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殘忍？這位法官在判案之前，參考了著名的「電車難題」

兩個只能活一個，這位法官為「雙胎胞」父母作出了艱難抉擇

Photo Credit: Trolley Problem / BBC radio 4 Youtube截圖

塵世間，有一些人無論讀多少理論與知識，充其量只是依書直說，難以介入現實世界龐雜的討論和決策；又有一些人，平衡閱讀、思考與實踐，以思想世界支援現世之議論與決策，盼對社會福祉有所助益。

還有印象嗎？大約17年之前，有位法官在苦惱一宗「生死攸關」的判案：

一位名叫麗娜．阿塔德（Rina Attard）的母親誕下了連體嬰雙胞胎，她們被化名作「瑪麗與嬌蒂」（Mary and Jodie）。既然剛才已透露「生死攸關」四字，你們自然猜到應該是雙胞胎健康出了甚麼問題，在她們出生後，醫生判斷「連體」無法同時維持二人性命，必須短時間內決定是否施行分體手術，事後「兩個只能活一個」。

事件之所以提上了法庭，是由於身為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的父母（父親叫Michaelangelo）反對讓醫生施行手術，理由如下：

「我們無法接受甚至思考要選擇讓其中一個孩子死亡，以便讓另外一個孩子活下去。那不是神的旨意。每一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所以我們怎麼可以殺死一個女兒，讓另外一個女兒活下去呢？」

（“We cannot begin to accept or to contemplate that one of our children should die to enable the other one to survive. That is not God’s will.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fe, so why should we kill one of our daughters to enable the other one to survive?”）

Photo Credit: Sanctity Of Life- Mary & Jodie, Conjoined Twins Youtube截圖

醫生難以接受他們的抉擇，雙方各執一詞，最終弄得要在法庭裁決。法官不但參考了歷史上的兩難案例，還有哲學家的思考。包括：

• 震動英國一時，幾位船員在海難後飄浮多日，身體愈來愈虛弱無助之下，最終殺害、分食成員理查．派克（Richard Parker）求生的經典案例；
• 比利時澤布魯日港（Zeebrugge）事件，船員為了大部分人能以繩梯逃生，臨危踢開一位卡在中間無法動彈的成員，事後其他人果然順利逃離，並相信那人經已死亡，事件遭提堂審訊；
• 參考哲學著作如何思考那經典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

法官審慎地對照這些包含「生命取捨」的案例，以衡量這宗「兩個只能活一個」的雙胞胎案，醫生施手術的立場算不算構成蓄意謀殺。經過一輪訴訟後，法庭判決應該為雙胞胎施行手術，最終手術在2000年11月7日進行，也如醫生評估生存機率的結果一致，被迫要放棄Mary的生命，只有Jodie活下來（兩年後傳媒跟進報導，Jodie的真名叫Gracie）。

事件收錄在愛德蒙茲分析「電車學」的事例之中

其實，案件牽涉的抉擇遠比電車難題來得艱難，一來再沒有「生命數量」的明顯差異，只能二活一；二來雙胞胎均屬父母的女兒，帶有濃厚的親情所在，絕非抽象、虛擬的「工人」性命。

結果，法官在迫於無奈與苦思之下， 還是作出艱難的法律及道德抉擇，裁決必須施行手術。即與其坐等二人死亡，還是要忍痛救活其中一人，而非在可預期的結果之下，不作任何判斷取捨。

上述事件包含在哲學家大衛．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剖析「電車難題」 舉引的案例之中。你或許認為，這位法官的判斷應該很輕鬆平常啊，雙胞胎之死大家也不欲見，有需要如此煩惱才能決定嗎？裁決有必要掙扎嗎？在本文稍後部分，你便會明白，世間還有稀奇古怪的想法；請暫且別忘記這雙胞胎案，最後嘗試加以對照。

愛德蒙茲近年著作《你該殺死那個胖子嗎？》（Would you Kill the fat man）是一本啟發性頗高的哲學小品，所針對的議題，正是上述那位法官需要參考的「電車學」（trolleyology）。

面對大轟炸，邱吉爾選擇犧牲倫敦南部的英國人性命

Photo Credit: Aldwych tube station being used as a bomb shelter / Wikipedia

實情，愛德蒙茲為我們追溯這門學問源起，並不那麼「學院、學究味道」，不必然只有某些人很鍾情的思想實驗，或看作是概念小遊戲，而且相關年代說遠不遠，極可能跟第二次世界大戰、邱吉爾有「巧合且間接」的關聯。

相信各位最近記憶猶新，在電影《黑暗對峙》有一幕，邱吉爾面對嚴峻的大撤退難題，他取捨之下，「相信」犧牲在卡萊（Calais）的四千精銳英軍，藉死守牽引納粹德軍，可以製造更多的機會使鄧寇克（Dunkirk）灘頭數十萬英軍撤退，結果四千英軍全數被德軍殲滅；不管此戰術實際效用有多大，還是順利完成了大撤退奇蹟。

事實上，在整場英德對戰的過程中，邱吉爾經常面臨「減少性命損失」的兩難取捨，不管涉及的是英國平民抑或軍人，必須在緊急情況下盡快作出決策。

從1944年6月至9月，德軍依然密集對倫敦進行大轟炸，當時的倫敦人為了抒緩恐懼，還將那些復仇者飛彈（V1s）改了個可愛名字，叫「小飛蟻」（doodlebugs）。在這些小飛蟻狂轟濫炸期間，邱吉爾知悉一個十分好的計謀，原來，德軍前一段時期錯判了轟炸地點，以為一直成功轟炸市中心人口與設施最多的位置，實際上，許多飛彈墮落在南部幾里遠之處，雖然那裏還是有英國平民，卻遠遠沒有倫敦市中心多。於是，英國戰時內閣有了一場相當激烈的辯論：

英軍可以策動間諜，刻意透過內奸持續誤導德軍，令他們繼續炸錯， 讓市中心的英國軍民有更大機率存活。

這也是邱吉爾決策的立場。然而，國家安全部長赫伯．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大加反對，他認為南部被誤炸的地區有不少勞工階級，英國政府「憑甚麼」可以犧牲他們性命，換來市中心的人更大生存機會？難道有權力的政治人物儼如上帝可以決定人們的生死？

「電車難題」概念極可能源起二戰時期邱吉爾的戰時內閣？

Photo Credit: Children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 made homeless by the Blitz /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