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正視新移民的「弱勢」地位，才能讓他們不再被忽略

文：余正遠（千禧年世代的小小原子。立志當一個平凡的人，但發現那有點難。）

在一堂有關社區媒體的課堂上，老師問道：「在座同學不是在台北出生，或者『除夕到初二』不在台北的，請舉手。」大約1/3的同學都舉了手，包括我在內。

老師接著說：「就是你們，畢業後通通回鄉做社區媒體的你們，都擠在台北幹嘛？」當時同學們哄堂大笑，老師說得很在理，我卻突然有種無奈，一種被忽略的無奈。

就是那一刻，那一個轉瞬即逝的無奈，我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在主流話語中被忽略的位置，那就是「新二代」的位置。

隨著東協的經濟地位提升，我國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新二代在台灣社會終於不再受到符號滅絕式的對待，儘管在社會主要的訊息傳輸渠道－大眾媒體中，仍幾乎不見新二代的身影，但已有越來越多新媒體嘗試探討新二代的議題。大多數報導從文化磨合的角度切入，強調原生家庭的環境使得新二代難以融入台灣社會，「語言」尤其是最大的障礙。

不過，也有反對邊緣化再現新二代形象的聲音，主張新二代與台灣「主流」社會中的人一樣，不需要特別的照顧，這種照顧指得可能是特別的「跨國銜轉」，抑或指經濟上的協助。

呼籲不以異樣的眼光看待新二代，絕對是良善的立意。不過這樣的立場大多流於不引起爭議的「政治正確」，或是偏狹的「同化迷思」（myth of assimilation），也就是一再強調有限的成功案例，而忽略了一個族群中存在的絕大多數弱勢。

因此在新二代的議題上，我是絕對支持「差異政治」的觀點的。我們必須正視新二代（或新移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弱勢地位，給予其特殊的安排和實質優惠，而不是一直用「平等」的態度，造成變相的社會歧視。

太多太多難以適應學校生活的新二代故事被報導出來，絕大多數是因為生活環境不斷改變、徘徊於兩國之間，導致語言和文化隔閡直接影響了孩子的教育。即使母語是中文的我，也曾遇過這種問題，從出生待到五歲才來台灣的我，剛來台時也一度不適應與幼稚園同學的相處。幸好幼稚園主任耐心輔導，我才能在後來的教育軌道上一路順遂。

唯有真正的去面對一個族群的問題，將之擺放在公共頻道上，以公共的語言，進行公眾的探討，才有可能讓社會從根本上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持續在媒體上暴露新二代議題，才能讓更多人注意到，甚至加入這個議題的討論。就像LGBT與婚姻平權議題的演進一樣，唯有媒體報導得頻繁了、輿論的聲浪高了、大眾接觸得多了，才會有越來越多人深入了解，進而促進社會觀念以及政策法治的轉變。

儘管談到家鄉認同時，我總有「被忽略」的感覺，但其實也不乏暖心的時刻。

大學時擔任系學會主席，時常與教授們一同參與系務會議。在一次課程改革會議上，有位老師提議將越南語、印尼語和泰語等東南亞國家語言，納入畢業的外語檢定參考門檻。當時多數老師連連稱是，並以新住民族群人口高漲等論調來附議，但有一位老師不認同。

我記得那位老師說道：「很多新二代出生在經濟弱勢的家庭，難道我們真的認為，在這個富者掌握教育資源的時代，大多新二代會有機會進入、享受頂大的教育資源嗎？」

會議室沉默良久，我點點頭表示贊成。

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新二代身分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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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