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恐怖主義與川普的反恐政策(中):以暴制暴是不是終極解方?

全球恐怖主義與川普的反恐政策(中):以暴制暴是不是終極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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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會出現恐怖份子?本文從恐怖主義的形成、個體的培養進行分析,探討今日西方國家的反恐政策,是不是有效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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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芳誼(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博士)

全球恐怖主義與川普的反恐政策(上):聖戰士如何改變這個世界?

恐怖主義形成的因素

什麼樣的因素造成恐怖主義的存在呢?許多研究顯示,通常一地有較高的貧窮率、失業率、犯罪率、走私、政治經濟社會動盪不安、兄弟幫派網絡強大、沙文主義與男子氣概盛行之處都會容易有恐怖主義的形成(Paolo & Arturo, 2016)。但是,有更多的研究顯示,其實恐怖主義存在的主因是來自政治性操作,背後乃具有政治性目的(Turk, 2004)。當人民無法從正常管道、和平手段獲得良好的生活時,暴力自然成為另一個爭取更好生活的選項。

恐怖主義其實是一種政治性的暴力,當利益被損害或是無法獲得妥協時,自然而然就會有人選擇以恐怖主義行為來完成目標。人民加入恐怖主義組織是建築在政治意識型態的不滿上,並非為了物質上的劫掠或是削減經濟壓力。因此,許多恐怖份子具有高教育背景,家庭經濟良善,真正的動機在於爭取尊嚴、對政治環境的壓迫與憤怒而驅使其成為恐怖份子,這種理念的追求與貧窮截然無關。

大致上有兩個因素是造成某些特定國家會有較高的恐怖主義攻擊傷亡率。其一,如果該國家是默認或是支援恐怖組織發展的,或是該國有較高的政治暴力事件情事等,例如在1989到2014年間,93%的恐怖攻擊發生支援恐怖組織的國家,或人民遭受司法系統迫害、殺害、虐待,或是未有正常程序審辦的非法監禁等國家(IEP, 2016)。其二,90%的恐怖攻擊傷員都發生在已經具有內部衝突或國際衝突的國家中(IEP, 2016)。

此外,研究顯示國際犯罪網絡與恐怖主義發展有顯著的關聯。毒品走私、綁票、人口販賣、武器走私、難民人質走私、經濟詐騙等都與強化恐怖份子的勢力有關(Christina, 2016)。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地點馬利(Gao, Mali)乃是聖戰士非法運輸貨品到歐洲的據點,這造成了2012年馬利的政變,使得很多非洲人成為聖戰士(jihadists)與難民(Christina, 2016)。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從2003年到2012年因為綁架所獲得的勒索金等高達九千萬美元。

當利比亞最高獨裁者穆罕默德格達費(Qaddafi)政權在2011年10月份瓦解後,在利比亞武器走私貿易的金額預估大約高達四百到一千五百萬美元,以此用來支援恐怖主義的組織發展。在中東2016年,有許多恐怖份子利用移民、難民進行貿易走私,範圍橫跨地中海兩岸(Christina, 2016)。這些移民走私者與恐怖份子共享貿易後所得,在2015年,獲利金額大約在三十至六十億美元。貿易地點涵括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摩洛哥、與土耳其等(Christina, 2016)。

其中恐怖主義組織涉嫌的組織犯罪可以區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直接的參與,透過綁票、人質狹持直接要求贖金。第二,策略性結盟,例如從利比亞的墓穴中取出的藝術品跟義大利交換武器。第三,透過特權剝削。利用權勢團體進行能源販賣與從中抽取高額利潤。更者,這些極端主義者常常利用廣告、傳媒、網路的方式招募戰士與追隨者。從2014年7月到2015年 5月份,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支持者就已經從網路推特從繼送出六百萬封訊息購買武器、招募成員。

恐怖份子如何培養

儘管恐怖份子自殺性的攻擊被人們視為是一種非理智的行為,但是其實栽培成為一名恐怖分子是經過理性的社會化過程、透過機構培訓而成的。成為一名恐怖份子是需要長時間受到一連串的教育、學習、訓練的。首先,良好的教育背景是成為一名恐怖分子的必要因素,因為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夠讓人體會到政治環境的壓迫、對現實的不滿,高知識份子比起教育層次低、貧窮的弱勢人民更容易對政治性的腐敗感到焦慮不安、更急迫的想要改善環境。

其次,成為支持恐怖主義行為的人跟真正成為恐怖份子是有一大段差距的。意識形態上認定自己是一名恐怖份子,跟要接觸過訓練,真正社會化地成為能實際作戰的恐怖份子是截然不同的。機構化的訓練提供宗教性教條的洗滌,培養出保護該宗教的信念,甚至為了信念可以犧牲奉獻生命,機構中提供各種正增強或負增強的媒介,透過獎勵酬賞與處罰等機制,在具有魅力的領袖演說與偶像崇拜的情境中,不斷強化為該組織效命的認同,透過機構內部自設的階級、位階、身份、以及組織內部各種社會地位的升遷,贏得同儕的尊敬與肯定,確定能真正為組織奉獻的忠誠,這乃需要強而有力的機構性社會化培訓過程。

研究顯示,越年輕時栽培,讓其升遷越快越高,越能成為一名卓越的極端份子,進行組織化的恐怖主義行為(Austin, 2004)。此外,恐怖份子不只有能從特定的恐怖主義機構中訓練,也能從社會媒體、政治性意識形態等機構中栽培,進行社會化的訓練。

Ansar Dine_馬利_伊斯蘭武裝_蓋達_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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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份子的決策擬定

有兩種對抗的理論可以分析恐怖份子的決策行動(Gordon, 2003)。

第一,理性主義(rationalism)。恐怖份子是依據理性選擇來進行犯下恐怖主義活動的人。其具有特殊團體的政治或宗教理念,實施暴力只是為了實踐該理念的手段而已。為了推翻暴虐的領袖或政府,恐怖份子會有客觀的理性思考與判斷,何時該使用暴力已實踐其政治理想。因此恐怖份子殺人的衝動來自於殲滅敵人、保護該團體的利益、達到該團體的政治性目的。

第二,功利主義(utilitarian)。恐怖份子進行決策時,所依據的是個人或是集體的心理需求,其行動可稱為救贖的行為(redemptive act)。恐怖份子殺人的想法植基於一種為自己理想而奉獻犧牲,達到心靈的滿足與超脫。Gordon認為理性型的恐怖份子就像革命的社會主義家一般,聲稱暴力只是一種手段,目標是要建立更美好的政體,為了改善民生、使社會進步,就必須用暴力推翻其敵人。但就另一方面,情感型的恐怖份子會傾向崇拜男子氣概、英雄主義與自我犧牲,把自己的感覺、情緒、熱情施加在恐怖主義行動中,以滿足其心靈的憧憬渴望。

恐怖主義組織的類型

恐怖主義的類型在各界有不同的定義,一般有分國家與個人的恐怖主義,以及國際與國內的恐怖主義。由於國家恐怖主義其實與國家鎮壓人民無異,故而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本文僅針對國際與國內的恐怖主義說明。當我們談到全球的恐怖主義,主要聚焦在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但是各國內部也有恐怖主義,卻很少有研究會論述。根據防止恐怖主義組織紀念中心資料庫(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顯示,從1998到2005年所有關於恐怖主義事件傷亡人數26,445人中,只有6,447人是屬於在國際恐怖主義事件中受害的,而這其中還包括在九一一事件傷亡的三千多人。也就是各國內部的恐怖主義組織其實帶來的傷亡比國際恐怖主義事件還要多(Sánchez-Cuenca & de la Calle, 2009)。

現在談到恐怖主義比較容易出現在民主化的已開發國家,其實是指國際的恐怖主義。像是蓋達組織就是一個國際的恐怖主義組織,會在非自己國家以外之地進行活動。但是,這與國內的恐怖主義事件有別。國內的恐怖主義事件,則是指在自己母國以內進行恐怖主義活動,散播恐懼與違反法律等情事。例如依據美國法律規定,只要是涉嫌違反各州刑法規定,進行對人類生命有害的行為,並且蓄意透過對大眾射殺、綁架等各種傷害手段企圖影響政府、政策、或是民意,造成美國境內民眾恐慌等情事,均可稱為國內恐怖主義。

下圖為國內恐怖主義類型與受害者身份的人數分佈統計,從數據顯示就總體而言,45.9%的有武力軍警人士並非是西歐國家從1965-2000年國內恐怖主義受害者的主體,相反地,缺乏武力的人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但是如果只聚焦在民族或國家主義的恐怖攻擊,軍警武裝份子有高達59.7%的比例是受害者。而在極右派的恐怖主義與極端保衛份子的恐怖主義事件中,各有82%與88.2%的受害者為手無寸鐵的民眾。然而國內的恐怖主義並不同於各國內部的內戰,死於國家內部內戰的人數,遠超過恐怖主義事件造成的傷亡人數。各國內部的內戰如果依據傷亡程度的定義,內戰的發生是要超過傷亡一千人以上,傷亡的中位數在10,500人左右(Lacina, 2006)。這是與恐怖主義平均40.6人傷亡有很大差異的(Sánchez-Cuenca & de la Calle, 2009)。儘管傷亡人數的差異可以供吾人區辨內戰與國內恐怖主義是有差異的,不過Erica(2013)認為內戰產生的原因與恐怖主義的發展其是有所關聯的。

西歐國家1965-2000年國內恐怖主義的類型與受害者人數分佈
民主有助於降低恐怖主義嗎

根據Francis Fukuyama的論述,民主化、現代化、自由主義、資本市場導致公民高度參與社會事務,增加社會福利,因此,在這些富有的民主國家中,有比較高的和平指數。但以色列除外(Erica, 2013)。那為何會有恐怖主義的發展呢?Francis Fukuyama認為像是蘇聯、中國、中東國家等不奉行民主之地,弱化了民主自由、資本主義市場帶來的全球進步發展,這些崇尚宗教的國度,使得全球在冷戰後,陷入的動盪不安的局面。不過,Samuel P. Huntington卻反對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Huntington認為反民主、經濟差、政治動盪並不是全球衝突的來源,文化差異才是全球衝突的來源。有不少人將九一一當做Huntington所指的文明的崩潰(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之例。而Welch與Nye(2015)認為Fukuyama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的國家較少有恐怖主義的發展,只能可以解釋已開發國家鮮少有恐怖主義流行的情況。而Huntington文化的差異較能解釋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衝突的情況。例如九一一事件,所指的並不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立,傳統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一樣崇尚和平,有相近之處。但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主流傳統伊斯蘭教的內戰分裂,才是促成九一一發生的主因(Welch & Nye, 2015)。

此外,大多數半專制國家像是阿爾及利亞與巴基斯坦,與一些例如伊拉克與阿富汗等獨裁國家才為高度恐怖主義發展的國家。然而,九一一事件之後,為何非自由民主國家的恐怖主義也蔓延到自由民主世界了。 Erica(2013)認為,專制與高壓的統治手法帶給人民迫害,恐怖主義則是人民欲報復專制獨裁政權的手段。而民主國家內部,亦有類似專制政權會發生的事件,像是政府、組織、資本主義市場對弱勢人民進行社會排除與剝削,這可能導致民主國家內部的恐怖主義事件的發生。

其次,九一一事件造成美國贊助許多反恐組織的發展,只要有較多恐怖主義事件發生的地方,美國會提供武力或是資金協助這些國家對抗恐怖主義組織,新聞媒體也會因此聚焦關注。在同時,以往鮮少陳報有恐怖主義事件發生的國家,像是沙烏地阿拉伯或是摩洛哥,明顯的開始出現一有攻擊或人為災害發生,即有恐怖份子聲稱是其所為。這目的是為了提高恐怖主義的受害指數,讓美援增加,像是在2011年阿拉伯部分國家領袖中,不乏有一些陳報恐怖事件發生案件甚至高於阿富汗等地(Erica, 2013)。而又像是2017年十月一日Stephen Craig Paddock在賭城以槍枝掃射屠殺近六十位民眾,造成百人受傷,ISIS立刻聲明Paddock在數月前加入該組織,以恐怖份子的身份並執行了這次的事件。但是其實並非真正恐怖份子所為的,純粹只是恐怖份子虛張聲勢,欲壯大勢力、招攬成員而為。

恐怖主義攻擊的發展趨勢轉向

恐怖主義近年來形成三種趨勢轉向。第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博科聖地(Boko Haram)在伊拉克與奈及利亞的力量已經削弱,但是該組織轉而往其他國家發展跨國的恐怖主義,發展地域不只是中東,尚包括整個歐洲與其他洲。像是恐怖組織博科聖地往鄰近國家入侵,攻擊的事件頻傳,包括西非國家喀麥隆( Cameroon)與尼日爾(Niger)等,都因為該攻擊的傷亡與次數增加而使得在全球恐怖攻擊指標中受害等級有所提升。

其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的附屬團體勢力不斷增加。舉凡法國、比利時、土耳其、科威特、布隆迪共和國、沙烏地阿拉伯、突尼西亞從2015到2016年間,其遭受ISIL恐怖主義攻擊侵害的指數持續上升,這些攻擊事件在巴黎、布魯塞爾、安卡拉等城市都有以跨國群體為基礎的恐怖組織主導,這些都相當類似蓋達組織主導的九一一事件。

第三,近年東南亞的恐怖主義組織運作有白熱化的趨勢。例如2002年10月12日印尼峇厘島的炸彈攻擊、2006年7月11日印度孟買的列車爆炸與2008年11月26日炸彈槍械攻擊、2015年8月17日泰國曼谷的爆炸案、2016年1月 14日印尼雅加達的恐攻。2016年6月28日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手榴彈攻擊。2017年5月23日菲律賓馬拉威遭到「伊斯蘭國」(IS)份子槍枝攻擊。這些攻擊都超過百人喪生、數百人受傷。

恐怖份子透過心理、社會、政治的手段散播伊斯蘭聖戰(jihadism)的宗教理念,以對抗非穆斯林份子。針對許多不實對伊斯蘭信仰的訊息,目前有兩個概念是需要澄清的。

第一,伊斯蘭與穆斯林青年無法融入西方世界的文化,導致與西方世界衝突頻繁。

第二,負面的歐美殖民歷史背景與巴勒斯坦認同促使在中東的聖戰支持者長期反對歐美國家的入侵與統治。

Lahcen waits to cross a street in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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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美與當地文化的衝突加上後殖民的歷史,使得今日的伊斯蘭聖戰在當地得到認同。這兩個常被提及的概念其實是錯誤的(Paolo & Arturo, 2016)。第二代與第三代的新移民穆斯林青年其實並未像其父母一般對原生母國有強大的認同、對歐美國家等殖民母國有極大的憎恨與反感。相反地,這群年輕人能夠融入西方世界的文化、對自己國家的認同是嶄新的、已能打破反西方與支持原生背景文化兩者的對立,這些青年建立了完全有別於該父母的國家與宗教意識形態。因此,吾人必須明白目前是極端主義走向伊斯蘭化(“Islamisation of radicalism”),而非伊斯蘭教走向極端化(“radicalisation of Islam”)(Paolo & Arturo, 2016)。

自從九一一之後,要如何消滅恐怖主義已經成為人民與美國政府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人民因為對政治現實不滿、對國家霸權壓榨的憤恨而成為恐怖份子,然而,很諷刺的是,今日要讓恐怖主義消失,其手段就是建立更強大的政府(Turk, 2004)。例如,政府開始建立更縝密的電子儀器監控系統,監視大眾交通工具、金錢流通貿易往來的紀錄、強化國際訊息流通的檢查、減少直接猝殺可疑的恐怖份子嫌犯的禁止條款、建立特殊的移民法規以阻饒恐怖份子國家的人民移民入境等等,透過強化政府的各種權力來阻止恐怖份子入侵。

到底以暴制暴是不是對付恐怖份子良好的手段?這個議題相當具有爭議,美國曾入侵伊拉克與阿富汗去殲滅恐怖主義,並且施行好多次攻擊。在軍事的擴張與武器資源的增強是美國企圖控制恐怖主義的手段。然而,是否這種非法、強化軍事力量的手段真正能嚇阻恐怖份子?這種對恐怖主義的控制以透過軍事力量的增強與國家機器權力的無限上綱來進行,不也與美國強調的民主與自由理念相反(Turk, 2004)?

全球恐怖主義與川普的反恐政策(下):川普的閉門政策是否有效?

參考文獻
  • Christina, S. L. (2016). Mapping the new global criminal-terrorist networks.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 de la Calle, L., & Sánchez-Cuenca, I. (2011).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errorism.Politics & Society, 39(3), 451–472.
  • Erica, C. (2013).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6(1), 355–378.
  • Gordon, H. M. (2003). Terrorist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6(1), 473–507.
  •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6a). Global Peace Index 2016.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6b).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 Paolo, M., & Arturo, V. (2016). Jihadist hotbeds and local radicalisation processes.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本文經台灣新社會智庫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