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活在中國「銳實力」的陰影下,澳洲也絕不輕易妥協

即使活在中國「銳實力」的陰影下,澳洲也絕不輕易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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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銳實力」的國家,首要關心的並非其自身魅力,而是以利誘方式,令有利於己方的輿論變成主流,從而減低國家在海外經濟項目所遇到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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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底,《經濟學人》以「銳實力」(Sharp power)形容中國日增的國際影響力,意指中國通過收買與攏絡等手段,透過不同平台將一己意志加諸於他國;毗鄰中國、政經深受「中國因素」影響的香港與台灣,對中國這類藉滲透實踐其權力意志的政治操作,應不會感到陌生。

有別於他國較易接受的「軟實力」,這種影響力具侵略與顛覆性、能削弱他國主權,各國因而更為警惕作為「外國勢力」的中國,中國具威脅力的國際形象也因而變得更鮮明具體。

《經濟學人》文章指,澳洲是最早警惕中國「銳實力」的國家。2017年12月中,澳洲工黨第一位伊朗裔議員鄧森(Sam Dastyari)宣佈辭去參議員一職,便捲入收受中國商人金錢利益、繼而就南海問題發表有利中國但與其政黨乃至政府立場相違的言論、主張澳洲「應尊重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的政治醜聞。

事實上,鄧森曾阻止其負責外交政策的黨友與香港泛民人士見面,在2016年9月,鄧森亦因中國政治獻金醜聞而辭去工黨前排議員職務。同年同月,澳洲媒體SBS曾刊登文章〈深度:中國捐贈對澳洲影響有多大?外國政治獻金是否該禁?〉,提到中國商人黄向墨既在澳洲提供政治捐獻、有直接影響澳洲對華商貿政策之嫌,也向雪梨科技大學捐款以建立澳中關係研究所,所長一職由前外交部長卡爾(Bob Carr)出任。

文章特別引述媒體報導,指「卡爾作為雪梨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所主任,發表的不少觀點都與中國的官媒觀點不謀而合」,卡爾亦不斷發表言論,指澳洲以「冷戰思維」對待中國、對中國過於警惕,結果有雪梨科技大學學術人員擔心,澳中關係研究所難以維持「中立和獨立性」。澳洲2017年的其中一項回應,是在12月初收緊有關外國政治捐獻的法規。

在中國陰影下,2017年11月,澳洲出版社因懼怕中國壓力,而延遲出版澳洲學者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的著作《無聲的侵略:中國如何將澳洲變成傀儡國家》(Silent Invasion: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這更是觸動了澳洲人神經;更多人開始擔心,澳洲是否已如書名副題所言,正在成為中國的「傀儡國家」。

同年9月,在新中關係漸入低谷之際,新加坡學者撰文〈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hina studies with Singapore characteristics〉,以澳洲的中國留學生不滿課堂內容批判中國、澳洲教員繼而被迫道歉的案例為戒,主張新加坡院校教授有關中國國情的課程之時,當以國家與本土為本位,以減低中國的影響力、保障新加坡的自身利益。

新加坡大概是比澳洲更早意識與警惕中國「銳實力」的國家—2017年8月,具中國背景的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學者黃靖,被新加坡政府內政部高調取消其居留權,並永久禁止入境,官方的理由,是黃靖乃為某國「代理人」。

澳洲與新加坡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比後者更敢於以明確姿態向中國「銳實力」說不。按2017年12月11日SBS報導,澳洲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以中文發言說「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不容中國干預澳洲內政」;報導形容,這是「澳中建交以來,澳洲總理就中國問題發表過的講話中最強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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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總理滕博爾|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拓展「銳實力」有哪些手段?中國人去選議員

中國「銳實力」概念,源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表於2017年12月初的報告《銳實力:攀升中的獨裁者影響力》(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這份報告以拉丁美洲與中歐專家的觀察與分析,還有祕魯、阿根廷、波蘭與斯洛伐克四國的案例研究為基礎,分析中國與俄羅斯兩國擴大其國際影響力的方式。

報告所理解的「銳實力」,有別於「軟實力」。「軟實力」重視的是吸引力與說服力,「銳實力」側重的,卻是分散受眾注意力、操縱輿論。換句話說,重視「銳實力」的國家,首要關心的並非其自身魅力,而是以利誘方式,令有利於己方的輿論變成主流,從而減低國家在海外經濟項目所遇到的阻力。

報告的其中一位主筆是賈勒德納(Juan Pablo Cardenal)。他是西班牙記者,現旅居於香港,在2014年曾出版《中國的沉默大軍:正以北京形象重塑世界的先鋒、商人、掮客及工人》(China's Silent Army: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這本著作探討的,是中國如何利用海外公民影響世界各國。

賈勒德納認為,中國從媒體、學術與文化三個層面影響拉丁美洲(特別是阿根廷)。中國施行「銳實力」的方式,有幾個途徑:第一,提供免費的中國國情考察與交流團;第二,在他國社會進行拉攏的中國組織,背後都有國家身影,這些組織包括新華社與共青團;第三,拉攏之後,中國積極設定的政治議程,與黨國立場都相當一致,且也明顯是為減弱海外批評中國的聲音。

2016年,中國外交部發表〈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文件提到「深入推進中拉各領域合作」,其中一個領域,是「人文領域」,具體「合作」,包括文化、體育交流合作,教育和人力資源培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交流合作,旅遊合作,學術和智庫交流和民間交往。賈勒德納認為,這些合作倡議,其實是在對應近年拉丁美洲社會開始批判與中國不對等經貿關係的趨勢。

以阿根廷為活動中心、成立於2013年的拉丁美洲中國政治經濟研究中心(Latin American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inese Studies,CLEPEC),其中國合作對口組織,便是中國共青團。這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多是獲得中國獎學金到中國研習的年輕學人。他們在中國接觸到的「國情」研習內容,多具中國官方觀點;關於法輪功、監控社會與言論等議題,他們被灌輸的也多是中國官方的統一口徑。截至2016年,這個中心培訓了約2,000多位學生與公務員。

賈勒德納還提到袁建平的案例。按2015年中國《財經網》的介紹,「袁建平(Fernando Yuan Jian Ping)是阿根廷中國商會(China-Argentina Chamber of Commerce)的高層成員,他在2015年早些時候代表「共和國方案黨」(Republican Proposal)參選,並被選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議員。袁建平向中國出口阿根廷的食用油和酒,並助力有意開采阿根廷鋰礦的中國企業在阿根廷建立聯繫。」

關於袁建平,賈勒德納作了兩點補充:第一,袁建平當選,與中國在阿根廷的政治獻金有關;第二,袁建平在阿根廷居住了數十年,仍然不懂阿國的官方語言西班牙話,且只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本地政策社群對他背景所知不詳。

報告也有提到中國在歐洲的「銳實力」擴張。其中一點,是中國試圖利用希臘影響歐盟;事實上,2017年6月,當歐盟成員國希臘以「這種批評缺乏建設性」為由、阻止歐盟發表聲明批評「中國等國侵犯人權」之時,BBC便曾以「中國與歐盟的關係正在發生深遠的變化」為題報導。

中國在中歐控制當地媒體的手法,同樣令人印象深刻:2015年,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購買捷克媒體公司「Empresa」股權,此後,「Empresa」旗下頗受歡迎的雜誌《Týden》批評中國的文章幾近消失。從香港與台灣觀點看,一切都是那麼似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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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抗「一帶一路」,美日印澳「亞太戰略」迎戰

《經濟學人》報導中國「銳實力」的專題,提到澳洲深受中國「銳實力」困擾、主權受削弱。澳洲當然不是孤例,德國同樣感受到中國「銳實力」的壓力—在2017年12月,德國情報機關表示,中國情報組織利用社交媒體假帳戶、以學者或諮詢公司成員身份,主動聯繫德國政府與議會人員,以收集他們的個人資料。

事實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銳實力:攀昇中的獨裁者影響力》報告,也有談及澳洲。報告指,中國透過利誘滲透到澳洲政界與學術界,其中一大目標是為弱化美國與澳洲的聯盟關係。在這個背景下,閱讀澳洲發表於2017年11月的外交政策白皮書,便頗具參考意義。

澳洲的白皮書強調,世界已變得複雜多變,國家變得脆弱、人口流動、如氣候變化等環境議題,是澳洲未來發展不能忽略的世界趨勢,這份白皮書因此將舉國家安全、國家力量與國家機會列為三大主題。

《ABC News》有文章介紹白皮書內容時,特別著眼於澳洲與中國的關係,並且引用澳洲總理在白皮書序言的一句:「Australia must be sovereign, not reliant.」報導形容,中國已然成為澳洲生存的憂患因素,因為中國乃為威權政體,其崛起已在影響國際社會的價值觀;於此脈絡下,澳洲外交政策白皮書是在提醒,澳洲與中國皆有不同的價值觀、利益與政治以及法制。

白皮書相當強調澳洲的價值觀:澳洲是民主國家,重視自由,主張全球開放、反對保護主義,力求國際社會以法治精神行事,重視國際自由航海權,澳洲在國際政治之中當力求保存國家既有生活方式。這些價值觀顯然與中國有所差距,也意味澳洲對中國崛起相當警惕。

澳洲外交政策白皮書的基本思維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澳洲視美國為重要盟友、支持以美國為要的國際體系,應繼續與「五眼聯盟」(FVEY,另外四眼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與紐西蘭)維持緊密的情報合作,亦應加強與印度以及日本等國的國防合作,抗中意識相當清晰;白皮書眼中的中國與澳洲關係,則限於經貿合作,其中一個中澳新合作項目,是澳洲於瀋陽設置新的領事館。

於澳洲發表外交政策白皮書的同月,美國、澳洲、印度與日本重啟「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此一對話最先在2007年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但其後因北京對而遭擱置。

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訪問東亞時,重啟對話的建議再被提起;事實上,特朗普在行程當中,以「印度洋—太平洋」的地域名稱,取代美國政府沿用多年的「亞洲—太平洋」稱號,這多少反映「四方安全對話」的戰略意涵——已然被中國商人馬雲收購的《南華早報》,便有報導文章,這是為抗衡與圍堵中國。相對親中的台灣《中國時報》也認為,美澳印日四國的「印太戰略」,是為對應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

台灣學者吳介民的近著《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書背如此介紹「中國因素」一詞的源起:「『中國因素』一詞最早出現於2009年,吳介民在一篇文章中論及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的影響。但事實上,中國因素影響所及不僅是政治,舉凡族群、文化、宗教、社會、產業,無處不在;而其影響方式除了直接施力,也透過台灣在地協力者間接影響,其施作方式更為複雜、幽微,甚至往往更為有效。」

不論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報告,還是澳洲外交政策白皮書,大概都只是2009年吳介民所提「中國因素」概念的西方變奏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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