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達爾文到海明威,這些佼佼者都遵守創意工作的「關鍵四小時」

從達爾文到海明威,這些佼佼者都遵守創意工作的「關鍵四小時」
Photo Credit: L'Isola D'Oro@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達爾文終身貢獻給科學,他有滿腔熱誠,工時卻明顯偏短,而他並非唯一這麼做的知名科學家。分析其他科學家的職涯,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模式。

文:方洙正(Alex Soojung-Kim Pang)

關鍵四小時的創意工作

達爾文終身貢獻給科學,他有滿腔熱誠,工時卻明顯偏短,而他並非唯一這麼做的知名科學家。分析其他科學家的職涯,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模式。本書開頭就以科學家的人生為例,理由如下。科學講究競爭力,是耗費心神與時間的志業。科學家的成就(包括發表的文章與出版的書籍數量、獲頒的獎項、作品被引用的頻率)莫不有完善的紀錄,所以易於評量與比較。影響所及,科學家的建樹和事蹟要比企業領導人或知名人物來得更容易評斷。

此外,科學這個專業領域,隔門如隔山,彼此之間差異極大,所以各門科學的工作習慣與性格也各異。此外,多數科學家並非動不動就非得創造神話不可;這些神話不是放大,就是遮掩了企業大老與政治人物的光環。研究或分析達爾文這類科學家時,我們或許得分辨什麼是謠言、什麼是真理,但我們鮮少面臨公關與粉飾的活動力場。

最後,一些科學家本身就對工作與休息如何影響思考、如何啟發靈感深感興趣。法國數學家昂利.龐加萊就是一例。他的成就與知名度讓他與達爾文齊名。龐加萊出版三十本書,發表五百篇論文,橫跨數論(number theory)、拓撲學、天文學、天體力學、理論與應用物理學、哲學等領域。他被美國數學家艾瑞克.坦普.貝爾(Eric Temple Bell)譽為「最後的通才」,不僅有功於標準時區換算、監督法國北部的鐵路開發(他在校學的是採礦工程),還擔任法國礦業團(Corps des Mines)總監及索邦大學(Sorbonne)教授。

龐加萊不單是在同輩圈有響亮的名氣,也是一八九五年法國精神病專家愛德華.土魯斯(Édouard Toulouse)研究天才心理的對象之一;其他被研究的對象包括作家左拉(Émile Zola)、雕刻大師羅丹與朱爾斯.達盧(Jules Dalou)、作曲家聖桑(Camille Saint-Saëns)等人。土魯斯發現龐加萊的作息非常規律,在早上十點至十二點,以及下午五點至七點間,認真深入地思考。這位十九世紀數學界的蓋世奇才,每天僅花最少的時間——約四小時,專注思考問題。

其他知名數學家也有類似的模式。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英國大數學家哈迪(G. H. Hardy),悠閒地吃著早餐揭開一天的序幕,然後細讀板球賽事的最新比分,接著從九點到下午一點全心投入數學研究。午餐後,他會出門散步或是打網球。他告訴在牛津大學執教的友人史諾(C. P. Snow)說:「對數學家而言,一天四小時的動腦工作已是極限。」哈迪長期的合作夥伴約翰.恩瑟.李特爾伍德(John Edensor Littlewood)認為,「心無旁騖」認真工作的意思是,數學家「每天工作約四小時,頂多五小時,每工作一小時該休息一下(也許散散步)」。

李特爾伍德週日一定不開工,聲稱這樣才能保證週一返回工作崗位時有新的想法。就連二十世紀初,這都是不尋常的作法。李特爾伍德晚年時提到:「我的同輩多半在晚上工作,凌晨一點就寢都算早睡。當時有個畸形的想法,認為數學家每天起碼得工作八小時。」匈牙利裔美籍數學家保羅.哈爾莫斯(Paul Halmos)也坦言:「我每天的心理能量僅能貢獻三、四個小時給工作——『真正的工作』。」時間雖短,卻足以讓他在六個專業領域做出重大貢獻。

一九五○年代初期針對科學家工作形態所做的調查也發現類似的結果。伊利諾理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心理學教授雷蒙.范.澤爾斯特(Raymond Van Zelst)與威勒.柯爾(Willard Kerr)訪問了他們的同事,瞭解他們的工作習慣與時間表。兩人以圖表顯示教職員在辦公室的時數以及他們發表的文章數量。

大家可能預期結果會出現一條直線,顯示科學家工作時數愈長,發表的文章就愈多。其實不然。根據數據繪出的圖表顯示了M型曲線,一開始曲線上升的幅度很大,在每週十至二十小時之間達到巔峰,然後開始向下翻轉。每週工作二十五小時的科學家,產能不會高於只工作五小時的人。每週工作三十五小時的科學家,相較於每週工作二十小時的同事,產能僅是後者的一半。

然後曲線再次上升,只不過幅度趨緩。認真的研究員每週在實驗室待上五十小時,能夠走出三十五小時的產能谷底:產能和每週工作五小時的同事相當。范.澤爾斯特和柯爾推測,這五十小時多半消磨在「需要持續使用大型笨重設備的體力活上」,亦即每天十小時應該花在照顧與維修機器上,偶爾才會進行量測。

接著曲線一直走下坡:每週工作六十小時以上的研究員,產能吊車尾。

范.澤爾斯特與柯爾也詢問教員,「平常工作日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展現工作效能」,然後將他們的工作時數與產能做一對照。結果這次並未出現M型圖,取而代之的是單一曲線,在每天工作三至三.五小時達到巔峰。可惜的是,受訪者並未透露在辦公室以及在家裡工作的總時數,只提到產能最高的研究員「在家裡或其他地方從事大部分創意工作的機率」,卻沒提到校園。如果假設這項調查裡,最多產的研究員在辦公室或在家裡工作的效率沒差,那麼這個群組每週的工作時數是二十五至三十八小時,以每週工作六天計算,每天平均工作四至六小時。

在作家身上,也看到一天工作四至五小時的類似模式。摘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德國作家湯馬斯.曼(Thomas Mann)早在一九一○年,已固定按表操課,當時他三十五歲,已出版廣受好評的小說《布登勃洛克家族:一個家族的沒落》(Buddenbrooks)。他每天早上九點開工,提筆寫小說,期間嚴禁外人打擾。午餐後,「下午用於閱讀,或是處理堆積如山的信件,也會出外散散步。」他說。結束一小時的小憩和下午茶之後,他會花一、兩個小時創作輕鬆的短篇作品或是修改之前的文章。

十九世紀知名英國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也是一絲不苟,照時間表寫作。他提及自己在一八五九至七一年住在「沃爾瑟姆之家」(Waltham House)的生活,描述自己穩重而周延的工作形態。每天早上五點,僕役準時報到,端咖啡給他。他會先瀏覽前一天的寫作內容,到了五點半,他拿起書桌上的手錶設定好時間,接著開始寫作。他一個小時能寫一千字,平均一週完成四十頁內容。他在八點鐘出門到郵局上班。每天筆耕的他,以此方式,在一八八二年過世前,共出版了四十七本小說。活到六十七歲的他,不覺得自己著作等身有什麼了不起,也許是因為他母親的緣故。他的母親五十幾歲才開始寫作養家,生前出版了一百多本書。他寫道:「我覺得每個靠文字維生的人(每天筆耕的勞動者)都會同意我的看法,每天工作三小時就能寫完他該寫的分量。」

特羅洛普的工作時數和同時代的文豪狄更斯旗鼓相當。狄更斯早年習慣挑燈夜戰,後來改變作息,制定「有條不紊、井然有序」的時間表,他的兒子查理(Charley)說父親按表操課,猶如「公務員」。早上九點至下午兩點,狄更斯把自己關在書房,中間稍稍休息吃個午餐。他的小說多半在雜誌連載,他鮮少提前交稿,多半只會比插圖出爐以及雜誌送印前快個一、兩章。但是他不在乎,五個小時一到,隨即收工,絕不加班。

儘管這樣的紀律代表的也許是維多利亞時代一絲不苟的嚴謹精神,但二十世紀不少多產作家也是這麼創作。埃及小說家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就跟特羅洛普一樣,白天有正職,在公家機關上班,多半利用下午四點到晚上七點的空檔寫作。加拿大作家艾麗斯.孟若(Alice Munro)二○一三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寫作時間是早上八點至十一點。澳洲小說家彼得.凱里(Peter Carey)說:「我覺得一天三小時足矣。」這樣的時間安排讓他完成了十三本小說,其中兩本榮獲英國布克獎殊榮。諾曼.麥克林(Norman Maclean,《大河戀》〔A River Runs Throuth It〕作者)每天早上九點寫到十二點。瑞典導演柏格曼、冰島小說家赫爾多爾.拉克斯內斯(Halldór Laxness,一九五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都是一天工作三小時。毛姆(W. Somerset Maugham)每天的寫作時間「僅四小時」,直到下午一點,但他補充:「絕不會少於四小時。」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每天撥五小時寫作。海明威每天早上六點動工,大約中午前收工。索爾.貝婁(Saul Bellow)早餐後返回書房,大約午飯時間結束寫作,除非交稿日期逼近,否則天天如此。愛爾蘭小說家艾德娜.歐伯蓮(Edna O’Brien)早上工作,「大約下午一、二點停筆,之後剩下的時間就打理日常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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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利用上班大約九十分鐘的通勤時間完成了前三本小說,偶爾利用工作的午餐時間或傍晚加班,將每天平均寫作時間拉高到四或五個小時。派屈克.奧布萊恩(Patrick O’Brian)「早飯後開始工作或沉思,直到午餐為止」,下午休息,然後在下午茶與晚餐之間重溫寫下的內容。科幻小說作家巴拉德(J. G. Ballard)形容自己每天例行「在接近中午時工作兩小時,午後緊接著寫作兩小時,然後沿著河邊散步,思考隔天要做什麼」。住在芝加哥的劇作家羅拉.薛哈德(Laura Schellhardt)建議文字工作者,「每天花三、四小時,一週花四、五小時,待在書房的電腦前,和人物角色、劇情打交道。」電影編劇希德.菲爾德(Syd Field)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成名作《實用電影編劇技巧》(Screenplay)被好萊塢作家奉為聖經。

羅伯特.唐尼(Robert Towne)撰寫的《中國城》(Chinatown)為他拿下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他和菲爾德一樣,每天僅工作四小時。《呆伯特》(Dilbert)的作者史考特.亞當斯(Scott Adams),每天約貢獻四小時,創作呆伯特漫畫以及其他作品。他說:「我的價值在於每天想出什麼最佳點子,而非每天工作的時數。」對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而言,每天花四至六小時閱讀與寫作是「辛苦的一天」。史丹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於一九五四年成立時,認為訪問學者的理想工作形態猶如修道士閉關苦修,從早上八點半至中午十二點,並將三個半小時拆成兩個九十分鐘的時段,中間休息兩次,每次十五分鐘。然後是午餐時間,下午散步、閒聊。

就連火山型個性的藝術家也都符合四小時的工作形態。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因為花天酒地而惡名遠播,但是他每天早上伏案四小時,偶爾下午會「加班」。一九二○年代庫斯勒在巴勒斯坦過著清苦的生活時,養成這樣的紀律;一九四○年春天住在被納粹占領的法國也不例外。據他的妻子戴芙屆]Daphne)透露,他被納粹發現之前,火速完成了《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她說,丈夫「一鼓作氣」工作到中午,午飯後返回公寓繼續寫兩、三個小時。

實實在在工作四小時、偶爾中間暫停休息的模式,不限於科學家、作家或其他功成名就、可自由安排時間的人士,你也會看到一些畢業後在各自領域獨領風騷的學生出現類似的模式。湯馬斯.哲斐遜(Thomas Jefferson)念法學院時,兼顧學業、上法院、協助教師喬治.威斯(George Wythe)整理個案。原本哲斐遜當學生時,時間表緊湊得讓人喘不過氣,從破曉一直苦讀到深夜。

後來他發現「在一天中不同的時段,腦活力有明顯差異」。於是進法學院後,他早上空出四小時苦讀法律教科書,包括李特爾頓(Thomas de Littleton)的《英國法》(English Law)、柯克(Edward Coke)的《法學總論》(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午餐之後,他會鑽研政治學書籍,下午若天氣許可,也會出外跑步或騎馬兩英里。威廉.歐斯勒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任教時,建立了住院醫師與臨床實習的制度,他勸學生「每天工作四到五小時」,只要這些時間「心無旁騖地用於手邊正在處理的科目」。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用功四小時的模式被牛津與劍橋大學的讀書會嚴格遵守。這兩所歷史悠久的大學的行事曆上有數個長假。一名學生寫道,在春天,認真的學生「放棄長假,專心有紀律地用功讀書」。通常不會一個人,而是幾個朋友同行,聘請一位指導老師。往往,讀書會移師到英格蘭或蘇格蘭風景更秀麗的地點,有時也在阿爾卑斯山的民宿、黑森林的小木屋舉辦。劍橋教授卡爾.布瑞爾(Karl Breul)憶及,一旦大家安頓好,學生們「早上認真讀書,有時晚上也會用功,但是整個下午就徜徉在宜人的環境裡,散步或是運動」。就連毫不鬆懈的勤奮學生都認為,遠離校園諸多讓人分心的事物與活動,僅僅用功一個早上就足以「完成牛津半學期分量的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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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用心休息:休息是一種技能-學習全方位休息法,工作減量,效率更好,創意信手拈來》,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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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洙正(Alex Soojung-Kim Pang)
譯者:鍾玉玨

「若將休息與工作視為對立的兩面,就是不把休息當一回事,甚至會迴避休息。」

對我們多數人而言,工作過度已成新的常態,而休息是事後才有的想法。我們的生活忙碌緊湊,休息的定義是不用工作:三更半夜仍在努力追劇、長時間耽溺於網路潛水,似乎只要一完成待辦事項中的所有工作,才換休息登場。但是這麼不看重休息,不僅會扼殺我們的創意思維,也無法真正消除疲勞,恢復元氣。

本書中,矽谷顧問方洙正主張,若我們能肯定休息的重要性,就可以在各個領域交出更亮眼的成績。他認為,更好的工作表現,並非加大工作量,而是減少工作量、改善休息品質。若將休息視為被動,把休息的重要性排在工作之後,會讓我們失去追求充實又有意義的生活的機會。不管是每天空出時間小憩(一如邱吉爾在二戰期間堅持每天午休),還是和達爾文一樣,每天花幾小時走路散步,或是學比爾.蓋茲,每年抽出一週的時間遠離人群,在湖濱木屋獨處深思,這些都是方洙正所謂的「刻意休息」,也是讓生活圓滿、創意不斷的真正關鍵。

作者旁徵博引紮實的科學論據與富於啟發性的史料,顛覆文化長期灌輸我們的工作觀,強調唯有休息得好,生活才會更好。

用心休息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