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成為沉默大多數,才能看見「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拒絕成為沉默大多數,才能看見「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韓國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中有一個角色,她從不認為這世界會因為勇敢站出來變得更加美好,但在她的舅舅被政府逮捕入獄之後,也跟著走上街頭成為抗議者的行列——威權統治者有著下不了台的包袱,只有眾人的力量,才能推翻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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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里歐趣

韓國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講述全斗煥政府底下的反共調查組織將大學生朴鍾哲刑求致死的前後事件,政府本想掩蓋過去,後被追蹤大學生刑求案的記者爆料出來,引發軒然大波,之後,全韓國因大學生遭反共調查組織刑求致死的事件,掀起1987年的「6月民主運動」,示威抗議活動在全國各地開花,反全斗煥的軍事獨裁政權,要求改革開放民主化。當時因民主運動而被政府列為匪諜、政治犯的死傷者或失蹤者,族繁不及備載,「反共」在全斗煥政府的操作之下,成了思想暨言論箝制、剷除政治異己的絕佳工具。

現今韓國的民主,是當時的民運分子豁出性命,頂著腥風血雨爭取而來的。

漠視的結果,就是讓鍾愛的事物被不民主奪走

片中的角色「妍熙」本為多數的沉默者之一,認為這世界不會因為你我勇敢站出來,變得更加美好,直到其舅舅被政府以匪諜之莫須有嫌疑逮捕,她的想法有了巨大轉變。電影的最後一幕,她和眾多韓國人民站在一起,控訴全斗煥政府的殘暴,強烈要求民主,那是一種心理狀態的轉變——她深知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事外。

許多人耳熟能詳德國納粹極權統治的受害者馬丁.內莫勒(Martin Niemöller)神父說過的一句話:「當納粹逮捕共產黨員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當納粹逮捕社會民主黨員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黨員;當納粹逮捕工會主義者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主義者;當納粹逮捕猶太人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逮捕我時,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抗議。」

多數人會認為,當沉默螺旋的一份子是最安全的選擇,事實上自由、民主等等基本權利的保障並不如想像的「牢固」,那需要靠人民努力維持,令國家機器不敢侵犯,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但不民主鐵定可以輕易剝奪吃飯的基本權利。

害怕失去,使多數人落入了沉默螺旋

沉默螺旋現象要視當時的時空環境、社會氣氛,以利判斷、分析。以《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的全斗煥威權統治時代來看,當時的政府將這些民主運動人士冠上「匪諜」、「通北」的罪名,利用官方媒體指控他們收了北韓的錢,滲透南韓從事內部破壞。通匪的資訊擴散後,再放任資訊於一般民眾之間發酵,後果如何自不待言。

更重要的一點,以當時的情況來說,從事民主運動要背負全家可能遭殃的風險,最為寶貴的生命亦可能就此失去,代價如此高,鮮少有人能鼓起勇氣承擔,沉默螺旋現象成為常態,反倒不是意外之事。

威權統治者不願,也不能低頭

「為什麼威權統治者都要等到輿論壓不下來才要低頭?」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我們稍微思考,一個威權統治者或更極端的極權統治者為了維繫他們的政權正當性,會做出哪些事情?那些勾當絕對骯髒到你我難以想像,甚至可怕到令人髮指,一但輕易交出政權,他們將再也沒有身分的保護,所以做過的骯髒勾當和非法行為皆會被問罪,手中握著的榮華富貴化為泡影。

舉之前的朴槿惠醜聞案為例,朴槿惠之所以死撐在青瓦台,一來是期待輿論會自動冷卻,即使任期屆滿卸任後將面臨法律的追訴,也不會有那麼多人關注;二來朴槿惠若下台,她的所有一切、以她為首的政治勢力將全部崩盤。

朴槿惠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朴槿惠並非威權統治者,可她絕對是不適任者,威權統治者面對巨大的民主輿論聲浪,其最後的掙扎及心理狀態類同朴槿惠下台前的狀態。悠悠歷史告訴我們,期待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幾乎是不可能的,藉由巨大外力迫其改變,更甚者是推翻,這才是歷史的常態。

只有「眾人」的力量,才能推翻「獨裁」

韓國經過「六月運動」後,逐漸邁向民主化。1987年6月29日,全斗煥承受不住全國性的激昂運動所帶來之壓力,遂由盧泰愚代表執政黨宣布接受反對黨所提出的一連串政治民主化建議,史稱「629民主化宣言」,內容包括:實行總統直接選舉的制度、實施公正選舉法、對受監禁的政治犯實行大赦、保證基本人權和法治、保證新聞自由、實施地方自治、確保政黨的基本權利、保障社會穩定、促進公共福利,為韓國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

民主運動的過程中,縱有犧牲者,人亦在艱苦之下,展現人性最為光輝可貴的一面,捨棄小我,追求偉大的價值實踐。電影的最後,呈現給觀眾當時的照片、紀錄片,提醒觀眾勿忘我們享受的民主黎明,是前人在漫長的威權統治之中,民主運動人士流血爭取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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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