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簽了同意書以後,醫院跟醫生就都沒有責任呢?

是否簽了同意書以後,醫院跟醫生就都沒有責任呢?
Photo Credit: Bill McChesney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沒有人希望遇到醫療糾紛,但我們也應該知道並非簽了同意書後,醫院跟醫生就都沒有責任,更重要的應該是前端的醫病溝通以及病歷的建立,才能真正減緩醫病關係的緊張。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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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飯店,拿起手機發現有一通未接來電,但不認識號碼也就算了。過了半個小時同一支號碼又響起,原來是朋友介紹的客戶,由於對方有急事詢問,因此很快的約定了當天下午的會談時間。中午隨即查詢法院對相關案情的見解,畢竟這不是一件容易處理的案子。

秘書忽然敲門說:「客戶來了,共有三個人喔!」抬頭看著螢幕的時間,驚覺原來會(接)客時間到了,另一方面,心裡也有個直覺這案件會花掉一些時間,看來下午的行程可能要delay了,請秘書打通電話稍微延後一下行程,抓了幾張名片,趕緊敲門走進會議室。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老先生,散發出的感覺讓人很舒服,笑起來有安西教練的樣子。坐在老先生右邊是位年輕貌美的女性,手中拿著筆跟紙準備紀錄,似乎是他的女兒(可惜我已婚了),坐在左邊的男性則是打電話給我的人,看起來應該是老先生的兒子吧!

一陣寒暄後切入正題,老先生的話不多,多半時候都是他的兒子(沒錯,我猜對了)在說明案情,而他的頭腦也相當清楚,說話有條有理,依據時序很快速的說明了案情經過。接著老先生緩緩的說:「老伴雖然簽了同意書,但過程是護士拿給我們簽的,當時的醫生也沒多說什麼,我們小老百姓都是很相信醫生的,所以也沒多問。」

我稍加思考了一下,問:「當時醫生有對醫療行為的性質、內容、風險及可能的替代方案,進行說明嗎?」老先生兒子說,在來律師這邊之前,已經有跟對方溝通協商兩次,但醫院那邊一直主張:「我們都有清楚說明啊,要不然你們當時怎麼會簽手術同意書!」接著老先生的兒子問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是否簽了同意書以後,醫院跟醫生就都沒有責任呢?」

看到這邊,大家覺得是這樣嗎?

答案當然不是。

目前最高法院對醫生的說明義務是採「實質認定」,因此手術同意書只是一個形式上的證明,原則上醫生對於病人的說明義務要使病人能夠了解,但所謂「了解」的標準有時很難判定,是要醫生了解就行,還是病人或家屬都了解才可以呢?如果醫生自認已經說的很清楚,但病人或家屬還是不了解時,算是盡了實質的說明義務嗎?

先跳脫剛剛那個場景,其實律師也會有這個困擾不是嗎?

有時候跟當事人說官司輸的機率很大,建議不要提刑事,我們走民事就好。但當事人一再說沒關係,他就是要出一口氣,讓這種人跑跑法院,律師費不是問題,結果最後再議及交付審判都輸了,不起訴處分確定。

當事人事後說:「律師啊!這種打不贏的你怎麼不早講」,當下真的很想給他一記還我記憶拳,好在當事人通常也自知理虧,沒再多說話。

台大醫院
Photo Credit:台大醫院

回到剛剛那個問題來看,由於不同病患或家屬對於事物理解能力高低有所不同(像是不同文章的讀者也有程度差異,相信莫非的讀者都屬於比較冰雪聰明的,對吧),而醫生有無盡說明義務一事,常會被連結到刑法上是否有注意義務違反的問題,因此在實質說明義務的判定上,應該要採「醫生標準說」會比較妥當,而這個標準則是以醫生這個集團作為一整個觀察對象,基本上會有一定的穩定性,最高法院的見解也是較偏向此看法。

事實上,不同類型的專業人士在面對大眾處理事情時,都會面臨告知義務的要求。以律師來說,律師有義務跟當事人講解清楚案情走向,將來面臨的訴訟程序及收費範圍等資訊。所以律師除了跟當事人簽給法院的委任狀以外,理論上應該要另外再簽一份雙方留存的委任契約書,其中載明權利與義務的範圍,以避免日後衍生委任範圍及收費等爭議。

那麼醫生呢?

在此建議一個較好的方式,由於說明義務的履行是採實質認定,手術同意書不必然可以推論沒有注意義務違反的問題。這個時候有一個東西很重要,那就是病歷

首先,病歷一般來說會被法院認為可供作為「參考依據」(法律術語:特信性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因此,在訴訟的程序中,若醫生提出的病歷上,確實留有書面記載對於病患或家屬的說明時間、方式及相關內容,這會相當有利,於訴訟上的舉證會減輕很多。

不僅如此,病歷記載清楚一點的話,在最初發生紛爭時,也可以適度的解消家屬指責醫生說明不完全的問題,進一步減緩醫病關係的緊張,甚至有預防紛爭的功用。醫生雖然辛苦一點,但長遠來看會值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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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莫非律師 Blue Blood Lawyer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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