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日本「刺客議員」崩壞,台灣政治改革不能只靠年輕化

眼見日本「刺客議員」崩壞,台灣政治改革不能只靠年輕化
小池百合子|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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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議員的平均年齡比東京都還低,但政治改革要成功不能單靠年輕,盤點日本刺客議員的種種「崩壞」行為,青年從政要是缺乏專業,最後砸的還是自己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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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灣的地方大選邁入倒數一年,國民兩黨早已磨刀霍霍,九合一大選被視為執政黨面對選民的期中考,是2020年總統及立委選舉前,檢驗藍綠勢力消長及政治板塊移動的重要切入點。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擴大青年得票數,兩大黨都通過了新的初選內規,在地方議員初選民調中賦予青年參政優勢,給予35歲以下的青年10%到20%不等的初選民調加權,更全面加入政二代條款,防止政治職位世襲化及家族化,政治人才的養成和新陳代謝攸關政黨政治品質良窳。

青年參政逐漸蔚為國際風潮,但參照我們的鄰居日本作為例子,改革所需的條件,恐怕不是只年齡和顏值。

「年齡」早不是問題、台北市議會年輕化已勝東京都議會

今年7月2日結束的東京都議會選舉不但是全日本最大的單一自治體選舉,選前便颳起一陣小池旋風,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自組都民第一會,在都議員選舉中大敗中央執政的自民黨。東京都有42個選區及127席都議員,數量皆為日本之冠,平均十萬人就要選出一席都議員。

事實上,目前的東京都議員平均年齡49歲——比台北市議會高出三歲,議員的年齡在同為首都台北市議會市並未形成參政的障礙。這方面,台北不輸日本。

不過另一方面,日本政黨在議員候選人的提名上多元性及靈活度兼具,給予選民耳目一新的感覺是不爭的事實,都民第一會候選人名單50人中有40名不是「圈內人」,包括上班族、銀行業、證券從業員、律師、歌手等素人紛紛披上戰袍,單挑具備政黨奧援的候選人。

面對東京都1,130萬選民,政黨要提出受到認同又具備當選潛能的候選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提名作業通常交由地方黨部及支黨部全權負責,政黨幹部根據該選區特性訂定遊戲規則,自由設定提名基準,或與其他政黨共同商定提名方式。與台灣不同的是,各黨都採用一定比例的候選人公募制,向外海選,以自民黨為例,只要年滿25歲,擁有日本國籍並認同該黨主張,只要自我推薦或他人推薦就可以參加海選,通過書審及面試後就可以獲得政黨提名,小池百合子更成立「希望之塾」,親自擔綱講師,吸引四千多名學名報名參加,角逐代表參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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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百合子成功透過公募海選培養勝選班底
是樹立新銳品牌,還是明星大崩壞?

無論是中央選舉或地方選舉,日本都不乏青年候選人把年齡當作主要訴求,候選人的職業五花八門;藝人、媒體人、歌星、摔角選手都有。每逢選舉,高知名度、高人氣的刺客參選似乎已成常態,要說是表演政治,恐怕相距不遠,說是參政管道暢通,反映多元價值,也不容易全盤否定。

最初為了防堵黨內派系獨霸,民選公職遭到政治家族把持而導入的公募制,近年也不乏批判檢討聲浪,日本無論自民黨、舊民主黨等政黨都曾啟動海選推派候選人,但刻意塑造出來的平民英雄也常在政治叢林中「失速墜落」。

2014年當選眾議員的宮崎謙介武藤貴也學歷及外表兼具,順利通過平民海選,代表自民黨參加眾議員選舉,後來卻雙雙因為婚外情及違法交易問題去職;2016年當選參議員的前女子團體Speed成員今井繪理子,一年後竟和已婚的同黨市議員傳出婚外情,兩人遭週刊目擊在外過夜多日。

類似的醜聞並非國會議員的專利,今年靠著小池百合子「母雞帶小雞」首次參選即當選的東京都議員多在40歲以下,開議不久就傳出所屬議員公開挺大麻合法化、開會遲到等脫序行為,特別是近兩年,全日本的地方議員瀆職、擁槍、持有毒品,甚至捲入刑事不法案件等負面新聞頻傳。

都議員月薪接近100萬日幣,又享有車馬費和稅金的優惠,一年會期僅二到四個月,幾乎不需要加班,近年因為地方議員脫序行為頻傳,引發日本民眾開始質疑設置地方議員的必要性,其中又以前網路創業家崛江貴文等人為首,率先喊出「地方議員」歸零的政治團體最受注目,希望以直接民主制取代議會,或推出自己的候選人,打算要替換掉不好好監督政府,只做生意或強佔特定利益的地方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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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因公費違法支出問題哭紅全世界的兵庫縣議員野々村竜太郎
下圖:前女子團體Speed成員今井繪理子,當選眾議員後卻陷入婚外情第三者疑雲
選舉無師傅,選民要的非典型政治人物究竟是什麼?

台灣的地方大選從七合一選到九合一,席次不減反增,但民意代表的提名方式還是以現任優先為鐵律,現任沒鬆口不選,新人活動的空間必遭壓縮,但現任民代因堅實的民意基礎甫獲連任,因此提名作業上給予現任者特別待遇,也是尊重地方民意的表現,適度保障現任優先,也給新人一定的空間是成熟政黨的課題,不過國民兩黨初選過程鮮少看到老鳥新人闔家歡的情形,同室操戈的戲碼卻每天上演。

選民的判斷及好惡非常本身複雜,加上各選區先天條件各異,因此政黨辦理提名作業必然是因人設事,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初選辦法;若採取民調,得兼顧黨員意見和民調公正性;改用協調,要看操盤人的份量和社會聲望;使用徵召,不可能完全漠視長期經營地方的候選人。

隨著選民自主性提高,資訊流動更為迅速,政黨集權式控制初選制度已逐漸無法博得選民好感,選民更厭惡黨中央動輒上演黃袍加身,或欽點口袋人選的初選鬧劇,而傾向更為地方化,較分權、多元的初選模式,候選人的決定過程也較以往展現更高的包容性,不再完全交由黨公職或黨內菁英決定,也開放給非黨員的一般選民直接參與初選。在日本就算沒有受政黨提名,只要獲政黨推薦,選後透過「追加公認」的方式再入黨補提名的例子也不勝枚舉,避免初選的傷害延續到選後,也遏止候選人為求勝選,忍痛含淚入黨,貌合神離的歪風。

青年參政,扛的砸的,都是自己的招牌

日本人把民意代表尊稱為「先生」(同「老師」義),看著政治人物的起落,流傳著一句生動的話揶揄那些酷愛虛名和鎂光燈的政治人物,「我可不是被叫成老師一樣的笨蛋!(先生と言われるほどのバカじゃない)」,可見政治人物在日本民眾的地位不是太高,2018年台灣的地方選舉青年參政喊得響亮,能否帶動政治文化向上提升,創造新的價值,選民都已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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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