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性侵受害者，我們能不能不要急著說「可是」？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

所以，直到好久好久以後，我長大到她不再能這樣做為止……小學前的那一天，是我第一次試著正面拒絕她，也是最後一次。

我曾經試著告訴老師。老師稱讚我很有創意，是個想像力豐富的孩子，「只是這些想像不太好」。或許她覺得，這只是男孩荒謬的亂倫幻想。或許她是對的，在那個時候，我們是教育宣導中永遠不會出現的故事。我們是反暴力手冊裡優先被撕掉的一章。我們是亂倫幻想，荒謬的白日夢，統計上的界外值，不重要的小數點。

所以15歲那天，我很後悔自己沒有留下來。

如果留下來了，他會不會對我做更多的事？如果他做了更多的事，而我其實是不願意的，那是不是就不只是性騷擾而已了呢？有可能是性侵害嗎？如果，在那之後我依然用戲謔的方式告訴L，而L也依然願意憤怒地抓起我的手，說：「走！我帶你去討公道！」——那麼，我是不是就終於有機會，做一次合格的性侵受害者了呢？

陳潔皓在《不再沉默》裡寫到一段經驗：

我會尋找牆壁的一塊汙垢，或一張椅子，或一張桌子，然後幻想我對它們說出我內心的委屈和痛楚。我時常對著牆壁和桌椅哭泣。我不知道除了它們以外，還有誰能理解我的痛苦。（p.61）

第一次讀到時，我想：是了，就是這樣。

有一段時間，我很羨慕那些具有天賦的人——儘管這樣說，非常政治不正確。我羨慕他們能夠在關鍵時刻，讓自己的意識離開，到結束之後再回來。我羨慕他們能夠飄浮在天花板，像看電影一樣地看著自己，直到事情終了。我羨慕他們能夠解離。

我沒有這樣的能力，只能發展別的辦法。

小時候，孩童可能有著幻想朋友，也可能將玩具當成有生命的存在。我的枕頭便成為這樣的存在，變成了「他」。他和我一起經歷所有的事情。大人不會在意一顆枕頭是否在場，於是很多時候，我都可以帶著他。我將注意力集中在接觸他的地方，比如臉或者手，那麼其他地方的感受，就沒有那麼強烈了。那麼，無論發生什麼事，與他在一起就是安全的。無論發生什麼事，至少他會相信我。

他和我，這就是「我們」。

其實，我並不恨我的行為人。我不恨她，因為在長大過程的旁敲側擊裡，大概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那個時候，她崩潰了。她被多重壓力推擠出理智的樁界，而社會安全網絡沒能接住她。她所做的，不過是她當時以為自己唯一能做的事罷了——竭盡所能不顧一切地抓取可能的浮木。我剛好從她身邊漂過。就算不是我，也可能是其他人；就算沒有其他人，也還有她自己。

我也不恨家人。老實說，我甚至不曉得他們到底知不知道這一切曾經發生過。

可是，我無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助人工作者。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我討厭社工，討厭諮商師，討厭老師，討厭警察。我甚至討厭婦女團體，討厭女性主義者。我恨他們。有時候，我想殺死他們。我想要他們閉嘴。

有一次，我去聽一位耕耘性別運動多年的倡議者演講，其中一段在分析台灣性別運動與法律的關係。她提到一個例子（為了不讓聽過同場演講的人猜到是誰，我決定稍微改寫）：有一對夫妻在睡覺，睡到一半，老公突然很想要，就把手伸進老婆的衣服裡求歡。老婆被驚醒了，她不想性交，但考量小孩在旁邊睡著了，只好任老公得逞。後來鬧上法院，法官說：這不是性侵害啊！因為小孩沒醒嘛！代表女方沒抵抗嘛！代表不是強制性交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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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名法官的性別意識非常糟糕。性侵害的重點是「違反意願」而不是「武力脅迫」，「沒有抵抗」更不代表「不想抵抗」。

然後，這位倡議者話鋒一轉，說到台灣的性別運動也開始關注男性囉！也意識到男性可能是受害者喔！比如剛剛的例子：一對夫妻在睡覺，睡到一半，老婆突然很想要，就把手伸進老公的褲子裡……

她停在這裡，做了個滑稽怪誕的表情，台下聽眾笑成一團。這個例子沒有再繼續下去了。當時，我低下頭，專注呼吸，用盡全身的力氣將自己壓在椅子上。現場的聽眾有很多是社工，其中有人曾經對我說：「我們的服務不會拒絕男性求助，是男性自己不來。」

我曾經以為，自己可以在女性主義中找到一點位置，但後來發現這不過是夢事空花。當時我遇到了一些女性主義者——我不會說他們「半吊子」或者「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者」，我只會說，他們太著急了。

他們太著急了，著急地告訴我：我知道，我明白，我瞭解，「可是」。可是，那也許是性啟蒙。可是，那只是猥褻。可是，不要把性特殊化。可是，被插入才是性侵害。可是，男孩也許很喜歡呀。可是，那不是女性主義的錯。可是，女人比男人更慘。

時至今日，我不會否認他們的看法——除了那些性侵迷思——我知道，不要一直留在受害者的位置。我知道，女性主義也關懷男性。我甚至在這些對話之前，就知道要理解我的行為人當時面臨了哪些難處。可是，在那個時候，這些話都太快了。

可是，可是，可是。可是，銜接在「可是」後面的，才是人們真正在意的事。

我想，這種對助人工作者的憤怒與厭惡，反映出來的大概是恐懼吧。因為，比起性侵害本身，他們帶來的二次傷害，原來更能將你千刀萬剮。彷彿你努力了一輩子將散裂的信任感拼湊起來，只為了讓他們輕輕巧巧地再次敲碎它。

我們從來都沒有得到過一次承認。好，沒有關係。可是，可不可以至少，不要再給我們更多的否認了？

直到我開始工作，身邊出現好多好多的社工同事。我知道她們都是好人，但與她們互動時，仍不由自主地恐懼、憎惡、憤怒。當她們說話的時候，每一個字都讓我提心吊膽，唯恐當中突然挾帶了能讓我粉身碎骨的否認。共處一室或擦身而過的時候，我會直覺地數起她們姓名的筆劃，來讓自己忽略悚然的身體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