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從輔具、居服員到照護殺人，身障者家庭的20年坎坷路

文：游家權、羊正鈺

劉俊麟，大家都叫他「劉爸」，他是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簡稱「障權會」）理事長，同時也是兩位肌肉萎縮症孩子的爸爸。其中，他的小兒子17歲，21歲的大兒子則在唸大學了。

這20年來劉爸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白天也要賺錢養家的劉俊麟，每天晚上都在沙發上打瞌睡「待命」，因為隨時要協助兩個孩子拿東西或如廁。當兒子要洗澡時，一個孩子就得花他至少一個多小時，忙完都半夜了。

即便是到了晚上睡覺時間，因為兩個孩子無法自行翻身，劉爸更需要定時協助，否則會長褥瘡。也就是說，到了半夜他也無法好好休息。劉爸說，他曾經為了安定自己的情緒，固定在睡前靠「小酌」助眠，不然白天根本沒有精神上班，結果喝出十二指腸炎。

和太太都有正職工作的劉爸，又是如何讓孩子一路念到大學？

因為家中各有一位重度和極重度身障孩子，在白天也需要協助生活自理。幾年前，劉爸發現教育部有明文規定可以申請「特教助理員」在校協助，但是申請卻沒想像中容易。

首先，學校在跟特教科申請身障學生所需「助理時數」的時候，常常像是被「殺價」、「砍補助」一樣無法獲得應有時數，當家長向特教科抗議，得到的回應卻是「那你們就再申覆」，通常申覆之後的確能得到應有時數，但送交的資料根本就是同一份原文重送。

再者，每次都要到開學前一天，特教科才會用電話告知核准了多少助理時數，學校也才能急忙去找人，「在兵荒馬亂的開學期間，不但尋找助理員不易、預算也得臨時補上，助理員更沒有時間跟身障學生磨合。」

除了助理員，劉家兩位肌肉萎縮症孩子申請電動輪椅的過程也令人瞠目結舌。

十幾年前，劉俊麟大兒子要上小學時，在獲得孩子的醫生、學校和復健師同意後，他想讓孩子使用電動輪椅，但是當劉爸向台北市政府輔具中心申請電動輪椅時，卻被以「高中生都未必有用電動輪椅了，哪輪得到你的小學生？」為由拒絕。

後來，他聽說新北市（當時為台北縣）給了該區符合資格的國小身障生電動輪椅，於是戶籍為台北市的劉俊麟便寫了封信給市長（當時為馬英九），直到市府回信要求教育局，教育局才讓劉爸的兒子得以「專案處理」，但故事並沒有因此結束。

好不容易申請到了電動輪椅的劉爸卻發現，輔具中心給的是「大人的電動輪椅」，小孩使用可能會造成脊椎側彎。更扯的是，當時在等電動輪椅時，劉太太致電輔具中心問何時能送到，電話另一頭以為她是學校老師，對方竟直接回答「那種肌萎（肌肉萎縮症）的小孩，兩三年就死了，還要用什麼電動輪椅？」

身障者在申請輔具（讓身心障礙者能解決他們障礙的工具）和相關補助有不少荒謬之處，劉爸提到，像是聽障者使用的「助聽器」，一耳就要價一萬多到十萬元，但政府補助辦法最高只給到一耳四千～一萬五千，如果是「雙側聽損」，得自行負擔雙倍費用，而助聽器一般只能使用兩到三年，至於「單側聽損」則因為不符合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根本無法獲得補助。近期才有民眾連署通過將單側聽損者納入身心障礙範圍。

除了申請特教助理員和輔具之外，政府另外還提供居服員（居家服務員）或個人助理的補助時數。令人意外的是，劉爸十幾年來始終沒有申請。

目前的居服員只能協助白天時段，劉俊麟反問，「有多少人是白天洗澡？一般都是晚上或早上洗吧？」另外，像是他協助兒子們「翻身」也都是在半夜，居服員也幫不上忙。

他寧願自己辛苦一點，劉爸淡淡地說道，「我只是想讓我的小孩活得像個人。」

但是，他認識許多身心障礙者，因照護者的「補助時數」限制而幾乎整天不喝水，為了減少上廁所的頻率，只得長期忍受著口渴或憋尿，以台北市照顧管理中心核定為例，每月最高「只」補助輕度25小時、中度50小時、重度90小時。

劉俊麟質疑這樣的居服時數的支持服務，連最基本的生存都談不上，以重度障礙者來說，一天只有3小時能用來做什麼？「沒有一個人要洗澡、大小便還必須被規範的，我的孩子如果想盥洗、如廁，我一定隨時協助。」

根據內政部民國100年的統計資料，全台約108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其中無法獨立自我照顧生活起居的人將近43%（約46萬人），而平均每日照顧時間以「全天」居多（約35%），平均每日的照顧時數是14小時、平均每月照顧費用則約為兩萬一千元，但身心障礙者的家庭近半入不敷出，更別說政府補助時數根本不夠。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許家嘉

「有多少家庭能像我這樣？其實很少。所以很多身心障礙者活得不像人，他們的生活就是處處被限制。而我們的國家在很多方面十分荒謬，沒有把國民的需求放在心上，也難怪那位何先生會受不了。」劉爸無奈地說著。

劉爸口中的何先生，指的是親手殺死自己兒子的何忠明。2015年3月，44歲的何忠明因為不堪長期照護的壓力，親手掐死罹患腦性麻痺的兒子何家綸（時年21歲），自首後他表示自己問了一句「大家都很累了，我想殺了你好嗎？」兒子回答「好」才下手的。

• 他只需要一個溫柔判決——「我每天都在想，可不可以讓我去死了」

去年底（2017）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何忠明說「我這輩子真的為小孩活，檢察官說我沒有照護，我當兵退伍20年來，除了每天上班下班，沒有一天去跟朋友喝酒過，如果檢察官可以帶一天像何家綸這樣的小孩，他就會知道了。」

但當時的檢察官卻強調，「何家對國家照護系統有諸多批評，但國家社會一路陪伴何家綸到20歲，沒有忽視何家綸。」並請求法官依殺人罪判刑。

劉俊麟說，他一直都特別留意像何先生這類「照護殺人」的新聞，「大多數的案例是照顧者和障礙者一起自殺，這種事其實每年都有，只是大家沒注意而已。」

劉爸平靜地說，自己兩個兒子還小的時候，他也曾在壓力如排山倒海而來時問過兒子「爸爸帶你去死好不好？」運氣比較好的是，當下他的兒子童言童語地答道「你那麼老，要死你自己死。」

劉俊麟解釋說，身心障礙者的家庭可以分很多種，有的是父母雙亡，或父母跑掉剩祖父母在養，更有許多是生活極度困頓的，「這些家庭的辛苦都不足為外人道，但又有誰來協助他們？協助支持一天不到位，這些家庭的壓力每一天都在臨界點。」

在全台約110萬人的身心障礙者中，無法獨立照顧生活起居的有近50萬人、「父母雙亡」者占了約54%，而父母亡故或其在65歲以上者高達8成。此外，還有30幾萬的重度和極重度身心障礙者，幾乎是全天都需要有人協助生活起居，而親人則難以全天候照顧身障者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