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專欄】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詩的故事

【鍾喬專欄】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詩的故事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記憶是主體的辯證方式,往返於我們日常的社會與世界中。因此,當春風詩人們經久思索,如何以詩來擊碎現實的鏡子時;同時也是胡德夫以他的歌,寫下詩的故事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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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的生命中,其實都存在著一則詩的故事。只不過,農人用生命在土地上寫詩;工人用汗水在工地高樓的鷹架上寫詩、在生產線的機械躁音中過時勞動,因此在夢裡留下一粒粒螺絲從高空中墬落的厄靨。在這資本競逐的世界裡,奔波遷徙,說也說不盡。足以道盡的,應該是埋藏在他/他們身體裡的那則詩的故事。

當然,有一種人,不將這故事埋藏於身體內,用文字,將心中的種種憤懣、憂鬱、懷念與狂喜表現出來,他們就成了詩人。這是我對詩人為何寫詩的素樸理念。有的人詩行間文采豐富,備受讚譽;有的人顯得生澀貧瘠,但借此區分他們的高下、遜色或逸美,並不是我日常關心的方向。

這樣說來,好似我正提倡一種八股的「詩歌面前人人平等」的情境,我的確認為如此。在這樣的對等視線中,詩回到了生命的故事中,就好比,在劇場的解放思維下,任何一個希望驅動欲望的身體,都得以在劇場中表現自身形象和共同思維。

每個詩人都有形塑觀點的關鍵時間點,屬於我的數字是在1984年。這一年,我和楊渡、李疾、詹澈等好友成立了《春風》詩刊,當時我們一邊參與街頭狂飆的社會運動,一邊勤於將日常遭遇的社會劇烈胎動,透過身體的衝撞,將隱隱儲存內在裡的激越與不安,寫在一頁頁的稿紙上。當時的台灣較今日仍顯封閉,我們幾人熱衷於看朋友從國外帶回的第三世界電影;關切著大小村莊裡的化工污染、各種抗爭;討論著陳映真的小說(例如〈山路〉、〈鈴璫花〉),從戒嚴的身體壓抑漸漸探出頭來,想去探尋小說裡的地下黨人,在農村流亡的革命迷蹤。

左起:陸之駿__李疾_鍾喬_楊渡_詹澈
Photo Credit:劉子華/南方家園出版社提供
2018年1月2日,由文訊所主辦的《春風》詩刊座談會,邀請了當年創辦詩刊的詩人們齊聚,左起分別為陸之駿、李疾、鍾喬、楊渡、詹澈。
春風詩刊
Photo Credit:劉子華/南方家園出版社提供
《春風》詩刊所出版的詩集。

《春風》詩刊做過一期「獄中詩」專輯。因此,我學習了拉丁美洲和非洲詩人的詩作特質,寫下了〈自由列車〉一詩,頭的開頭是這樣的:

你可以聽見
隆隆的輪軌摩擦聲
徹想遼闊無際的曠野

你可以聽見
長長的列車奔馳過去
皎潔的月光灑落軌道上

這首詩從《詩經》的表現手法(賦、比、興)中找到創作原點,簡單說主題很直白,運用了比喻和聯想的特質。《詩經》中〈魏風.碩鼠〉一詩可作為範例,其說的是百姓對官僚國家機器因剝削而造成民不聊生的抵禦,內涵雖平白,但因為生動的比喻生產出深刻的聯想。好比犀利的刀,切在被壓迫者的心板上,留下恆久難以消解的印記。〈碩鼠〉開頭這樣寫:「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翻譯成白話文,更為明膫易懂,意思是:「大老鼠啊大老鼠, 不要偷吃我的小米。多年一直侍奉你, 你卻從不顧憐我。我發誓要離開你,去那安逸的樂土。樂土樂土真安逸, 是我理想棲身處。」

〈碩鼠〉以大老鼠偷吃田裡小米,來比喻朝廷對群眾的壓制與剝奪,深刻、睿智地勾勒了庶民百姓無法直言的憤懣心聲。當這心聲化作詩,不免讓人想起布萊希特(B. Brecht)的名言:「藝術不是反映現實的鏡子,而是改造現實的鐵鎚。」

多少理解台灣的現代詩發展的人,大抵知道我們曾有過一段現代詩作太過模仿西方的爭議時期,甚至可說是拾洋人餘唾而自滿的時光。那樣的時空下,冷戰現實、民族分裂等,幾乎不是詩界、文藝界關切的主要議題,只一心一意將抽象當作菁英文化的表徵。一直要等到唐文標、關傑明炮聲轟響的「現代詩論戰」出現後,詩人們才猛而驚醒,戴起眼鏡來,滿地尋找背離棄在陰暗角落裡,能「接地氣」的詩歌。

我也是在這樣不見光的角落,努力地找尋現實之光的詩作者。在我寫作〈自由列車〉一詩時,見到了林書楊先生,林先生在1950年因參與共產黨麻豆支部被捕,繫獄綠島,長達34年又7個月,在1984年出獄,回到飽食殘酷的島嶼社會。〈自由列車〉詩裡說:

這是自由列車
像多日洶湧的波濤
翻滾多少淒切的悲懷
引你回到悲歌遍野的年代

沉重的腳鐐聲響過地牢
囚禁像夢靨逼視著命運
槍與士兵的黑影
瞬間鬼魅般包圍著荒郊
子彈撕裂純潔的生命

恰恰在同一年,當年稱作台北縣土城海山煤礦發生爆炸,海山礦災發生不到20天,鄰近不遠的瑞芳鎮煤山煤礦又傳災變,奪走103條人命,兩次災變共計沉埋177人,其中一半以上為原住民。這礦災,對於春風詩人們的撞擊可謂非比尋常。

我們驚恐地奔赴現場,身體裡夾雜著悲憤、不安與恐懼。我們問:「為甚麼發生災變?」而後再追問:「為甚麼死難的半數以上,都是阿美族山胞(當時尚未稱原住民)?」最後問道:「是在怎麼樣的政治/經濟條件下,讓這些山胞淪為坑底的冤魂?」追問完後,一輛輛救護車鳴響著汽笛,將受難屍體運往殯儀館,受難者家屬在現場悲泣,幾位家屬因悲傷而昏厥。現場拍照的攝影師蔡明德說了:「那濃濃的明星花露水味道,是為了掩蓋強烈的屍臭味而噴的…」。

多年之後,胡德夫回顧這起事件時描述道:「一具一具屍體被運上來,瓦斯氣充滿了他們的身體,肚子脹得非常厲害......」那時,因為缺乏下礦底的裝備,他和救援的同胞,只能在礦中50米的黑暗中,等待可能倖存的受難者,但運送上來的,都已是焦黑的屍身了。他們接著趕往殯儀館處理受難者的遺體,親眼目睹殯儀館人員,以強力水柱沖刷腐臭的屍身。憤怒之餘,和殯儀館館長大吵一架,悲忿由衷而來,嗆聲道:「這和洗車有什麼兩樣?」

就這樣,胡德夫回到了家。在電視機前邊看現場報導,邊泣不成聲。拿起身邊的吉他,在無譜無詞的激動下,唱出了多年埋藏心中的詩的故事〈為什麼〉。這是胡德夫(Ara-Kimbo)為自己同胞寫下的第一首原住民的歌,他唱道: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
湧進昏暗的礦坑
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轟隆的巨響
堵住所有的路
洶湧的瓦斯
充滿了每個阿美族的胸膛
為什麼為什麼
再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家鄉的門?

走在原住民運動核心軸線上的Kimbo,後來在新公園(現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以每個原住民身體裡都有詩的故事為精神(我擅自地詮釋),號召「沒有想表現樂器與唱功」(胡德夫語)的家鄉朋友上台完成「為山地而歌」的募款活動,紀念於礦災中不幸受難的同胞。「我唱到一半就唱不下去了......」他說。

  • 〈為什麼〉一曲,是胡德夫為悼念礦災中受難者所提出的質問。他在1984年6月24日,「為山地而歌」的音樂會上,首次演唱這首歌。1989年4月3日,在「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5周年的晚會上,胡德夫穿著傳統服裝,上台唱了這首〈為什麼〉。

「為什麼,在海邊唱歌時,阿美族人唱的是最高的音調,卻在社會的底層挖最深的礦,跑最遠的遠洋漁船,」他問道:「為甚麼,爬上鷹架幫大城市蓋完高樓,舉行慶祝典禮時,燃放的煙火掉下來的煙灰,總是落在工地上,阿美板模工臨時的鐵皮屋旁,」Kimbo再問。

我總想,詩是存在於時間中的文字意象,以描述、譬喻、興懷的方式,留存於我們的心中。如果時間像是一張繁複的網,交織在這網中的,應是個體與群眾的記憶。記憶是主體的辯證方式,往返於我們日常的社會與世界中。因此,當春風詩人們經久思索,如何以詩來擊碎現實的鏡子時;同時也是胡德夫以他的歌,寫下詩的故事的時刻。

時隔三十餘年,我們終究再次聽到了這則詩的故事。它是那麼飽含著苦難的記憶,又以那麼動人的歌聲,催我們奔赴另一個詩的故事。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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