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低頭》︰新自由主義的生命政治

自食其力、安分守己的模範公民，如何被國家一步一步趕上絶路？康城金棕櫚獎電影《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中，戴夫．莊斯（Dave Johns）飾演的丹尼爾．布萊克是一位資深的建築工人，在臨近退休之際突然心臟病發，醫生診斷為「暫不適宜工作」而必須在家休養。「手停口停」，沒有工作生活自然無以為繼，丹尼爾不願接受同儕的幫助，遂向政府申請生活補助以維持靜養期間的基本開銷，過程卻處處碰釘。由填寫表格開始，官僚以各種繁文縟節、強人所難的行政程序將他的自尊徹底摧毀，最後驅逐到社會保障網絡以外自生自滅。

電影以樸素的方式將新自由主義下的生命政治展示出來，當新自由主義宣稱政府必須製造但不能干預市場，所謂的「去規管化」——從各個社會領域中抽身，讓資本進場。不過，國家權力從未因此消失，而是以另一種治理方式、另一套修辭，將社會碎片化後的個體玩弄於股掌。在新自由主義的體制下，個體只有一種身份——經濟人，不符合遊戲規則的將被驅逐到社會邊緣。當政府宣稱社會福利只會對最有需要的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種種複雜的行政措施卻是將不合資格的個人驅逐到社會主流以外，過去作為社會矛盾調和緩衝的福利制度，如今弔詭地成為社會區隔的操作機制。

Photo Credit：傳影互動

丹尼爾其實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中的理想公民——終其一生努力工作、自食其力，從不求政府協助，也拒絶「偷懶」，工傷後希望盡快復工。當他打算申請工傷補助，雖然醫生認為丹尼爾不適宜工作，政府卻派出既非醫生亦非護士的「醫務專業人員」，以電話訪談方式判斷丹尼爾可即時復工，因此並不符合工傷補助的申請資格。

丹尼爾要求覆核，卻必須面臨漫長等候。福利署官員建議他改為申請失業援助，卻被迫接受一連串苛刻且不近人性的條件，如申領期間需不斷「不找」工作——更要提供各種紀錄，包括求職網站搜尋紀錄、剪報、僱主回信等，以證明自己已盡一切努力尋找工作。丹尼爾一度未能提供任何證明，官僚便判定他沒有盡力求職，違反了申領原則，勒令參加履歷寫作工作坊。

擁有40多年工作經驗的丹尼爾求職從不靠紙本履歷，行內從未有人置疑，但政府的福利機構完全套用了企業的遊戲規則，要求所有申領援助者準備一份符合商業世界要求的履歷，作為「認真求職」之證明。電影中，工作坊的履歷導師就是一副典型商界成功人士的嘴臉，將面前的參加者都視為等待救濟的失敗者。新自由主義作為霸權，必然同時是一項文化計劃——以一套企業文化行諸各行各業，其他文化都是不理性、無助社會發展的，政府更積極參與其中，制定各種繁複的條例與程序，以其經濟化的邏輯規訓個體。

對丹尼爾來說，在工作坊上面對企業人尚且可以調侃一下作為抵抗，但問題不是沒人賞識他的工作經驗，而是因醫生的建議，即使有人願意聘用也不能應聘，所謂的「求職」只為履行申領補助之政策規定，在這制度下被逼「玩假」，徒具形式的行動更會招致情感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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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逐戶求職，終得園藝公司老闆賞識，致電告知脫穎而出，他只能坦白婉拒，結果認真篩選應聘者履歷的老闆非常生氣，丹尼爾亦深感懊悔。倫理的短路，成為壓倒丹尼爾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決定親手終結這場泯滅人性的疲勞遊戲，奪回作為人的尊嚴。他回到福利署，聲明退出所有援助申請，只等工傷補助的覆核結果——這才是他最希望、亦最名正言順的社會補助。他在福利署的外牆用油漆噴上黑色大字，控訴失能的政府將他趕上絕路，雖被警察帶走，卻贏得路人的掌聲。

最後丹尼爾死了，就在他的律師告知有勝訴把握、覆核訴訟開庭前一刻，在洗手間心臟病發身亡。丹尼爾原本打算在法庭讀出的控訴，由他停工期間偶遇的好友、單親媽媽在喪禮上代為讀出。控訴書的最後一句簡潔而有力：

我，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個公民，不多不少，謝謝

I, Daniel Blake, am a citize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Thank you

從此世間再無丹尼爾．布萊克；或者在這新自由主義統治的世界，人人都是丹尼爾．布萊克。

導演堅盧治（Ken Loach）無意渲染悲情，丹尼爾放棄社會援助後由體制以外、同樣位處邊緣的人所挽救，單親媽媽凱蒂（Katie, 海莉絲．奎爾斯飾）與一對子女成為丹尼爾的親人，共同度過生活的困頓，即使被無孔不入的新自由主義霸權所驅逐，生命仍可以倚靠最原初的人倫關係重拾尊嚴、抵抗體制，這是向來具有左翼關懷的堅盧治為現實留下的一道暖光。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