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發堂：台灣精神醫療史上難以分類的一章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受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六成堂眾皮膚有異狀、四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三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王金平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