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幸福路上》遇到人類學家

小甜甜所處的英國社會中，人生要設法「向上流動」，那是預設幸福的方向。台灣也有類似的主流價值觀，工人階級出身的小琪，被期待要透過念書、工作、結婚、甚至到美國，來達成（階級流動的）幸福。小琪的家庭相框清楚呈現了這些成就解鎖：考上明星高中（放鞭炮）、台大畢業（成就功名）、嫁到美國的結婚照（富裕歸宿）。事件發生的那段時間，人們感到幸福快樂——跟小確幸（吃美國巧克力、得到手錶禮物等）不同，這些事件不只是當下的快樂，更是走在通往幸福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如同Joel Robbins談短時與長時幸福如何合流時分析的，亞馬遜的Urarina人看到獵人回來時很開心，因為接下來就會是分享獵肉的party time；覺得平靜才幸福的Urarina人覺得這樣的短時喜悅是OK的，因為分享符合社會性道德。此種短時快樂（hedonic）出現在實現重要價值時，與長期幸福（eudaimonia）能夠和諧。成就解鎖帶來狂喜，而成就是由社會文化價值觀定義的。

但小琪看著那些家庭相框，卻充滿疑惑——如果小甜甜如願嫁給安東尼，成就解鎖（財富、愛情、婚姻），但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幸福路上》一方面呈現了台灣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但同時也提出質疑。有些人看了預告片就以為是懷舊、勵志片，其實恰好相反。如同Sara Ahmed所言：不只是社會文化建構了什麼是幸福，那些「幸福」的概念也會是影響人們行動，甚至形成一種魔咒，當我們無法達成，就面臨社會壓力與自我否定。《幸福路上》可以說是這些小人物試圖從多元的幸福想像尋找出路的故事。

Photo Credit: 幸福路上 On Happiness Road

再來是科學小飛俠問題。小時候同學們也是各擁其主，尤其分裂為喜歡1號還是鐵雄2號大明兩派。小飛俠的目標是要打敗惡魔黨，然而「成功」後，人們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小琪的成長歷程中，惡魔黨很明顯地是讓她越來越不快樂的那些黨國教育框架，背後則是威權政治。片中巧妙地呈現了台灣社會的幾個重要snap shots：獨裁者駕崩（還兩位）、解嚴及社會運動、政黨輪替（還兩次），與她的生命歷程交織。小琪在解嚴後風起雲湧的時代走上街頭，參與了台灣政治轉型。然而惡魔黨乍看好像打敗了，台灣民主化了，但人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還是發現大頭目死了，可是無名主宰卻又扶植了二代大頭目......（那個無名主宰到底是誰？有消滅的一天嗎？）

Photo Credit: 幸福路上 On Happiness Road

我看的那場有映後座談，第一位舉手的中年女性觀眾表示自己很感動，但導演為何要放那些政治元素到電影裡面呢？沒有的話就更好了。如果瀏覽網路心得文，也不難看到這樣的聲音。另一種心得則是只談小甜甜（女性成長、家庭劇），不談小飛俠。政治反感或避談政治的傾向，是台灣經歷殖民與白色恐怖後形成的傾向，尋求「社會和諧」。相反地，台灣近幾十年的政治歷程也出現了莊雅仲說的「民主大聲公」，小琪的爸爸聽地下電台，媽媽是馬英九粉絲，大家意見不同卻還是一家人。

幸福，真的只需要討論小甜甜問題，而不必碰觸小飛俠問題嗎？前面提到雅浦人對幸福快樂有所保留，認為專注在自己、家人追尋幸福會限制了視域（horizon），窄化了社會連結與責任。如果我們看不到（或假裝沒看到）阿文表哥被刑求的傷，看不到文化語言系統性歧視造成的苦，對政治、大環境冷感，個人真的能幸福嗎？這部影片沒有逃避這個問題，導演質疑單線式「進步史觀」，然而也不是天真的威權懷舊（你真的想要回到蔣經國時代，那個阿文表哥讀了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就被抓去警察局、而且這件事也最好不要講出來免得惹麻煩的年代？）。

在幸福人類學討論中，幸福關乎核心價值，形成一種與世界互動的模式，我們對幸福的看法形構了特定的視域，影響我們如何理解事情，更影響我們如何行動。幸福無法簡化為指標排名，也不只是個人情感，而是需要放在特殊社會文化脈絡中來理解與思考，而人類學提供的跨文化案例豐富了我們的想像，也有助於我們回眸自身。《幸福路上》是一部優秀細膩的動畫民族誌，透過探問幸福，我們在片中看到台灣社會幾十年來的變遷，也看到自己的影子。透過探問幸福，我們得以思考我們的幸福框架是什麼，而幸福又如何框架了我們。雖然不知道這樣的思辨與感受是否有助於得到所謂幸福，我們離開電影院，繼續在幸福路上，on the road。

延伸閱讀：社會學家的《幸福路上》觀後感：敢問「我們是誰、在追求什麼」，終將促成史詩電影

如有興趣的讀者，以下有本片導演宋欣穎的專訪內容，歡迎收聽與訂閱關鍵評論網所製作的《馬力歐陪你喝一杯》Podcast：

本文經芭樂人類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