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每個月發錢給你:全民基本收入實驗的三項固有限制

政府每個月發錢給你:全民基本收入實驗的三項固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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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所有「基本收入實驗」都有其正面意義:它們能使更多人認識到這種構想,並促進有關其利弊的討論。但如果我們不恰當地宣傳這種實驗對基本收入的永續性或可取性的參考價值,它們對現實中相關改革的淨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

文: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楊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

基本收入實驗

實驗有時候不必特地組織。例如比利時有一種「終身贏家」(Win for Life)全國彩券,得獎者並非一次領走一大筆獎金,而是終身每月獲發一筆錢——一九九八至二〇〇七年間為每月一千歐元(約為當時比利時人均GDP的四〇%),之後為每月二千歐元。 另一個例子,是年輕的柏林企業家博邁爾(Michael Bohmeyer)二〇一四年發起的群眾募資計畫「我的基本收入」(MeinGrund-einkommen),為志願參與實驗的人每月提供一千歐元(約為當時德國人均GDP的四〇%),歷時一年,條件是這些人容許實驗主持者在這段期間追蹤他們的經濟活動。這是為了瞭解他們是否會增加或減少工作或訓練,或改為從事其他活動等等。

這兩個例子都涉及一種真正的基本收入(向個人支付現金,不需要審查經濟狀況,也不要求受益人工作),參與者也都是真實的人。但是,有關整個社會引進基本收入可能產生的影響,上述兩個例子都無法提供真正有用的啟示。首先是因為在這兩個例子中,領取基本收入的人不但只是當地社會極小的人口樣本,還帶著強烈的偏向:前者主要是常買彩券的人,後者是非常積極的基本收入支持者。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中獎或參與實驗而領取基本收入的少數人,行為與領取全民基本收入的人必然有所不同。

另外兩項試驗克服了上述兩個問題。它們是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下做的,有關基本收入的辯論常提到它們。首先,二〇〇八和二〇〇九年間,納米比亞村莊奧奇韋羅(Otjivero)近一千名六十歲以下的成年居民領取每月一百納米比亞元(約合八美元,相當於當時納米比亞人均GDP約二%),為期至少一年,而六十歲以上者則繼續領取每月逾五百納米比亞元的國家養老金。該計畫的資金主要由德國福音聯合會(United Evangelical Mission)提供。 因為相關年齡組中的所有人都能領到這種收入,該計畫不會有個人選擇偏誤,我們因此得以觀察在整個社區運作的基本收入方案。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出資、設計較審慎的另一項實驗,則是二〇一一年六月至二〇一二年十一月間於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執行。該實驗為八個隨機選出的村莊每一名成年居民提供每月二百盧比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略多於四美元,相當於當時中央邦人均GDP的六.五%,或印度全國人均GDP的四%),一年後金額增至三百盧比。兒童的基本收入則為成年人的一半。隨機選出的另外十二個類似村莊做為對照組,它們的居民未能享有基本收入。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更有信心地將一些影響歸因於基本收入方案。此外,一如納米比亞的例子,相關年齡組中所有人都獲邀參與計畫。因此,個別的樣本偏誤得以減至最少,而我們也得以觀察在整個社區引進基本收入的影響。

雖然這兩項實驗克服了前述兩個問題,但它們若要為在富裕國家引進基本收入提供啟示,則面臨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這兩項實驗即使以納米比亞或印度的標準衡量,基本收入的金額也堪稱微薄,而且它們是在未到退休年齡的成年人基本上無法受惠於社會保險或公共救助的地方執行,這兩項實驗因此與在已有發達福利制度的國家引進基本收入大不一樣。這種巨大差異顯然無阻於這些實驗顯著改善村民的生活,以及產生一些有意思的見解,有助我們瞭解這種方案如何在避免製造依賴陷阱的情況下,改善赤貧者的境況。但是,這種差異確實會使那些富裕國家的基本收入支持者希望引用的結論變得沒那麼可信。

此外,我們提到的這些實驗還有另外兩個缺陷,使它們對現實計畫的參考價值顯著受限。首先,除了比利時的「終身贏家」外,它們的持續時間都是有限的。如果受益人知道基本收入僅持續一年,其反應當然會與知道自己可以終身享有基本收入的情況相當不同。相對於終身基本收入,知道基本收入僅持續一段有限的時間,可能使人更堅持現行活動(還是審慎點好),又或者相反(應該把握基本收入造就的機會),具體情況因人也因活動而異。

第二,在上述四個例子中,基本收入方案的資金來自外部。它們都不涉及引進全民基本收入的租稅影響。例如在納米比亞和印度的例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新經濟活動,基本上都是對地方經濟注入購買力的可預期結果。 而在彩券和群眾集資的例子中,受益人繼續工作可以得到的淨收入,並未因為所有人都能享有一千歐元的基本收入而造成的額外稅負而減少。這兩個主要問題是所有基本收入實驗固有的,它們使我們無法就終身基本收入(資金源自受益社區內部)的經濟永續性得出任何確定的結論。

負所得稅實驗

北美地區一九七〇年代曾做過一些成本高出許多的實驗,這些年代較久遠的實驗是否可以提供一些較有意義的經驗教訓?如第四章提到,這些實驗多數是在美國做的,地點包括紐澤西和賓州(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愛荷華和北卡羅萊納州(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年)、印第安納州加里市(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四年,以黑人單親媽媽為主),以及西雅圖和丹佛(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規模最大)。

這些實驗都是隨機選出收入級別各有不同的一些家庭,為他們提供負所得稅方案下的補助(見第二章),而保證的收入水準和福利取回率各有不同。實驗的對照組為一些特徵相同、繼續生活在既有制度下的家庭。沒有其他收入的家庭領到的金額,多數介於當時官方貧窮線的五〇%至一五〇%之間。例如紐澤西實驗有一部分是一〇〇%,兩名成年人的家庭得到的最低年收入保證為每人一千美元(約為一九六八年人均GDP的二一%)。

實驗開始時不納入獨居的成年人,但實驗開始後若有人與配偶分居,仍可領取家庭收入保證下自己可得的部分。福利取回率,也就是每賺一元、因為福利給付減少而收入遭抵銷的百分比,介於三〇%至七〇%之間。 補助給付的時間是有限的:愛荷華和北卡羅萊納州的實驗為兩年,最長的是西雅圖和丹佛的實驗,有些人可享有補助九年之久。所有實驗均納入戶主為身體健全男性的家庭,當時這種家庭並不符合接受公共救助的資格。除了最初的紐澤西實驗外,實驗也納入單親家庭。

另一個負所得稅實驗在做完數十年之後才再受矚目,此後特別受注意。該實驗稱為「最低收入」(Mincome),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間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多芬鎮進行。該實驗以家庭為基礎,保證的最低收入為加拿大貧窮線的六〇%,福利取回率為五〇%。一九七二年,當局設計該實驗時,單身成年人的保證年收入設在一二五五加元(接近當時加拿大人均GDP的二五%)。金額後來有所調整,以便反映通膨。

與其他各個北美實驗不同的是,這個實驗採用「飽和樣本」(saturation sample):多芬鎮中收入符合條件的所有家庭都有資格參加。對照組由附近農村社區隨機選出的一些低收入家庭構成。因為實驗涵蓋整個社區,我們甚至可以嘗試區分「個人層面機制」與「社區效果」造成的影響;社區效果的例子包括對減少工時的敵意減輕,以及飽和樣本比分散的樣本有更多機會從事共同休閒活動。多芬實驗因此堪稱具有特別的參考價值,有助於估計實際引進基本收入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不應誇大這種參考價值。一如其他負所得稅實驗,多芬實驗對當前基本收入提案的參考價值受限於若干因素。首先,所有北美實驗所檢驗的並非基本收入方案。沒錯,它們提供的補助是義務全免的。但這種補助不是完全個人的——雖然在多芬的例子中,獨居者可以得到的補助略高於同居伴侶的人均補助(一二五五加元對一一七二加元)。最重要的是,這種補助並非人人有份:例如在多芬的例子中,因為參與實驗設有收入條件限制,僅二〇%左右的居民實際參與實驗,而且補助不是預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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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oritz320@Pixabay CC0

如本書第一和第二章指出,即使這種方案可以使底層家庭計入移轉支付的稅後所得貼近某種人人有份的家庭補助方案下的情況,但其差異並非微不足道。第二,這些實驗可以幫助我們估計的,最多只是基於家庭的負所得稅方案可以產生怎樣的作用(相對於實驗組中的家庭生活在另一種制度下的情況而言)。這會因為家庭的類型不同、地方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有時甚至是在同一個實驗進行期間,不同的階段也會有顯著的差異。

如果有人希望引用這些實驗的結果,宣稱目前在某個國家引進完全相同的方案會產生什麼結果,他首先必須檢視這個國家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確保它與一九七〇年代美國七個州和加拿大一個省的制度足夠相似。這種制度背景與納米比亞和印度如今公共補助非常貧乏的情況、與許多歐洲國家目前相對慷慨的有條件最低收入方案,甚至與加拿大和美國目前的情況都相當不同。

即使我們假設某個考慮引進的方案和它的背景情況與某個實驗足夠相似,該實驗對方案永續性的啟示,仍嚴重受限於前述與基本收入試驗計畫有關的兩個因素,以及我們認為更重要的第三個因素。首先是實驗持續的時間很有限。在多數北美實驗中,補助支付時間不超過三年。這當然是實驗參與者能預料的;因此,如果他們預期補助將一直持續下去,我們不知道他們減少勞動力供給的幅度是會大一些還是小一些。 此外,新方案可能影響社會規範,但這必然是較長期的影響。第二,實驗無法強制要求人們參加。因此,樣本中很可能有太多因為希望好好利用相關機會、很想參與實驗的家庭。

最重要的是,實驗因此排除了那種會因為實際引進補助方案而有所損失的家庭(這些家庭因為所得較高,必須承擔引進方案產生的淨成本)。因為這兩個原因,無論實驗顯示受薪勞動力供給受到的影響是大是小,反對補助方案的人總是可以宣稱,這高估了方案的永續性,因為它忽略了收入保證的終身性質之影響,也忽略了較高的稅率對淨貢獻者的影響。這種質疑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兩個限制,即使是設計得最好的真正基本收入實驗,也不可能確定地告訴我們,方案真正引進後可以長久持續。

對基本收入支持者來說,更重要的是第三個限制。即使是設計得最好的實驗,也無法記錄勞動市場受到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對我們支持基本收入而非有條件最低收入方案至關緊要。如本書第一章指出,基本收入因為人人有份,受益人得以投入一些他們原本無法投入的工作;基本收入因為義務全免,受益人得以拒絕某些工作,迫使這些工作提高薪酬或改善其他條件,以便吸引勞工投入。

這種作用對基本收入方案的可取性和永續性均非常重要,但它們沒有機會在實驗中反映出來:一來是因為實驗持續時間相當短,但最重要的是因為實驗僅影響數百以至數千人,相對於參與勞動市場的數百萬人根本是微不足道。負所得稅或基本收入方案的補助,往往是設定在對於減少收入不足的情況能有顯著直接作用的水準(在福利制度發展程度較低的地方,一定是這樣)。這種作用的有益間接影響可以記錄下來,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在加拿大多芬以至納米比亞奧奇韋羅和印度中央邦的實驗中便是這樣)。但是,基本收入人人有份和義務全免對經濟的具體影響,則無法在實驗中顯示出來,因為實驗樣本相對於整個勞動市場實在太小了。

我們撰寫本章時,芬蘭、荷蘭和加拿大等地正計劃做相關實驗。將上述針對實驗參考價值的強烈質疑銘記在心,對抑制欠缺根據的熱情有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能防止出現後果嚴重的反彈(類似北美實驗之後出現的反彈)。 「引進基本收入」並無單一方案;視基本收入的水準、它取代什麼福利項目及其財源安排而定,方案的性質甚至可以有巨大的差異。此外,迄今經由實驗在富裕國家檢驗過的措施,全都不能稱為「引進基本收入」。那些措施產生的影響,除了是拜措施本身的內容所賜外,具體背景因素的作用也同樣重要。

最後,因為上述的三項固有限制(持續時間有限、排除了淨貢獻者、樣本相對於勞動市場太小),雖然實驗產生的證據仍可用來支持或否定某些「即使如此」的聲明,但不可能用來證實有關基本收入能否永續的重大斷言。因為它們在媒體中持續引起人們的興趣(即使它們不過是一些可能永遠無法實現的可能性),所有「基本收入實驗」都有其正面意義:它們能使更多人認識到這種構想,並促進有關其利弊的討論。但如果我們不恰當地宣傳這種實驗對基本收入的永續性或可取性的參考價值,它們對現實中相關改革的淨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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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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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楊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
譯者:許瑞宋

從歐洲芬蘭、美洲加拿大到非洲肯亞,許多國家已經在實驗的基本收入,到底是什麼?
第一本全面解析基本收入的中文著作

「定期發給每個人一筆現金基本收入,沒有任何條件限制。」這種提議聽起來既瘋狂又可疑,像是小孩子不切實際的空想,大約只能一笑置之。然而這個想法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就不斷有重要思想家提出,包括潘恩(Thomas Paine)、彌爾(J. S. Mill)和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是經過嚴肅考量的建議,並非兒戲。

例如,我們通常認為社會福利與保障措施只需針對窮人,但是只針對窮人的救助政策除了請領過程帶有羞辱感與行政成本高昂之外,更容易讓人掉入貧窮陷阱與失業陷阱,而基本收入方案卻能避開這些缺陷。此外,基本收入提供的經濟保障讓勞工免除後顧之憂,更有能力拒絕不好的勞動條件,自在選擇適合的工作,促進勞動市場的真正自由。

本書作者帕雷斯與范德波特是推動基本收入方案的重要人物,他們詳細追溯基本收入思想的歷史、討論它與其他社會福利制度的效果差異、說明在道德上與經濟上反對與支持的理由、財源從何而來,以及政治上如何可能達成,正反並陳,全面解析基本收入方案的優點與疑點,同時提出他們的辯護論點。

當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過去的因應機制又逐漸失靈,基本收入很可能是我們真正邁向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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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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