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幸福路上》遇到人類學家

文：郭佩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什麼是幸福？

《幸福路上》電影的主角小琪天真地問。她的爸爸笑說這麼小就問這個問題，長大後會是哲學家喔～

媽媽立刻接著說當哲學家會餓肚子——這真是諷刺，認真探討幸福這個問題的人反而會不幸福？！

不過許多人對什麼是幸福、如何追求幸福快樂很有興趣。有人開玩笑說這個年代「到處都有幸福，至少書店裡面很多」，的確，在勵志指南、心靈雞湯區「幸福隨手可得」。如小琪爸爸所說，幸福是一個哲學問題，但心理學、經濟學談的人也不少——多到還被Sara Ahmed稱為「幸福轉向」哩，近年正向心理學、幸福經濟可是顯學，不知是否能讓作者與出版社不必餓肚子？

人類學在慢了好多拍之後，也開始探討這個問題。我看完《幸福路上》後忍不住翻了一下「幸福人類學」的一些討論，一面讀一面對照電影呈現的台灣社會。這篇芭樂文並非典型影評，而是把《幸福路上》當成一部民族誌來閱讀。如果還沒有看過電影不妨礙閱讀（但我強烈建議進戲院看這部好片），只需要知道這部電影主角是1975年出生在新莊的小琪，台灣近四十年的轉變與她的人生交織。文中舉例不是爆雷，通通都是身邊熟悉常見的經驗。

幸福可以排名嗎？

幾年前我在加州大學San Diego分校訪問時，Joel Robbins教授在系上做了一個演講，後來刊登於英國人類學旗艦期刊JRAI："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他指出人類學在異文化越來越全球化之後，新的研究對象多半是受苦的人（suffering subject），如弱勢、病痛經驗或底層人生，這是我們作為人文學科無可避免的關懷。我一直不是傷心人類學派的粉絲，也多少感到90年代後的人類學研究整體色調也未免太灰了，聽了真是心有戚戚焉。

Robbins教授從宏觀的視角盤點人類學的發展，進一步指出近年的一些研究開始出現反其道而行的走向，不約而同地探討不同社會的人如何創造美好（the good），包括價值（value）、道德（morality）、同理心、希望，以及幸福。其實古典人類學也觸及這些「新」課題，只是多半沒有理論化，而這些看似「正向人類學」（positive anthropology）課題的研究其實也含括了suffering的面向。

人類學開始探討幸福，其中一個很大的推力就是最新流行的「幸福排名」讓人忍不住眉頭一皺。不丹曾自詡為「世界最幸福國家」，強力行銷國民幸福指數（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以有別於追求經濟成長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媒體大幅報導這新的一波風潮，聯合國在2012年還將每年3月20日訂為「世界幸福日」。不過最新公布的調查，不丹在全球只名列84，前幾名多半是北歐國家——顯然如何計算指標加權本身就是一項價值判斷。

什麼是幸福？光是哪個字指涉幸福這回事就很難搞定了。中文的「幸」跟「福」兩個字都有豐富意涵（例如幸就有快樂、幸運等不同的面向，福就更複雜了），合在一起又有另外的意義，中文也經常把「幸福快樂」連在一起。英文也經常混用happiness、wellbeing等——但happiness並不只是簡單翻成中文的「快樂」，討論happiness的文章也多半會引述希臘概念將之分成hedonic（日常快樂）與eudaimonia（人生滿足），中文也常將happiness翻譯為「幸福」。《幸福路上》電影英文片名是On Happiness Road，比較貼近英語一般性的用法。光是這兩個語言就很難一一對應，更遑論全球那麼多的不同語言的所謂「幸福」。（因此這篇文章將暫不區分，以「幸福」一詞來暫代幸福、快樂、happiness、wellbeing等等相近但層次複雜的概念。）

當做調查者問「你幸福嗎？」，是在問同一件事情嗎？除了跨文化翻譯的混亂之外，幸福有單一標準嗎？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脈絡的人，感受、經驗、表達的幸福，可以用同一套格式來測量計算嗎？例如Iza Kavedžija指出調查中問日本人幸福分數偏低，未必是日本人很不快樂，除了要區分幸（shiawase）、與喜（ureshii）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其文化中這不是很合宜的問法，被問「你幸福嗎？」人們傾向謙遜地回答。就算是同一個國家裡面，如《幸福路上》的阿嬤說，「人只要吃得飽，就很幸福啦」，但小琪的爸媽、表哥、同學們，他們對什麼是幸福的想法與標準顯然不盡相同。

Photo Credit: 幸福路上 On Happiness Road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問，人一定要追求幸福嗎？美國憲法把追求幸福當成重要權利，倡議幸福指數的人也預設了人類都追求幸福，但這真是普同的嗎？以上這些問題，都顯示了幸福不可以輕易量化排名，不同社會想的幸福不盡相同。前述的「幸福工業」將幸福當成客體化、可測量、可用來「科學地」制定政策的「東西」，此種源自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的作法顯然大有問題。國民幸福指數原是對只重經濟發展或資本主義的一種反思，甚至是對西方主流的一種反動，然而「指數化」的結果卻又落入了另一個窠臼。

Photo Credit: Berghah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