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治淪為算計的工具,馬華青年該如何另尋思想出路?

當政治淪為算計的工具,馬華青年該如何另尋思想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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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華社會華裔青年如何面對語言和價值創新的匱乏?如今可見許多社會空間都提供學院外的知識學習機會,但知識創造不是把它從體制中解放出來而已。如何改變對知識的編纂、思考、分類與批評,更至為關鍵。

文:魏月萍(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亞際書院新馬召集人、南島論壇發起人)

讀王汎森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書中多篇文章皆論及中國民初以來思想界的思想傾向與精神氛圍,尤其是青年群體的思想狀態。民初以來的青年,由於對現實政治的徹底失望,又不知最終希望之所在,不少青年導向無政府主義。此外,青年也思及如何在新舊思想轉型當中,重建自我的價值、關注人生觀的抉擇,以及如何認知世界,應當追求怎樣的價值等問題。

有意思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青年,為何某一代人會特別強調自己為「青年」?王汎森認為「這種突出自覺與強調,即帶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例如從中國近代以來,「革命青年」「新青年」「進歩青年」等自我意識的認定,都說明了青年在時代中的困惑、煩悶、不安;但另一方面,又展現其「轉喻」的積極面──「將現實生活中的困惑、苦悶、挫折轉換為明確可解的理由,最後都導向有意義的共同行動。」

這讓我想起2015年在杭州中國美術學院有關「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的會議,最後一個座談環節,一位20多歲年輕女生的發言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是《破土》網站的編輯之一,自認為左派的信徒,在台上亢奮的介紹破土年輕同仁們的理想,如何通過知識論述抵抗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關心底層民眾的生存境況等。當時心裡在想,是怎樣的一種知識和文化養成,讓年輕的她在眾多的思想和人生觀競爭的當中,選擇了「左」的哪一邊。

後來也認識幾位上海的青年,他們在定海橋這個地方,辦了一個名為「定海橋互助社」的知識空間,結合歷史、文化、思想和藝術行動,讓不同的知識與思想,經由各種媒介來連結與擴散。他們當中有策展人、大學老師、藝術工作者,以及來自各不同學校的研究生們。

這樣的連結方式,不斷挑戰知識發生的可能,包括有趣的「民煮食堂」,頗有知識生活化的意味。原本只是一個工人社區的定海橋,在不同的「知識互助」底下,建立起「由下而上」的公共知識群體。

馬來青年的改變動力

反思與參照馬華社會的青年群體,究竟可以映照出怎樣一種青年形態?近日馬來青年成立「馬來西亞青年組織」(Malaysia Muda),背後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實來自1946年的馬來激進左翼政黨「青年覺醒團」(Angkatan Pemuda Insaf,API)。雖然「馬來西亞青年組織」的思想動力源自青年覺醒團,但其有不同的組織定位,即在於「非政黨組織」。

這樣的姿態其實說明欲超越政黨政治的意向,尋找能夠集結社會年輕力量的方式,並試圖建立另一種替代敘述(alternative narrative)來轉化政治,以對抗長期被族群因素制約的國家敘述。

「覺醒」和「改變」不僅是「馬來西亞青年組織」的行動關鍵詞,也是馬來青年知識想像與創造的重要動力。除了最直接走到街頭抗爭以外,「對話計劃」(Projek Dialog)、「書的講座」(Kuliah Buku Kubu)、「街頭書坊」(Buku Jalanan)等,無論是通過講座、課程、電臺廣播、臉書直播,抑或流動式的知識傳播方式,例如「書的講座」通常在占美回教堂(Masjid Jamek)快餐店裡直播討論有關女性主義、羅興亞難民、俄國革命等議題,都旨在向大眾傳播知識是一種解放而非壓迫的思考。

馬華社會華裔青年的當代面貌又是如何?青年們如何認知自我?如何面對語言和價值創新的匱乏?當政治願景被迫綑綁在舊政治體系,政治僅能成為算計、利益、資源分配的工具,而非是人們幸福生活的合理安排時,該如何尋找另外的思想出路和行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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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進歩青年的「自我」

在吉隆坡參與好幾場講座,不斷聽到青年對時下社會感到無力、受挫、失落等煩悶的言詞。究竟要如何「問題化」青年的煩悶?思考青年的煩悶,是一個嚴肅的思想問題。它不該被視為無病呻吟,因為它和整體的政治文化、社會結構,甚至是精神價值以及人生信仰等密不可分。

尤其是經過烈火莫熄(Reformasi)至多場淨選盟(Bersih)集會洗禮的民眾,有者從少年成為青年,有者從青年成為中年。可是當「換政府」成為政治和社會改革唯一的訴求時,在這十年的社會運動歷程中,無不經歷情緒與情感的高迭起伏。

「業餘者」知識團體在去年出版的《知識分子》小誌,不少文章叩問華裔「知識青年」的問題與困境,以及突出對「進歩青年」的期許。其中有幾個鮮明的特徵,例如:擺脫華團模式、走出華社本位思維、成立小型知識團體、尋求體制外的知識等。這亦是一些青年在經歷長期的失望、失落、挫折以後,試圖重新建立青年的社會角色,並且尋找以知識介入社會的方式。

這當中實又渉及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如何看待青年的「自我」,二是知識成為轉喻行動的可能。

過去在中國近代語境談自我,其中的一種邏輯,乃是把自我的完善和社會、國家的完善關聯起來。因此對青年行動的心理素質,以及自我的建構賦予「良善」的要求。同時把自我的倫理意識以「公共心」作為一種檢驗的基準。

類似的自我,固然脫離不了儒家修身的倫理觀念,但援此為例,不外為追問,馬華社會進歩青年的自我,應當具有怎樣的價值意識與精神追求,以提供其面對外部環境嚴峻的挑戰?而這個自我又具有怎樣的個體意識,如何把握個體和社會、國家以及其他群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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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魏月萍

「煩悶」轉喻為知識創造

自我不必然是抽象的命題,簡易而言,它即是自我期許想要成為怎樣的一個「人」,例如一個有意識的人,必是傾向於反思的、批判的、具有獨立意識以及人生追求方向,能清醒意識所謂的問題是什麼等。許多時候,煩悶心理的產生,是把自我投射在集體意識當中,在集體失落情景中,忽略了自我的轉化與轉喻的能力。

其次,當知識成為一種轉喻行動,意味著當青年們意識到煩悶的心理結構,實際上和如何說明、如何解釋以及如何提出一套解答的知識困難相關時,知識創造或可以成為克制煩悶蔓延的出口。

如前面所提及的定海橋的例子,「連結」是一個重要的行動,它使一些資訊相對不甚流通的城鎮,或被人遺忘的歷史性地方,透過各不同的活動,以人為知識的中介,讓知識和生活結合。此外,知識扮演連結的中介,不同青年的自我碰撞,開啟了運動、實踐知識的想像,同時也促成自我轉化與社會轉化連結的契機。

如今在馬華社會可見傳統空間(華團、華教、基金會等)或現代社會空間(藝術、圖書館、書店、咖啡館等)都提供學院外的知識學習機會,破除了知識的「中心與周邊」的固定位置。

但知識的創造不僅在於把知識從學院或體制中解放出來,如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知識社會史》中提及,如何改變對知識的編纂、思考、分類與批評,更至為關鍵。而多元的知識創造,最後又將歸結到一個問題:如何提供處理知識和傳播知識的方式?知識認知的轉換,也會連帶影響對自我的認識,以及看待社會的方法。

可見倘若能克服「煩悶」的心理結構,也有導向有意義行動的可能;而思考青年的煩悶心理和轉喻方式,亦是梳理社會心理、精神意識與知識狀況的其中一種方式。

本文獲當代評論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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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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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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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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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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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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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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