過,他們回家後問我,「神父,為什麼滿街的年輕人都坐在街上,每天晚上喝酒?」。

「邪惡的」仲介制度

阮神父:我認為仲介制度是製造以及延續移工痛苦的主因。自從台灣開始進口外籍移工,移工失聯、移民婦女受到虐待事件層出不窮,我們卻還沒有看到任何有關仲介制度的法律。他們從人手中拿了錢,卻在社會造成了很多問題。台灣政府是否能認真面對仲介制度帶來的問題?為什麼至今仍然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很不公平。如果台灣政府想認真處理、改善仲介制度,就不得不想辦法讓仲介停止綁住移工,移工需要的,是有權利自由轉換雇主。但不管我們設法想改變哪條法,他們總會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新的法律。對他們來說,利潤是重中之重。

事實上,仲介和仲介旗下的翻譯老師,是移工遇到問題時的唯一資源,當他們遇到困難,他們只能求助於仲介。但在台灣,仲介是和雇主靠攏的,因為他們想要保持業務的進展。

「台灣的移工仲介制度,是一個非常不公正的制度,一個邪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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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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