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毓仁專欄】解決青年貧窮,只要稅改和修勞基法就夠嗎?

【許毓仁專欄】解決青年貧窮,只要稅改和修勞基法就夠嗎?
Photo Credit:總統府@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總統蔡英文上任後,先後快修勞基法與稅改,彷彿這就是青年低薪的特效藥,然而從經濟奇蹟走到平庸成長的台灣,真正需要的應該是打破傳統製造產業觀念的產業策略,讓政府從指導、規範者轉換成引導者,才能在不斷改變的全球市場中保持彈性。

最近,立法院在時程短促、討論有限的情況下,通過了勞基法及所得稅法的部分條文修正案,不難看出政府對勞基法與稅改寄予厚望,畢竟這兩項法案,皆被政府視為是有助薪資提升以及減輕年青受薪階級負擔的解方,是解決台灣低薪沈痾的政策大利多。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邏輯,真的有辦法實質照顧基層勞工與青年嗎?

事實上,政府已慣於透過包裝漂亮的數據,例如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失業率的降低或股市萬點來形塑台灣經濟復甦、社會富裕的假象,但這存在著一個弔詭的現象,試想,十多年來,台灣的GDP整體而言是上升的,但分配給「勞動」的比例,即所謂的「勞動報酬份額」卻未見起色。猶記得民國79年時,台股首次站上萬點,「台灣錢淹腳目」成了那個時代的寫照,社會上,民生百業興盛,對比現時政府口中的「股市榮景」,卻未反映在市井小民的生活上。

這次的稅改,社會多聚焦在政府大幅調高標準扣除額、薪資、身心障礙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等減稅小惠,卻忽略了在此次稅改中,營所稅僅從17%調至20%,幅度不大。從股市首次站上萬點至今,已近30年,經濟果實分配的遊戲規則悄然的被改變,資本家慣於灌輸「不景氣」的社會氛圍,勞工要求高薪或組織工會捍衛自身權益成了一種在「不景氣」中共體時艱的奢望,更令人詫異的是,政府竟也積極配合,從這次被評為「富人吃肉,小民喝湯」的稅改即可看出些許端倪。

當金字塔頂端的消費持續成長、市井小民消費力道的不斷減縮,這樣的失衡,政府必須正視。

其實,全球化和分配不均是存在於當今國際社會普遍的兩大重要經濟課題,追根究底,全球化作為市場經濟的當然邏輯,台灣長年低薪,不脫製造業外移、國內產業結構沒有成功轉型等因素。

總統蔡英文日前先說基本工資3萬元是她的夢想,後又在去(2017)年媒體年終茶敘中,祭出改善低薪的五解方,包括讓產業順利升級與轉型、持續鼓勵企業加薪、基本工資的調整不會停、政府提供足夠的職訓及減輕年青人的生活負擔等等。低薪(或說薪資停滯),不僅成為台灣當今重要的社會議題,甚至激化了世代與勞資間的嚴重對立。

典範轉移:從經濟奇蹟走向平庸成長,台灣下一個世代的產業策略在哪裡?

台灣從過去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典範,走向經濟衰退與平庸成長,口號式的政策主張無法真正解決因經濟成長趨緩所導致的薪資停滯、勞資糾紛、房價過高與投資不振。經濟復甦要有動能,也唯有讓薪資強勁成長,才得以提升家庭所得及消費能量,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思考下一個世代的產業策略,「讓台灣再次偉大!」

15年來,台灣的實質薪資無法隨著實質GDP成長而提高,若細究GDP平減指數(即生產品價格)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即消費品價格)間的消長,GDP平減指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於2002年出現交叉,前者出現衰退,後者則持續上漲,凸顯出台灣貿易條件的惡化,也就是「出口商品價格下滑」、「進口商品價格上漲」與台灣產業結構的困境。

Photo Credit:研之有物

台灣產業的附加價值持續下降、製造業大量外移,無法創造國內的就業機會以及中小企業佔比過高,規模與國際化程度的不足,皆嚴重限制了企業主加薪的空間。

因此總的來說,台灣要脫離目前的經濟發展遲緩泥淖,關鍵還是在於如何將GDP的餅做大,發展附加價值高的產業來擺脫低薪循環,而非透過口號宣示或冀望於透過勞基法的修正或稅改,能改善低薪、勞資從此和諧的不切實際的完美想像。

社會實驗的思辨:最低工資法與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實踐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塞德希爾・穆萊納森(Sendhil Mullainathan)是研究貧窮對認知影響的主要學者,他曾經透過些許社會實驗,證實身處貧窮或經常對金錢擔憂,將影響人們的認知能力,這種影響對人而言和與整晚不睡有80%相似;《不平等的痛苦(The Spirit Level)》作者理查·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是英國的流行病學家,他領導了有關社會因素對人們健康影響的國際研究,他用了超過24個福利指標來衡量,從健康、幸福到犯罪,在貧富差距、不公平的社會的表現都比較糟糕。易言之,貧窮不僅對個人,甚至對整個社會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

國際勞工組織(ILO)「2016 / 2017全球薪資報告」揭示近年來全球各地薪資成長減速,從2012年的平均2.5%降至2015年的1.7%,創四年最低,德意志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日前也曾納悶的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看見薪資成長的跡象,是一件奇怪的事,顯見低薪是全球各國政府共同面對的難題。

但沒有解方嗎?

根據ILO的研究顯示,全球近九成國家都已立法保障最低工資,台灣則在蔡英文於2016競選期間提出勞動政策六大主張中,提到主張訂定「最低工資法」來扭轉勞工低薪的趨勢,但任期已近二分之一,立法的進程仍舊趕不上薪資惡化的程度。

事實上,早先於1970年,ILO即通過第131號公約,明定了「最低工資制應具有法律效力,並不得予以降低。」隨後約有100國以立法形式規範了最低工資,例如土耳其於2004年開始強制實施最低薪資後,薪資不均的現象減少,過長的工時也逐漸縮短。相較於台灣缺乏法制基礎的「基本工資審議會」,「最低工資」的入法將能更周延保障勞動權益。

瑞士無條件基本所得UBI倡議者的戶外推廣活動
Photo Credit:RT/ 達志影像
瑞士無條件基本所得UBI倡議者的戶外推廣活動

另外,更有甚者提出「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概念,給予國民不設限(縱使有工作收入),無論貧富,提供能滿足生活所需的基本收入,並提高勞工的勞動尊嚴。這個近似烏托邦式的狂想,也獲得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在去年的哈佛大學畢業演講上的大力讚言;2016年競逐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人的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對UBI也表示「倍感認同(absolutely sympa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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