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歷史問題」再認識(五):為什麼日本的道歉永遠「不足夠」?

中日「歷史問題」再認識(五):為什麼日本的道歉永遠「不足夠」?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到底用「謝罪」還是用「道歉」,本質上不是關於如何看待歷史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政治考慮。中國難以答應的原因,是中國無法接受一個經濟強大的日本成為政治大國。

但如果說70年代的道歉是「實際不能接受的」,僅是因為對抗蘇聯的現實利益而接受;那麼,在日後無須考慮蘇聯威脅之後,再重提「道歉」問題,不能不說是一種基於實用主義的「反言」。這種做法和北越先是為了中國的援助而承認「西沙群島屬中國」後來又反口有何不同?

對於日本以及所有國家來說,以國家名義的道歉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國家道歉,除了意味著真正的歉意之外,還需要達成某種政治目的,比如和解。很難期望一個國家作出無法得到任何回報的道歉。這是一個政治現實。日本的道歉也是這麼回事。但和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單方面能夠做的事,而是要靠雙方的努力。正如伯格(T.U. Berger)所說,即便是道德楷模的德國,在亞洲也恐怕難以道歉得讓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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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是日本作出道歉最頻密的時代,標誌著日本道歉高峰的村山富市的講話就是這時出現的。「村山談話」,一方面是左翼上台的結果,另一方面,也不乏現實政治的考慮。其時也是日本實力最強勁的時期,日本很有意願在當時解決這個問題,從而為歷史問題打上句號,為進一步「正常化」鋪平道路。於是在1998年,韓國和日本達成協議,日本用了謝罪(Shazai)的字眼,韓國則答應不再以歷史問題作為日韓交往中的問題。

這並不是指不再於歷史上進行學術爭論,而是指不再以歷史問題作為理由反對日本在國際上成為正常國家。可是這個妥協後來成為了一個現成的壞例子,眾所周知,後來韓國並沒有遵守承諾,仍然繼續糾纏歷史問題。最近,日本與韓國在2015年的《日韓慰安婦協議》也因爲韓國反悔的原因而重陷僵局。這是一個負面例子。

當時,日本也想和中國達成這個協議,如果中國答應不在歷史問題上糾纏,日本也會正式用謝罪的字眼。但被江澤民訪日時斷然拒絕了,江更在訪日期間不斷地高調提及歷史問題,甚至在天皇的晚宴上也如是,把氣氛搞得很僵。日本也大感失望,從此斷了這個心,轉而用道歉問題(以及參拜等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

由此看來,到底用「謝罪」還是用「道歉」,本質上不是關於如何看待歷史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政治考慮。中國難以答應的原因是中國無法接受一個經濟強大的日本成為政治大國。

進入2010年代,中日實力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實力已經超過日本。歷史認識問題可以被中國當作繼續打壓的日本的牌,惟日本再難以用道歉和參拜等作為籌碼。現在日本也知道了,如果說了這麼多次道歉都被認為是不足夠的話,那麼再多說道歉,或者再用謝罪都於事無補。

於是,日本也不在乎進一步的道歉和歷史問題,轉而從現實安全及民主價值觀的角度出發,在新的戰場上展開和中國的輿論戰。2013年,中日展開「伏地魔之爭」,互相數說對方是「伏地魔」正是如此。

就在中日爭議日益激烈之際,德國兩次出手勸誡。2014年,習近平訪問歐洲,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送給他一幅1735年的德國出版的中國地圖,地圖上南海諸島與釣魚島都不在中國國境内。或許,德國希望表明,釣魚島與南海諸島的領土糾紛都事出有因,有其歷史經緯,以「自古以來」的心態當然無法達成諒解。

2015年,梅克爾在日本東京發表演講,再次以德國的經驗為例,一方面告誡日本要誠實地面對歷史,另一方面也呼籲他國要大度「如果沒有鄰國的寬容大量,和解便無法達成。」梅克爾的演講無疑點出了中日韓陷於戰爭問題的僵局的核心原因。它既和日本自身有關,又和中韓兩國有關。與其單單責備日本,還不如說在東亞缺乏化解仇恨的政治氛圍。

明眼人都知道,包括道歉在內的所謂歷史問題,純粹是手段而非目的。現在中日之間的問題,從小處說,是爭奪亞洲主導權的問題,正如中日之間在歷史上數次爭奪那樣;從大處說,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權和早已成型的國際秩序和規則之爭。

2015年中國大規模閲兵,紀念「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但在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之際,也不可忘記2014年就是一戰爆發100周年之時。無論一戰還是二戰,留給我們的教訓都是同樣深刻的。

善良的普通民眾能夠理解受害一方對得到真誠道歉的渴求,但也同樣能夠理解作惡一方的後人被要求對祖父輩做過的錯事沒完沒了地道歉的沮喪。愛好和平的人們衷心希望中日能夠翻過這一頁,以大局為重,為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繁榮而努力。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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