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和他的兩個「老朋友」:星國如何成為兩岸信任的溝通平台?

李光耀和他的兩個「老朋友」:星國如何成為兩岸信任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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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藉助《李光耀回憶錄》中的外交實例,探究新加坡當年如何在李光耀平等發展與兩岸領導人的關係下,成為如今兩岸所信任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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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是傑出的政治家。在他的領導下,新加坡從依附英國的前殖民地,轉型為獨立自主的城邦國家。他不僅將新加坡建設成井然有序、法紀嚴明的社會,也使之晉升至全球經貿樞紐。在國際場合上,李光耀盡顯新馬華人通曉多元文化、多種語言的優勢,遊走各國扮演聯絡人的角色,並為新加坡謀取更多外交空間。

筆者一直為李光耀寬廣的國際視野著迷。針對中共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恩怨,他總是能跳脫意識形態,提供平衡的觀點。台海飛彈危機時,他曾表示:「中國領袖說我是他們的老朋友,而我和台灣卻是更老的朋友」,試圖化解兩方激烈的衝突。為了維護新加坡的國家利益,務實的李光耀一向保持中立,絕不得罪或偏袒任何一方。由此反映,小國絕非無外交。

本文藉助《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中的外交實例,探究新加坡當年如何在李光耀平等發展與兩岸領導人的關係下,成為如今兩岸所信任的溝通平台。

李光耀與蔣經國,堅定的「反共情誼」

建國後,新加坡與台灣的互動主要在國防層面。台灣願意提供新加坡缺少的軍事訓練場地,以此擴展有限的外交空間。當時的蔣經國與李光耀同仇敵愾,皆視共產主義(中共和馬共)為最大威脅。這乃是雙方得以建立軍事合作的前提。台灣甚至對新加坡部隊在台進行的「星光演習」幾近分文不收,頗為厚待。

礙於身份,蔣經國無法自由訪問各國,李光耀成了他瞭解國際形勢之消息來源。每回李光耀訪台,兩人都會交換意見,蔣經國得以確認他對大格局的判斷正確與否。

在李光耀眼中,蔣經國是個務實、冷靜的人,開口前必深思熟慮,且不會信口開河。皆因蔣經國理性、沉穩的人格,每當台灣陷入困境時,他都能審時度勢,帶領台灣渡過難關。

本外省籍人士之間的矛盾,李光耀看得十分透徹。他曉得外省人僅佔台灣人口的少數,故他們的政壇份額終會被本省人取代。主張台獨的群體又為當時的外省人所不容,蔣經國只會選擇能延續其反共政策、不搞台獨的人才。因此李光耀隨機應變,先把駐台代表從浙江裔改為閩南裔,並開始結識國民黨籍的本省人。

他與有台獨傾向者則保持距離,以免觸及蔣經國的底線。新台關係建立在李光耀和蔣經國互相理解、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私底下始終維持緊密。

李光耀與華國鋒,道不同不相為謀

新加坡是東南亞最後與中共建交的國家,早期並無邦交關係。這是基於李光耀的反共原則,他擔心中共會派人滲透新加坡華人群體,招致東南亞各國對新加坡的疑慮。反之,中共在60年代亦不承認新加坡共和國,並將之與馬來西亞一併視為「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北京電台更曾污衊李光耀為「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直至70年代,因應蘇聯的威脅,中共被迫放下在四處散播「革命」的身段。由此中共確立了新的華僑政策,不再鼓勵他們回中國,也不支持當地的「革命」運動,是以消除東南亞各國對中共的戒心。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後,李光耀才開始與中共接觸,並於1976年5月正式訪中。為顯示新加坡的非華人屬性,李光耀特意安排印度族和馬來族的部長隨行,且一併以英語進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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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新加坡代表團的是華國鋒,正逢周恩來過世、鄧小平被下放。面對這個態度強硬的共產官僚,李光耀毫不示弱,強調不能讓外界認為新加坡華族比例占多數就「必然親中」。他進而表示,若中國有意協助成立新加坡的共產政府,必會加深兩國分歧。

然而,華國鋒仍按照制式的共產辭令批判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毫不理會李光耀的觀點。

有趣的是,第三天早上李光耀一起參觀了長城和明十三陵,午後抵達釣魚台國賓館時已筋疲力竭,中共外交部卻在下午安排了會談,此舉讓李光耀聯想到新加坡共產黨曾用來消耗他精力的伎倆。

這天的會談上,華國鋒責問新加坡為何仍與台灣發展軍事聯繫,李光耀隨即反駁,稱新加坡即便承認「一個中國」,不代表不跟國民政府打交道,台灣的治權並非由中共掌握,且是新加坡軍事訓練的合作夥伴。華國鋒咄咄逼人的種種言論始終不討李光耀的歡心。

李光耀與鄧小平,務實主義好夥伴

鄧小平復出後,仍延續黨內反蘇政策,拉攏東南亞國家孤立蘇聯。李光耀一再提醒他要停止輸出共產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方能消除東南亞各國對中共的猜忌和敵意。這話早在他上次訪中時對華國鋒說過;但不同於典型共產官僚,鄧小平放下了高高在上的態度,向李光耀請教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在李光耀的建議下,中共終止了對外聲援共產「革命」的電台廣播。鑒於中共長期的意識形態掛帥,鄧小平展現了同儕中少有的務實態度,與持現實主義外交觀的李光耀意氣相投。

1985年李光耀訪中會見鄧小平時,兩人談到蔣經國的接班人事宜。鄧小平擔心蔣經國一逝世,台灣便會陷入混亂,可能引發「兩個中國」的局面。對此,鄧小平想利用過往的「莫斯科同窗情誼」尋求與蔣經國合作。他委託李光耀將此意願傳達到台北。

有趣的是,蔣經國靜默不答,這或許是源於他對中共所採取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同時體悟到鄧小平對後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政局有疑慮,李光耀在處理兩岸歸屬問題上謹慎為之,避免在尚未明了新任總統的兩岸政策下,表達新加坡在兩岸政策上的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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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與兩岸,作為協調者的新加坡

新加坡華人社會身處大中華的邊陲,與中國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李光耀身為華裔,有扮演兩岸聯絡人的先天優勢。蔣經國從他獲取國際情報,同時得到中共形勢的訊息。鄧小平則透過他傳話給蔣經國,並屢次詢問後者的消息。李光耀將此二私人關係轉化為新加坡的外交紅利,這對新中、新台關係的延續功不可沒。

上升到官方關係,中共總理李鵬曾表示,他可以諒解新加坡軍隊在台受訓這一建交的癥結,並稱中國不堅持新加坡要定下結束台灣軍訓的期限。他的表態歸於李光耀不斷強調新加坡和台灣有特別的關係,即非共產治國,以及感念蔣經國對他的恩惠。李光耀雖重視國際現實,但始終不忘對其恩人義氣相挺。

1992年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訪新,他主張國共兩黨協商,暫且擱置統一問題,把焦點放在經濟合作上。李光耀附和道,台灣若巨額投資中國,中方應擔保50年內不武統台灣。他進而補充,台灣東面山裡蓋了承受得住中國導彈襲擊的地下空軍基地,但這是巨大的資源耗損。因此,兩岸的和平與合作能帶來極大的利益。

由此可見,李光耀對兩岸和平共處是頗有期許的。然而現實不如他所願,一方面蔣經國早在80年代就擔心台灣的經濟會因對中國的大量投資而被其束縛,另一方面中共已察覺到李登輝另有盤算;兩岸的發展方向並不一致。

李光耀依然希望兩岸能夠好好談一談

1993年他促成中共與中華民國官員自1949年以來的首次正式會晤。雖然辜汪會談沒有太多實質內容,但仍具歷史意義。李光耀認為當下中國能夠透過台灣汲取美國的經濟和科技資源,這皆因中共還未統一台灣,才有此有利地位。他甚至提出,若台灣繼續作為一個分隔的實體,或許會更好。只是江澤民反對這項提議,此為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所不容許。

90年代期間,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價值觀相左。作為旁觀者,李光耀察覺到李登輝有意淡化台灣與中國的共同性,亦顯示分離主義的傾向。當李登輝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反映了他要凸顯中華民國台灣與中國大陸是分開的。由於李登輝是基督徒,帶領台灣人走向「應許之地」也成了他的使命。

針對這一點,江澤民表示其清楚認知李登輝要的是「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中共對此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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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6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握手。

有鑒於此,李光耀為台灣與兩岸的前途思考了兩個方向:一、延續李登輝的路線,兩岸將陷入衝突;二、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他的建議是,趁軍事平衡點傾向中共前應展開談判,為兩岸最終的統一談妥條件,而非等到即將統一之時。

李光耀認為雙方都要共同努力縮小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差距,且界線要逐漸模糊,而非刻意強調差異。他呼籲中國作為大國要寬大為懷,因武統只會留下永遠的傷痕;台灣則有責任避免走向獨立,或是蓄意擴大兩個社會的距離。

李光耀的兩岸外交,是否得以維繫?

2015年11月7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這是兩岸分治以來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李顯龍延續了其父親的兩岸政策,讓新加坡再次扮演協調者的角色。

馬習會的舉行,使台灣在國際媒體上獲得了不少曝光率。站在馬英九政府的角度,其認為本次會談宣示了中華民國與中共得以對等交流,而非主僕關係。會後李顯龍和馬英九茶敘,可謂由李光耀和蔣經國所代表的傳統新台兩國情誼的再現。

李光耀所定下的兩岸政策,乃遵循國際慣例、有伸縮性的「一個中國政策」,以貼近中共與中華民國目前的官方意識形態,憑藉與蔣經國和鄧小平的私人交情,他盡力撮合兩岸之間進行對話。

作為小國的領袖,李光耀對待強大的中共和友好的台灣時自有分寸、不偏不倚。他對中共強硬派的武統主張和台獨主義者的分離態度都不苟同,李光耀堅信在不打破台海現狀的基礎上,以談判的方式循序漸進地促成兩岸的和解。

以目前局勢看來,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和中共對台態度的強硬,連同台灣本土意識和民主素質的提升,兩岸的價值觀漸行漸遠,已非「李光耀、蔣經國與鄧小平」三角關係時期般相互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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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連戰於2011年11月13日在夏威夷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馬習會是否為兩岸首腦最後一次的對等見面?這考驗著蔡英文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執政團隊未來的磨合。新加坡要如何應對後李光耀時代的兩岸外交?考驗著李顯龍政府的難題,正是在台灣本土化政權與日趨集權的中共政權之間取得平衡的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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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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