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歷史問題」再認識(三):慰安婦可以個人向日本政府索償嗎?

中日「歷史問題」再認識(三):慰安婦可以個人向日本政府索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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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根據一中原則,中華民國既然放棄了戰爭賠償權,就不可以再次放棄。後來中國接受這個說法,於是把賠償「權利」改為「要求」,因為「要求」可以重複提出,而「權利」只能被放棄一次。

在這個系列的第二篇討論完中日之間的賠償問題。那個賠償是指國家之間的賠償。本篇討論一下「個人賠款」的問題。即慰安婦、強徵勞工與其他受害對象直接向日本政府索償。

開宗明義地說,從道義上講,個人賠款是絕對應該的。但從法律上說,個人賠償非常不樂觀。去年12月中,東京高等法院對重慶大轟炸的受害者索償訴訟做出二審判決,維持一審結果,承認重慶大轟炸的歷史事實,但駁回對日本政府的索償要求。因爲在法庭看來,日本政府的賠償責任已經在中日締結和約時完成了。這個案子只是戰後多個「個人索償案」中的一個,但結果卻極具普遍意義。

爲何個人索償難以被支持呢?這首先從《國際法》上「個人賠償」的歷史談起。

戰爭雙方關於個人賠償,如同戰爭道歉問題一樣,也是二戰之後才產生的。中國說《凡爾賽條約》中規定德國在一戰後就已經向個人賠償,這是誤讀。《凡爾賽條約》231條儘管提及,德國及其盟友應該向受損的國家政府和國民進行賠償。但事實上,德國的賠償都是直接給戰勝國,沒有直接賠償受害的個人。

231條提出的給國民的賠償並不是一筆單獨的賠償,僅是戰勝國為了增加賠償額而搞出來的東西。

此前的賠償大部分都只限於戰勝國的軍費(比如《馬關條約》所賠償的二萬萬兩白銀就是按軍費的名義計算的),一戰戰勝國認爲僅賠償軍費還不夠,於是新增加了這個項目,以合理化其索償額。

二戰結束時也沒有針對個人的賠償概念。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在締結和約時都只向國家賠償。這時的國際慣例就是國與國之間的一攬子賠償方案。戰勝國有沒有把賠償款項發放給受害者,這是戰勝國自己的事。

直接給個人的賠償是德國先搞的,從德國向猶太人的賠償開始。德國的戰爭罪行和日本的罪行不一樣,前者是種族滅絕罪和戰爭罪,後者僅是戰爭罪(以後會有詳細分析)。所以,德國為種族滅絕罪開創個人賠償的形式是值得肯定的,但也不宜直接和日本相比。而且德國的個人賠償屬於德國和代表世界猶太人的以色列所達成協議的一部分,而以色列並不是德國的交戰國。所以德國這種賠款是極為特殊的。

中華民國(台灣)在1952年與日本簽訂的《中日和平條約》中沒有提及專門的賠償問題,根據第11條:除本約及其補充文件另有規定外,凡在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因戰爭狀態存在之結果而引起之任何問題,均應依照《金山和約》(即《舊金山和約》)之有關規定予以解決。」因此,中日之間的賠償問題按照《舊金山和約》。

根據《舊金山和約》第14條,除非另有約定,否則「聯盟國(即同盟國)放棄賠償請求權、聯盟國與其國民放棄其他于戰爭期間被日本及日本國民戰爭行為之賠償請求權,以及放棄佔領之直接軍事費用請求權。」這意味著中國國民個人無法再向日本提出索償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2年簽訂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並沒有明確說明個人是否有權提出索償。但是從一系列的協議和實踐中都表明了個人無法索償的態度。

首先,中日在聲明中提及的是「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樣表述的原因在會議記錄中詳細記載:日本認為在《中日和平條約》中,中國(中華民國)已經放棄過戰爭賠償的權利了,日本認為當時台灣是中國的代表,根據一個中國原則,中國既然放棄了「戰爭賠償權」,就不可以再放棄一次。中國接受了這個說法,於是把「權利」改為了「要求」這個字眼,因為「要求」可以重複提出,而「權利」只能被放棄一次。

這意味著,中國及其國民對日本索償的權利已經在《舊金山和約》、《中日和平條約》和《中日聯合聲明》中被放棄了。即便中國現在認為《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的僅是國家賠償的要求,那其國民也僅能提出這個要求,而無提出獲得賠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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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8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舊金山簽署《舊金山和約》。|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其次,在《中日聯合聲明》後,中國長時間內宣傳中日已經解決賠款問題,也禁止國民向日本提出索償的要求。根據「中國對日索償第一人」、中國民間索償協會的主席童增的自述,在1990年他開始訴求索償問題時,「人們普遍認為隨著中國政府放棄戰爭賠款,所謂的受害賠款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他的文章被禁止發表。在寫成要求對日索償「萬言書」之後,他被工作單位辭退。1993年,還因此被公安部立案抓起來,索償運動不得不在地下進行。

另一位最早進行對日索償的王瑜,在1980年代要求對日索償時也被吉林政府阻止。直到1995年3月,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才在全國人大會議上說:「《中日聯合聲明》並沒有放棄中國人民以個人名義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的權利。」這距離簽訂《中日聯合聲明》已經23年了。

中國長期不提個人賠償的另一個後果是,這些賠償要求提出的時候已是戰後40多年的事了。作為民事訴訟,即便從1972年開始計算,絕大部分已經過了20年的時效。索償方儘管提及聯合國1968年2391號決議《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但這條公約僅僅針對刑事罪行,和民事索償沒有關係。

第三,國家達成戰爭賠款協議後,個人再提出對國家政府賠款缺乏成功先例。中國指出德國有戰後向個人賠款的先例,但如前所述,德國亦沒有因為戰爭罪而向個人賠款的先例(而是因爲種族清洗罪行,對象也不是對方國民)。以德國和希臘為例,希臘認為,德國應該為在1944年希臘實行的迪斯托莫大屠殺(Distomo Massacre)的受害者賠償約四千萬歐元,德國以1960年德國希臘已經達成賠款協議為由拒絕支付。

在美國1999年,退伍軍人萊斯特(Lester I. Tenney)訴訟日本政府,要求為巴丹死亡行軍的賠款一案中,美國政府指出,美國和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和約》中完成戰爭賠款的協議,因此日本政府無需再賠款,法院支持了辯方的觀點。

德國和南斯拉夫之間有協議賠償800萬馬克給予人體實驗的受害者,但這是雙方國家一攬子賠償協議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直接對個人的賠償。

美國對二戰中被隔離的日裔美國人賠償,常常被中國索償者作為例子,但那只是國家對其國民的賠償,並不牽涉《國際法》,和中日之間的個人賠償問題並不一樣(日本也有類似美國那樣的對日本國民的賠償)。

這類的個人索償的訴訟只能對私人的公司有可能成功,一旦牽涉到日本政府,則難以繞過中日聯合聲明的障礙(以及其他一些障礙)。

2000年11個中國強迫勞工和鹿島公司成功通過和解,達成不承認法律責任的前提下,得到「捐獻」就是一例。但中國的代表對此並不滿意,聲稱日本律師出賣了他們。2001年的三井勞工案中,法院一審作出了企業賠償裁決,但否認了日本政府的賠償和道歉責任,二審中甚至推翻了企業賠償的裁決。

由此看來,如果企業肯和解,才是中國勞工能夠拿到補償的條件,惟由於戰後日本公司變化劇烈,再找到如此肯和解的私人公司不太容易,同時也存在舉證、失效等一系列困難。

2014年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三井公司船隻,以讓日本公司履行在2010年的財產糾紛的終審裁決,最終日本公司以繳納40億日元而告終。這個事件被童增形容為民間索償的第一起勝訴案例。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形容,該案件只是「普通的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本案與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無關。」

而事實上亦確實無關。此案大致情況為如下。1936年11月,陳順通(第一代)把兩條船隻「順豐」和「新太平」租借給日本大同海運株式會社。但在1938年戰爭中,兩艘船不知去向。1940年,大同致函陳順通,稱兩輪被日本「依法捕獲」再轉租給大同。但是後來才知道實際上,「新太平」在1938年底已經沉沒,大同領取了保險金;而「順風」則在1944年底觸礁沉沒。直到1947年,陳順通才得知準確消息。

1958年,陳順通之子陳恰群(第二代)從上海搬到香港,開始和大同聯繫,要求大同賠償,但大同以船隻被日本政府奪去為由,認為應該由日本政府負責。於是1961年,陳恰群開始和日本政府聯繫。在日本律師的幫助下,於1964年起訴日本政府。但長時間的調節與訴訟都沒有結果。

1988年,陳震、陳春兄弟(第三代)轉變策略,在上海起訴日本公司,因為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在戰後複雜的變動中最終併入三井(1999年),最終起訴對象變為三井公司。經過20年的訴訟,中國在2007年做出裁決,日方公司必須賠償,又經過幾年上訴,才最後定案。

陳氏兄弟之所以能勝訴,最重要的原因有三點:第一,他們把對象從日本政府轉為日本公司,並努力論證這件事和二戰的戰爭行為沒有關係。這點避過了中日之間戰爭賠償已經得到解決的問題的爭議性。第二,他們能讓法庭相信在整個過程中,日本公司存在欺詐這種惡意行為,有過失。第三,這個官司從1960年代起就一直在進行,儘管斷斷續續,但並沒有失去時效,而且有證據顯示之前陳氏之所以沒有直接控告大同,是因被大同誤導所致。

因此,整個事件其實是一宗發生在二戰期間的民事案件,和戰爭的關係僅僅是發生在這個時期並被日本公司用作藉口而已。它和戰爭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其他的民間索償要援引這個例子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他們索償對象是日本政府,索償事由是戰爭直接關聯的事件,而中日之間已經就戰爭賠償問題達成協議。其次,他們的索償日期都太遲,即便現在轉向訴訟日本企業也會有時效過失的問題。在和二戰有關的索償問題中,遺留毒氣問題是最有把握的一個,就是因為發生在較近的時期。

私人索償問題不但困擾中國索償者,也同樣困擾南韓與台灣的索償者,他們面對的問題基本一樣,即戰後和約中早已解決了賠償問題。

在私人索償問題上,最為接近「成功」的是德國的強迫勞工問題。受害者多達 1,200萬人(絕大部分還是集中營的猶太人)。在1999年,通過艱難談判,德國政府和私人公司和勞工索償方達成協議,由德國政府和業界各出一半資金,成立一個「記憶、責任和未來」(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的基金,對強迫勞工進行補償,平均每人得到2,600歐元左右。根據相應的2000年8月12日的法案,對受害人所支付的是「補償」(Financial compensation),而不是「賠償」(reparation)。

AP853614401147 納粹屠殺猶太人
1945年納粹集中營的一群猶太孩子,這些倖存者在長大後面對營養不良和心靈創傷的問題。|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其實,日本也不是沒有提出類似的方案。1995年,日本也以政府和企業各出資一半的方式設立亞洲婦女基金會,給慰安婦受害者提供200萬日元的「賠償金」,和首相簽名的道歉信。這個計畫是有相當誠意的,並且得到東南亞國家(菲律賓、印尼和荷蘭)的良好反應。但在南韓、中國和台灣卻遭到猛烈抨擊和拒絕,原因是她們認為其中一半的資金來源於民間,而不是所有資金來自政府,所以不算「日本政府的賠償」。

2015年底,日本與南韓在慰安婦罪行上終於達成協議 。日本承認:「當時由軍方涉及的慰安婦問題,對多數女性的名譽與尊嚴造成深刻傷痛,對此日本政府表示痛感責任。」安倍晉三以内閣總理身份對此表達「謝罪」與「反省」。日本政府撥款十億日元,協助南韓成立專責支援慰安婦基金會。

而南韓則表示,已確定日本將以「最終階段」及「不可逆」的態度解決慰安婦問題。這是雙方在慰安婦問題上取得的最重要進展,基本滿足了南韓人原先的要求。但最近南韓文在寅政府似乎想廢除這個協議,令人失望。

個人索賠還是按照類似的方式以集體訴訟的形式進行國家企業和受害者三方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比較適宜。日本也有人提出類似的「政治解決方案」。惟有慰安婦解決方案的不愉快先例,這個方案大概既不受中國索償者歡迎,也不受日本政府歡迎。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