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擔任加薩拘留營守衛的12天:這些人尖叫,是因為我的猶太國使他們尖叫

我擔任加薩拘留營守衛的12天:這些人尖叫,是因為我的猶太國使他們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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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每到夜晚,一旦某些年輕人的防線在審訊房被擊潰,以色列國安局會把遭逼供的年輕人的親友名單,交給控制加薩城市的以色列傘兵。然後在大門站崗的人,譬如我,就會看見傘兵的吉普車在午夜後離開拘留營,朝實施宵禁的被占領城市長驅直入,逮捕據稱對國安造成威脅之人……

文: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

看守拘留營(一九九一)

占領開始二十年後,奧菲拉成立十二年後,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群起反抗以色列持續的軍事統治。數萬人湧上街頭。城市、鄉村、難民營的抗議排山倒海。史無前例的巴勒斯坦人叛亂挑戰以色列,而且差點打倒了以色列在占領區的統治。但猶太國震驚之餘立刻發動反擊。猶太國動員軍隊,並將軍隊訓練成可執勤的警力。猶太國用國安局「辛貝特」(Shin Bet)對付手無寸鐵的起義民眾。

以色列軍隊在短短幾個月內建造出許多拘留營,用來監禁被軍事法庭定罪的數千名巴勒斯坦人。大起義的騷亂在幾年內冷卻下來。堅定有系統的壓迫手段發揮功效。巴勒斯坦人的努力徒勞無功。群眾示威隨之消散。群眾起義將逼使以色列終止占領的想法也證明無效。數千名巴勒斯坦平民在拘留營裡凋零。然而,在許多方面,監禁大批平民使以色列的民主認同蒙塵。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是個即將當年輕爸爸的記者。我到某個距離盧德不遠的軍事基地報到,履行年度後備義務,當下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分派到什麼任務。一聽說要到某個加薩的拘留營擔任監獄看守,我內心震驚不已。我是反對占領的反戰分子,我不願意妥協我的信仰,於是我生平頭一遭認真考慮要觸犯法律,拒行後備義務,然後去蹲苦窯。

但正當以色列國防軍的巴士載著我和其他後備軍人南下,我想到更好的主意:我要寫下這段經歷。我要把以色列公民頓時被變成軍隊監獄看守的經驗形諸筆墨。我相信記錄占領會是比拒絕參與更有效的抗議。我在停留加薩海灘拘留營的十二天裡勤做筆記,然後在離開後的三天,將筆記整理成一篇三千字的報導。〈在加薩海灘〉首先由《國土報》刊載,而後登上《紐時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等到文章翻譯成英文時,我的大女兒塔瑪拉(Tamara)已經出生。


拘留營的周邊環境宜人,和地中海海濱的白沙相距僅幾百碼。清晨六點,當漁船出海,我感覺自己像是身在五〇年代的克里特島(Crete)。西邊的風景教人神往:湛藍的晴空,藍綠色的浪濤,滿懷希望出港的漁夫。但吹向我所在瞭望塔的清新微風,一路向東吹,吹進鐵刺網圍欄,拂過深色的軍事帳篷。它使被監禁的巴勒斯坦人精神一振,也使監禁巴勒斯坦人的猶太人精神一振。

瞭望塔的守衛們欣賞清晨海上變化多端的色彩。早起的俘虜也一樣。在鐵皮屋廁所裡,兩名俘虜踮起腳尖,抓著唯一能夠看見地中海的窄窗。總有一天,當自由的巴勒斯坦建國,其政府肯定會把這塊地租給某個想蓋「加薩海灘地中海俱樂部」的跨國企業。總有一天,當和平到來,以色列人會選擇這裡作為出國短期度假的目的地。他們會坐在這片藍綠色海水邊,品嚐白酒,大跳森巴舞。回國之前,他們會在國際航站有空調的免稅店購買巴勒斯坦刺繡黑禮服。航站的一邊是欣欣向榮的以色列,另一邊則是天下太平的巴勒斯坦。

但自由的巴勒斯坦暫時不存在,天下也還沒太平。因此我們必須把上午的運送準備就緒。鐵絲圍欄下站著一長排穿藍制服的俘虜,而那些用M-16槍管戳他們的人是我的弟兄們。在四月清晨的幽微天光之中,猶太士兵牢牢抓著手裡的步槍。他們命令俘虜停止,前進,停止。在清新微風從海面吹來的同時,他們命令俘虜把手伸到身體前面。一名年輕士兵為他們一個個套上手銬。

這裡是加薩海灘拘留營(Gaza Beach Detention Camp)。這只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後幾年內草草搭建的眾多營地之一。被監禁在此的巴勒斯坦人超過千人。他們絕大多數不是恐怖分子,而是遊行示威者和扔石頭的人。很多人還是青少年。他們當中有些個頭嬌小,應該還是小男孩。

拘留營有兩間審訊房和四個建築群。每個建築群裡有十二頂老舊的棕色軍事帳篷。每頂帳篷住有二十到三十名俘虜。在過去,一頂帳篷可能擠了五十到六十個人。現在的情況已有改善,而且被認為是合理的。

每個建築群四周都是傳統鐵網圍欄,上方還加裝了鐵刺網。在圍欄外有供監獄看守行走的狹窄通道。然後又是一道最外層的圍欄——用水泥填充金屬桶搭起來的某種臨時牆。當監獄看守在兩道圍欄間來回走動,我發現被關押者和關押者的界線模糊。整座營地就像個偌大的隱喻,暗示每個人都身不由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被圍困在此。

拘留中心配有十二座瞭望塔。部分猶太士兵訝異於這些瞭望塔激似他們在學校課本上看到的某些塔樓。但他們的震驚純粹是情感作祟。興建於四〇年代歐洲的眺望塔,全是由德國和波蘭出產的厚重木頭搭建,加薩海灘拘留中心的塔樓則是用以色列加利利生產的輕薄金屬搭建。塔樓有探照燈,但鮮少使用。這是因為營地整晚都有數百根路燈的超強黃光照明。若供電系統沒有按規定在破曉時關閉,燈泡和燈塔會在白天的光線中持續發亮。

拘留中心有一間集體用餐大廳,一間食堂,數間浴室和廁所。巴勒斯坦人俘虜每天要到以色列士兵的廁所刷洗三到四次。但有些士兵還是不滿意巴勒斯坦刷洗工的衛生標準。拘留營還有一批留給後備軍人的帳篷,一間指揮官辦公室,以及一個作戰指揮室。營地有兩間廚房:一間給監獄看守,一間給監獄俘虜。兩間廚房只隔著一面網子。有時看守廚房的咖啡告罄,他們的廚師會向網子另一側的俘虜廚師要兩、三包無味的咖啡。醫療診所裡也能見到同樣的共存情況。醫生幫被審訊官弄傷的俘虜包紮大腿後,緊接著幫後備軍人處理眼睛感染。一切井井有條。加薩海灘拘留營按規矩運作。


主事軍官在綁手綁腳的條件下盡其所能地管理拘留營。他們是正直的人。在他們的要求下,俘虜得到不虞匱乏的食物和香菸,而且政策賦予俘虜可觀的自主權。絕大多數情況下,俘虜可以掌管自己的廚房,有自己的軍需官和專屬軍需品。監獄指揮高層和俘虜的領導階層每天都會進行協商。協商使這裡的人能夠安然無恙的度日。距離某軍官射殺一名試圖攻擊他的俘虜至今已過了兩年——該軍官在這名年輕人倒臥血泊後仍持續開槍。今非昔比,如今家人和律師每個禮拜五有探訪權。另有紅十字會定期來訪。

但空氣瀰漫邪惡的氣味,就連地中海的微風也無法帶走。雖然既不公平又無憑無據,不祥的徵兆無所不在。在這裡,邪惡的氣味不是反以色列政治宣傳散布出來的,而是不經意地從士兵習以為常的語言中洩露。當A起床到其中一間審訊房執勤守衛,他會說:「我要去宗教裁判所了。」當R看見一排俘虜在友人的M-16槍管指揮下朝他走來,他會入戲地低聲說:「看。『行動開始了。』」就連強烈支持右翼觀點的N都向每個願意聽他說話的人抱怨這地方像座集中營。M皮笑肉不笑地說他在大起義期間累積了超多天後備義務,上級很快就會拔擢他擔任資深蓋世太保。

我向來憎惡這個徵兆,哪怕有人只是稍微暗示,我也會和對方辯得面紅耳赤,可是就連我也感到難以抗拒。關聯太強烈。當我看到男子從一號棚隔著圍欄呼喊住二號棚的男子,向他展示女兒的圖畫,邪惡徵兆便浮上心頭。當一名剛被逮捕的年輕人在等待我下口令時,展現恭順、驚慌和冷靜自持的複雜情緒,邪惡徵兆便浮上心頭。當我瞥見鏡中的自己,驚訝我竟身在此地,在可怕的拘留營擔任監獄看守,邪惡徵兆便浮上心頭。還有,當我看見身邊上千名人類被關在畜欄、鐵籠裡。

我像個信念動搖的信徒,逐一檢視長長清單上的反駁論述,所有眾所周知的差異。最顯而易見的一點,這裡沒有火葬場。然後在三〇年代的歐洲,兩個民族之間沒有生存方面的衝突。奉行種族主義學說的德國是組織嚴密的邪惡。德國人並沒有面臨任何真正的危險。但我後來意識到問題不在於相似之處——不會有人真的認為拘留營和集中營有實質的相似之處。問題是出在兩者沒有足夠的不相似之處。缺乏相似之處不足以一勞永逸地弭平邪惡的回音。

也許辛貝特是罪魁禍首。每到夜晚,一旦某些年輕人的防線在審訊房被擊潰,以色列國安局會把遭逼供的年輕人的親友名單,交給控制加薩城市的以色列傘兵。然後在大門站崗的人,譬如我,就會看見傘兵的吉普車在午夜後離開拘留營,朝實施宵禁的被占領城市長驅直入,逮捕據稱對國安造成威脅之人。當傘兵帶著十五、六歲男孩搭乘軍隊車輛歸營時,我人還在大門站崗,男孩們咬牙切齒,眼睛瞪得斗大。有些時候,他們已經遍體鱗傷。士兵聚集觀看他們脫衣服,看全身只剩內褲的他們顫抖。當他們害怕得直打哆嗦,在占領區擁有一間塑膠工廠的S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怎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問道。「我們怎麼會追捕起這些孩子?」

或者,我該怪罪營地醫生讓徵兆縈繞不去。他當然不是門格爾,但當我在半夜叫醒他,請他治療剛被送進來的其中一名夜間被拘留者——光腳、瘀傷,看起來好像正癲癇發作——醫生卻對他咆哮。儘管這名被拘留者才不到十七歲,哀嚎說他的背部、腹部和心臟一帶剛被毒打,儘管他全身上下確實都有可怕的紅色痕跡,醫生對他嘶吼,「我真希望你死了。」然後他轉向我,笑著說:「我真希望他們全都死光。」

又或者,我之所以無法停止腦袋中的比較是因為那些淒厲尖叫。值班即將結束之際,我從後備軍人帳篷走到浴室,忽聞可怕的尖叫聲。我穿短褲拖鞋,肩頭披著一條毛巾,衛生紙在手裡,突然被審訊房通電圍欄另一端傳來的尖叫嚇得一動不動,那是令人寒毛直豎的尖叫。根據我讀過的人權報告,我知道圍欄後可能正在發生什麼事。他們是不是正在執行「香蕉綑綁」酷刑,還是其他更殘忍的拷問手段?抑或只是採用毫不掩飾的、傳統的痛毆?

無論用怎樣的酷刑,我知道從這一刻起,我將不得安寧。距離我洗淨一天塵土汗水的浴室五十碼外,有人尖叫。距離我吃飯的集體用餐大廳八十碼外,有人尖叫。距離我睡覺的床鋪一百碼外,有人尖叫。這些人尖叫,是因為和我穿相同制服的人使他們尖叫。這些人尖叫,是因為我的猶太國使他們尖叫。我鍾愛的民主以色列,以有條不紊、井然有序且絕對合法的方式,使他們尖叫。

我告訴自己不要激動。不要妄下結論。哪個國家沒有陰暗地窖?哪個國家沒有國安局、特殊單位和不為人知的審訊中心?我只是運氣不佳,被送到能夠聽見各式各樣尖叫聲的地方。但隨著尖叫愈來愈淒厲,我知道我剛剛對自己說的話沒有半點真實。因為在這個審訊中心,他們審問的對象不是危險的間諜、叛國者或恐怖分子。這裡沒有定時炸彈。數以千計的人被關押在以色列近年來興建的多間監獄建築。很多人都遭受嚴刑拷打。拘留營眼前面對的不是十幾名危險的敵軍幹員,也不是策劃周密的反間諜行動。拘留營的任務是瓦解群眾起義,強行占領另一個國家。

因此我在這裡看到聽到的真相是,我們舉國上下——銀行員、保險仲介、電機工程師、零售商、學生——監禁他們舉國上下——磁磚工、粉刷工、實驗室工人、記者、神職人員、學生。這是在西方世界不曾發生的現象。這是任何民主政體絕不容許的系統性暴行。而我是暴行的一部分。我聽命行事。

尖叫聲漸漸轉弱。他們開始啜泣、哀嚎。而我知道自此之後一切都將不同。聽過他人尖叫後的人,將不再是同一個人。無論是否對此採取任何措施,他將不再是同一個人。而我曾聽過他人尖叫。我現在還是會聽見。即便那些尖叫的人不再呼天搶地,他們還是在我耳裡尖叫。我無法停止聽見。


儘管不存在比較的基礎,我開始瞭解站在別的地方看守其他被關在圍欄內之人的其他警衛的心情。這些警衛如何能夠對別人的尖叫充耳不聞。因為在多數情況下,邪惡之人不知道自己的邪惡。從事暴行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不過是聽命行事。或是等著被升官,或是為了生活身不由己。其實他們一心只想回家,安然無恙地回家。他們煩惱自己該繳的稅,擔憂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問題。但他們一邊想著家、妻子和待繳帳單時,手裡也不假思索地握著武器。他們盯著圍欄,在圍欄後,有啜泣聲傳出。

多數後備軍人初來乍到時都備受震驚。他們對於人被在關在牲畜棚的景象感到不可置信。第一次聽到尖叫聲時,他們都嚇壞了。可是在六十名後備軍人當中,只有兩個人拒絕在審訊房執勤守衛。只有四、五個人為此天人交戰不已。其他人學著適應。在拘留營待上一兩天後,多數後備軍人幾乎已對人困在鐵刺網裡的景象習以為常。審訊房變成每日例行公事的一部分,彷彿世道人心如此。彷彿這是以色列國防軍的本分。履行義務頭幾天浮上心頭的道德疑慮,被士兵生活的單調乏味取代。下一次休假是什麼時候?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打電話回家?新制服什麼時候會送到?畢竟,這裡不過是眾多軍隊基地之一。只不過這個基地不負責保衛國界或訓練士兵作戰,而是專職於監禁男孩。這座軍隊基地把戴頭罩的男孩推到操場上放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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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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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
譯者:葉品岑

這幾乎可以說是一部絕無僅有的著作。亞瑞.沙維特在本書中以一種不可思議的誠懇,鉅細靡遺地挖掘在建國之前與之後,為了回到這片「我的應許地」,以色列人曾對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暴行。這麼做,是因為作為一位建國先賢的後代,他對以色列的愛讓他不願意再蒙蔽自己,不願再讓以色列人生活在自欺欺人的幻覺中。然而,同樣的一份愛,也讓他相信以色列民族值得繼續生存在這裡。

於是他再次出發,去考察發生在這片應許地上的人與事。在檔案文獻中、旅行中、與關鍵人物的訪談中,他沿著歷史的軌跡探幽掘微,努力還原事情真相。從1897年他英國籍的曾祖父代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初訪以色列考察開始,1920年代的開墾拓荒史、1940年代愛國神話「馬薩達」的形成、1948年建國戰爭中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與驅離、中央計畫與集體主義鞏固的社會安全、「屯墾區」與「拘留營」帶來的政治災難與道德枷鎖,一直到2000年後新自由主義與高科技產業創造的蓬勃經濟,以及伊朗核武野心與阿拉伯之春後的動盪對以色列安全造成的挑戰。

然而,《我的應許地》不只是一部以色列的當代史,更是以色列民族的心靈史,呈現了他們的苦難、他們的渴望、掙扎與懺悔。我們會看到被歐洲母親遺棄的猶太人終於「活得像人一樣」的振奮、納粹屠殺倖存者的喘息、為了重生而否認過去的痛苦壓抑、鑄下大錯的宗教狂熱、左派對和平一廂情願的幻想,等等。

在各個充滿爭議的主題上,沙維特以謙卑的自省能力保持了眾所推崇的公正與深刻。同時,他也痛心疾首地對今日的以色列提出尖銳批判,包含了沉醉於安逸享樂之中而忘卻了祖輩建國之艱辛的資本社會,以及失去宏觀戰略遠見、陷以色列於內憂外患之中的統治菁英。以色列曾經復興,但她是否將走向災難?

猶太人曾是世上最悲慘的民族,如今生活在世上最險惡的地區。以色列是當今西方世界唯一生存受到威脅的國家,也是西方世界唯一對他人進行軍事占領的國家。《我的應許地》是理解以色列這個矛盾的一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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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