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時代是否隱含帝國主義(上):David Harvey如何曲解利潤率?

新自由主義時代是否隱含帝國主義(上):David Harvey如何曲解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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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Smith與Harvey之爭不只是理論和實證研究問題,也是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面臨身處的國家厲行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時,如何省察國族主義建構而重新團結勞動與受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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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hn Smith(工人、首屆Paul A. Baran-Paul M. Sweezy紀念獎得主、英國雪菲爾大學Sheffield University政治學博士)
譯者:周世瑀(工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封良(工人、臺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博士)

譯者序
國族仍是用以改進人類狀況最佳的手段。——特朗普(Donald Trump 2017)

John Smith是當代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Smith(2016)在《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化、超級剝削和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就曾對David Harvey歐洲馬克思主義(Euro-Marxism)的立場,提出了深刻批判。2017年8月26日Smith再度嚴詞批判Harvey。Smith指斥,Harvey是個帝國主義的否認者,而Harvey直至目前,卻未對Smith的批評作出回應。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Smith批駁Harvey的主要原因有二:

  1. Harvey否認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The Law of the Tendentia l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也不認為資本主義帶來的系統性危機與利潤率下降有任何關聯。
  2. Harvey身為北方國家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否認北方帝國主義國家對南方工人的剝削,而他企圖改革經濟結構的論點,卻又輕忽資本主義運作的實際動力。

Smith與Harvey之爭非但是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問題,也是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面臨自身所處的國家厲行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時,如何省察國族主義建構而重新團結勞動與受壓迫者的問題。事實上,Smith與Harvey間思想上突顯的差異,有其脈絡可循。猶如,列寧(Vladimir Lenin)與考茨基(Karl Kautsky)就帝國主義本質為何的論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階段或是政策?資產階級國家為追求資本積累的結盟合縱究竟是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並且分贓或是走向世界和平?

Harvey對《資本論》(Capital)和帝國主義的詮譯,仍未跳脫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格局。以下,我們可以先回顧《資本論》就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討論,再檢視Harvey的解讀。希望藉由釐清Harvey訴求和團結的對象究竟為何,幫助讀者理解列寧在1914年之前「將帝國主義戰爭轉化成內戰」(Lenin 1946) 之呼籲並不只是百年前的歷史,也是身為工人的我們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必須面對的抉擇。這也是,我們對Smith與Harvey兩人的交鋒,以及Harvey的緘默絕不該等閒視之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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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arvey
利潤率為何趨向下降?

當代的馬克思經濟學者,例如Guglielmo Carchedi (1992)、Alan Freeman (2015)、Andrew Kliman (2007, 2011, 2015a, 2015b)、Fred Moseley (1991)、Michael Roberts (2009, 2015, 2016)、Anwar Shaikh (2016) 透過探討利潤率趨向下降,試圖以實證研究佐證該法則對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解釋力。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簡單描述《資本論》就利潤率的討論。

馬克思(Karl Marx 1991)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以極大篇幅指出利潤率趨向下降的重要。一般來說,決定利潤率(p)的因素得由以下方程式顯示。s為剩餘價值。c為固定資本。v為變動資本。當利潤率的分子與分母同時除以v,我們可得出二個影響利潤率的關鍵因素,即剝削率/剩餘價值率(s/v)和資本有機構成(c/v)。

p=s/(c+v)
=(s/v)/(c/v+v/v)
=(s/v)/(c/v+1)

從以上的方程式,可歸納出三種情況:

  • 其一,若剝削率維持不變,而資本的有資構成增加,利潤率便會下降。
  • 情境二,若剝削率和資本有機構成二者皆增加,但前者增加幅度卻不及後者,利潤率便會下降。反之,前者增加幅度高於後者,利潤率則會上升。
  • 情境三,若剝削率增加,而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利潤率便會增加。

由此觀之,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並非線性規則,而是辯證觀點,下降或上升皆構成了該法則的一部分(Carchedi and Roberts 2013)。情境二與情境三的利潤率上升正是資本家為了抗衡利潤率趨向下降所採取手段。Harvey對利潤率的理解和馬克思主義截然不同,我們之後會再討論。

馬克思指出,利潤率趨向下降係「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漸次發展之獨特的體現」。他直言,自Adam Smith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對此一問題,一再思索,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而此一難題至此已獲解決 (Marx 1991: 319)。

相信讀者不免疑惑,若資本的有資構成增加,會使利潤率趨向下降,資本家為何仍競相引入勞動結約型科技,作繭自縛?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曾以「超額利潤」(surplus profits)的概念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矛盾。

他指出,當某個資本家採用尚未普及的新生產技術,提高工人生產力,即使他的商品售價較其競爭者為低,卻仍然高於該商品的價值,因此該資本家便能自其中獲得「超額利潤」,即高於一般水平的利潤 (Marx 1991: 345)。換言之,在工作日長度維持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家傾向以新科技縮減必要勞動,並相對增加剩餘勞動。

馬克思指陳,「利潤率下降和加速積累」皆是生產力發展的「相同過程之不同表現」。資本「積累涉及工人的大規模集中,從而使資本有機構成增加,故而加速利潤率的下降」(Marx 1991: 349)。逐利為驅動資本擴張所必需,長期而言,資本有機構成漸增,利潤率便會趨向下降。

馬克思並進一步闡釋利潤率下降與資本主義危機的關係。他指出:「總資本的增殖率,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一如資本增殖係生產的唯一目的)」(Marx 1991: 349-350)。「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之形成,進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利潤率的下降⋯⋯促進⋯⋯投機、危機並導致資本過剩」(Marx 1991: 350)。利潤率趨向下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生產力的發展⋯⋯的特有限制」,此事「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和其僅為歷史、過渡之性質」(Marx 1991: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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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家如何反擊?

不過,馬克思提醒我們,資本家不會坐以待斃,大幅增加剝削率和減緩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可於短期內消減或對抗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資本必須依賴國家力量加以積累,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抽剝,正是資本家暫時消減利潤率下降的方式。

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經由貿易,資本家可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因為當地發展程度較低,使用奴隸和苦力,剝削程度較高,故而利潤率也比一般為高(Marx 1991: 345)。 簡言之,「超級利潤」(superprofits)並不仰賴勞動節約科技,而是依賴「較高的剝削程度」。此一觀念與「超額利潤」相對。

列寧(Vladimir Lenin)在1916年的書寫中也曾提及超級利潤。他指出,壓迫者國家的資產階級經由剝削受壓迫者國家的工人獲得超級利潤(Lenin 1964a)。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從未提及利潤率趨向下降一詞。不過他指陳「資本輸出」為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

資本主義之所以為資本主義,正因為「剩餘資本不會用以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會輸出……到落後國家,以提高利潤。在此等落後國家,通常利潤高……資本稀少,土地價格低,工資低,原料便宜」(Lenin 1946: 688) 。我們不難看出資本輸出是為了抵消利潤率下降。殖民地或半殖地「工資低」故而剝削率高,「資本稀少」故而資本有機構成低,如此一來,資本在該地「通常利潤高」。

一如馬克思,列寧所提的超級利潤,與帝國主義國家以貿易之名,行抽剝之實,密不可分。Smith (2016)所提的帝國主義理論,正是將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二相結合。而全球勞動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所驅動的生產全球化和超級剝削,即將工資壓到比勞動力的價值低,正是其中的核心概念。

因為利潤率趨向下降是資本主義的致命傷,資本主義又僅為過渡和歷史的性質,當帝國主義國家將全球南方納入其「剩餘價值生產體系」時(Smith 2012, 2016) ,資產階級同時製造了自身的「掘墓人」(Marx and Engels 1910: 29)。故而Smith堅持,我們必須以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推翻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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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如何曲解利潤率?

國族正是資本主義分化國際工人階級團結的利器。資本跨國積累始終以國家為根據地。Harvey言必稱馬克思,卻否認美國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南方低工資工人。Harvey辯稱:「若利潤率趨向下降的法則是正確的,(因競逐相對剩餘價值而)普遍引入勞動節約科技,則會使受資本僱傭的勞工趨向減少⋯⋯但在檢視了全球勞動參與率後,我們卻看到全球勞動力的大量增加。」(Harvey 2015: 50)

Harvey對利潤率趨向下降另闢蹊徑的解釋,相當另人訝異。全球南方僱傭工人的增加雖不屬於情境一,但分子的變化可能為情境二或情境三。若無實證研究分析剝削率和資本有機構成二者的實際變化(Kliman 2010a, 2010b; Callinicos and Choonara 2016),我們難以證明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舛誤。然而Harvey對剝削率的分子與分母變化如何影響利潤率一事毫無興趣。依他所見,全球勞動人口不降反升,不僅證明了機器並未取代人力,也說明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與利潤率趨向下降無關。

Harvey看待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方式倒是值得玩味,只要不屬於利潤率趨向下降的原因都有可能。Harvey認為,他能提出「更好的方式思索危機的形成」,從而自「資本循環的分析」著手。如「金錢資本稀少」、「勞工問題」,「科技與組織變動的失衡」、「欠缺有效需求」皆為原因 (Harvey 2010a: 117) 。

Harvey力陳,世界充滿「變易與複雜」,並無「無單一因果理論」可以解釋「危機的形成」,尤其像是「馬克思經濟學者所說的……利潤率趨向下降」。他主張,危機的形成與「金融體系」密不可分。企業「壓低工資從而壓抑有效需求」也是原因之一。而憑藉「信貸系統」可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Harvey 2010b) 。

但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若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原因歸根究柢在於「欠缺有效需求」,工人階級何須推翻資本主義?我們只要冀望於資產階級左翼政府「改革」資本主義,提高「有效需求」即可。對英國歷史不太陌生的讀者或許知道,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工人階級視若寇讎。他明言,「階級戰爭時我會與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在同一陣營」(Skidelsky 2005: 371) 。

列寧(Lenin 1964b: 387-388)曾道:「社會主義形於言、沙文主義形於行……的徵象,就在於此類「社會主義領導人」……趨附「本身的」國族資產階級利益以及「本身的」國家利益,……絕大多數所謂的大國已然剝削和奴役許多弱小民族。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為了分贓和重新分贓而戰。不與機會主義者的偏見進行「國家」問題的鬥爭……勞動人民便無法擺脫資產階級影響。」

Smith並非不知南方次帝國的資產階級不僅不以北方所行的剝削壓迫為戒,反而深好國際勢力重組和資本輸出。但是他本著批判始於自省,矛頭首先指向自身所在的壓迫者國家。Smith對北方國家的批判,絕不應成為南方資產階級用以保衛「『本身的』國族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國家利益」的工具。

Harvey的國族主義成見絕非個案。全球南方滿口社會主義,滿腦子資本積累的左翼,不僅所在多有,比起Harvey更是等而下之。因此我們在觀察和理解Smith與Harvey之爭時,應當先自省Harvey與南方國家左翼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若將Smith與Harvey的論戰放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脈胳,此事彰顯了國家雖有南北,資本卻無分南北。正因國際工人階級終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我們既無祖國,也不分南北。

新自由主義時代是否隱含帝國主義(下):John Smith對David Harvey的批判

John Smith原文刊載於《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網站 (2017年8月26日),該期刊及作者已授權中譯,本譯文僅供非商業及教育使用。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